客观实在的时代（第111页）。这个时代的特征便 是主视与客观，本质与存在，精神与世俗，理性与 情感的截然两分（在某种意义上，宗教改革以后个 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世俗化与合理化的进 程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类思想特征在社会一历史 中的显现)。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法律与宗教的彻 底分离原是不可避免的。 三 割裂法律与宗教带来的灾难，标志着一个阳 时代的终结。而要重新统法律与宗教，首先必 须克服渗人了一切分折形式的一元论思维模式。 这种克服不是简单地向以往的历史复归，而是在 更高的水准上达到辩证的综合，伯尔曼认为，新 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 面，“非此即被'让位于亦此亦被”。·再是主体 反对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不再是意识 反对存在，而是意识与存在同在；不再是理智反对 感情，或若理性反对激情，而是整体的人在思考和 悠受”（第114页）。这意味着法律与宗教都将扩 展到其他学科、行业和社会进程，意味着法律与宗
教的解释者、观察者不冉把它们看成是认识对象， 而把它]理解为自己也参与其中的事业。如此， 则法律与宗教的固有畛域必将消失，正义的便是 神圣的，神圣的便是正义的（在最高的层次上面）， 否则，既没有正义，也没有神圣。 在伯尔曼看来，这便是未来的新时代。然而 要进人这新时代，仅凭综合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对 于新时代的信任，有全身心的投人，面这就意味着 整个社会的新生与再生。这里，伯尔曼提出了再 生的概念，从而把我们带入到一种深邃而又允满 激情的经验之境。 这是一个社会精神上的死亡与再生，这种死 亡与冉生不只是观念与行为或者意识形态的澈烈 改造，而是超越法律和宗教的。“一个体味过这类 经验的杜会牙认，它的生存条件是难以忍受的，它 承受自己以住的失败，自甘消解；然而同时，它超 越了它的过去而复生，展示出新的天堂和新的尘 世，并且着手尝试着把它新的倍仰作为自已的生 存方式.”（第120页）伯尔曼把这种体验比作佛陀 在出家求道过程中体验到的那种“领悟”，比作十 字槊上基督口诵诗篇中所描述的绝望与获数。而 这，正是西方社会在诸如1789年和1917年曾经 一10-
有过的体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人类今天可 能会有的体验。 表面上着，二十世纪的人类铰以往征何时候 都更富足和强大，但实际上，我们文可以说它比任 何时候都更匮乏和孱弱。它创造出了足以毁灭自 身的力量，但却失去了对这力量的控制；它能够告 诉我们几十万年以前和以后行星的某种变化，对 于自已的命运它却茫然无知；它还没有完全摆脱 贫困，却又直接面对着生存的危机：能源危机，生 态危机，核战争的危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令人 苦恼的地区或者全球性问题：种族问题，宗教问 题，都市问题，犯罪问题，代沟问题，两性问题，公 止问题，效率问题，发俄问题，文化问题，等等等 等。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已的问题，每一种问题都 有自己特殊的原因，但是在所有仲突之后，都有一 种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群体意识的失落，创立 团体之能力的丧失”。（第122页）在伯尔曼看来， 这也就是死亡的体验。 ·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人类发展史上的紧要 关头。伯你曼寄希望于人类大同·一并非先知 们观念中的大同，而是表现于政治、经济和文化蜊 度中的人类联合：己备雏形的共间法，有兼望生 -11
的人类宗散。此外，伯尔曼还特别提到六十年代 追布于美国的地方自发性团体或公社（绝不是近 年来出现在我国沿海地区并且发屁颇快的那种民 间团体。这些融巫术与迷信于一·，颇具帮会色彩 的民间组织不具任何再生的创造力，它们在本质 上属于那个死去的旧时代)。这些自发性团体虽 然通常总是短暂的，但却为杜会提供了关于再生 的有益经验：在一段时间里面，公社成员完全与公 社融为一体，“共同面对死亡，苦难，战争和压迫， 共同迎接生；共同施予爱，共同劳作服务，他们感 到过去的传统业已枯竭，社会已厄运当头，但同时 文心感笃定安然，似乎已脱胎换骨，重获生命。” (第129页) 希望尚在，但要实现这希望，必得有大智大 勇，有激情和创造力。 四 所有这些，听上去显得那么遥远，但文拟乎颜 为切近。·东方与西方，置身于同一个星球，面临同 样的困厄。然而，同一种大背袅下而，不同人群面 临若全然不同的问题。 -12w
伯尔曼谈到的那种理性思维与心灵感受，或 者，客观观亲与主观体验之间的分裂，在我们也不 能算陌生。但是运用二元论的结果，我们要么把 人看作神，要么把人当作奴隶。表现在这里的种 种笨拙，其实恰好说明，二元论从来不是我们的传 统。我们的传统乃是和谐，和堵的最高境界5是 人、物、自然、字宙的交融千一。这不是主体与客 体的交互作用，而是“物我两忘”，“物我不分”。间 时，这种和谐的观念义带有强烈的道德意味，而这 正是我们全部文化最为根本的特征。 我们的法律并不是西方人愤常理解的那种， 毋宁说，“它们不是法律，反倒简直是压制法律的 东西”。〔黑格尔的评语，见其《哲学史讲演录》卷 一，第119页)它是执行道德的工具，是附加了刑 罚的礼。这种道德化的法律与法律化的道德其实 应叫作礼法，一如希伯莱的法律只合名为律法。 道德无所不在，法也就“包罗万象”，但是对于个人 来说，法不但意味着国家的暴力（刑），通常还是耻 辱的象征，因为它所惩罚的，总是不道德。于最， 它又成为正常生活之外的东西。所谓“出于礼则 人于刑”，这既是合，又是分，它表明我们古代的法 律只具有否定价值。这样的法律，自然不具有（也 —13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