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导言 001 大清帝国是曾立基于今日中国地区的政治实体中最庞大的一 个。山比起其在1644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国，清帝国的疆域是明代的 两倍多，而人口则超过明代的三倍，至清末已达到5亿之多。在清帝 国内不只有视自己为“中国人”的人群，亦有许多过去从未整合进中 国王朝政体中的族群，包括西藏人、维吾尔人、某些蒙古部族、西南 边境的缅甸人与傣人、台湾及其他新近被开发的边疆与内陆高地之原 住民，乃至于占有清帝国皇位、后来被称为“满洲人”者。其广大领 土或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众多且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 紧张关系，都为其后续政体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承继。可以 从许多角度来看待清帝国，其中之一便是将之视为2000年帝制中国 史的最终一章。 能统治这个史无前例的广大帝国近300年之久，是由于清朝在 其全盛时期发展出比之前任何朝代都更有效率也更有效力的行政管理 与沟通体系。而能同时养活史无前例的众多人口，则是因为其生产力 002 水平不仅远迈前代，其经济管理的体制可能也较之前世界任何地方都 更有野心，也更有效。四研究中国艺术与文学的学者，或许可以合理
地主张清代的美学作品不能与唐代的诗歌、宋代的绘画或明代的瓷器 相媲美，然而其活跃兼容的文化在这些领域都有卓越贡献，且更在小 说、戏剧，甚至是印刷报刊等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上开疆拓土。虽说把 中国历史上任何时间点视为与世隔绝都是错误的，然而清帝国与欧亚 大陆另一端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在性质上无疑比过去更为密切，同时 也有更多冲突发生。此影响至今仍未解决。 与四五十年之前相较，史家对大清帝国有相当不同的理解。实际 上，或许恰当地说，在20世纪50与60年代世界大部分地方实际上 没有“清史”这种说法。当然，中国史家长久以来以代代相承的统治 王朝来组织中国历史，根据儒家朝代循环的模式兴衰更迭，清代仅可 当作是这其中的最后一个王朝。根据这个观点，1912年之后初兴的 中华民国政府如同之前的新王朝一样，开始编修官方的前朝历史，终 而在1927年出版由前清遗老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例5年之后， 无畏的学者萧一山出版了他自己的《清代通史》，尔后基本上成为这 个科目的标准模板。四 然而至少在西方，20世纪下半叶之前儒家朝代式的史学写作传统 已不再风行。取而代之的是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将中国过去500多年的历史，以1842年区分为两段的观点。他是美 国的中国现代史学之父，以惊人的旺盛精力撰写教科书、为其他大学 培训师资，并且监制了一套具有开创性的现代东亚史学术丛书系列。 依照他的观点，1842年之前的中国历史是“传统中国”的一部分 而“现代中国”则从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带来的西方“冲击”开 始。从此清朝历史被分为两个部分，由两群不同的学者分别研究 虽然费正清从未明言（即使其他人这么说），1842年分水龄之前的帝 制中国史本质上是“停滞”的，真正有发展性的变化则始于中国对西 方的回应，但是其时代分期却有这样的暗示。四受到哈佛学派的影响 而产出的最佳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中，理所当然地只简略地涵盖清朝前 导
200年，而绝大部分关注焦点仍是从1842年到现在，也就是“真正的” 西化的现代时期。四 费正清及其追随者抱持的这些明显具有欧洲中心观的时代分期， 并未受到中国史家的挑战。在列宁主义认为西方帝国主义是中国近 代唯一主导力量的假定之下，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以鸦片战争为分 界，将其学者组织划分为历史研究所与近代史研究所。而在台北，受 到“现代化理论”的风潮所及，“中央研究院”也分设历史语言研究 所与近代史研究所两个机构，分别研究1842年之前与之后的时期。 虽然战后日本的清史研究未有如前述划分的制度，但是也以类似的分 工为基础。特别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东京大学学者，对他们来说： “现代”中国从鸦片战争方开始。 在20世纪70年代确实有一些少数派的声音，这些声音让当时 如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学者感到非常兴奋。然而就我所知，当时只有 项学术倡议迥然不同地主张将清代史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忽视了鸦 片战争的分界。此为当时尚为研究生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于1965年在耶鲁大学创办的期刊，这份实属学会通讯的刊物鲜明地 以“清史问题”(Ch'ing-shih wen-t)为名。而在中国，难能可贵 的《清史研究》在约25年后的1991年方开始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 研究所出版。周 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清代史研究之演进主要以三个重要 的修正性转向为标志，唯此情况并不限于美国。首先是转向20世纪 70年代与80年代缓慢成长的社会史。这个转向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 由法国历史学派及其标志性刊物《年鉴》(Annales:économies,soc 论és,civilisations)所激发的欧美史研究。他们的重点不在政治、军 004 事或外交事件，也非过去的伟大人物；强调的不仅是“时局”(co juncture),而是相对的、在历史“长时段”(longue duree)中缓慢 消长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结构(structure)。例这个学派对中国史领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域略为迟来的影响由两个因素促成。首先是美国的中国史学者逐渐吸 收了“二战”后日本中国史学者庞大的社会经济史著作，接着是台湾 与北京的大量清宫档案先后在70与80年代向外来研究者开放，令 学者可以尝试进行年鉴学派所主张的那种长时段历史研究 此社会史转向之结果有三。第一，史家开始批评“冲击与回应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模式对中国近代史起了重要作用 的观点，转而将焦点集中在中国内部的各种变化，强调中国自身的历 史有诸多可能性，而非停滞不前。这个新潮流由费正清大弟子之一 的柯文(Paul Cohen)精简地以“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这句话来表示。o在这种对清史的修正论叙述中， 西方对清帝国的影响日益被边缘化，这是必要的修正，但也许往后亦 会引来对这种修正观点的再修正。最终，一旦我们更适切地以清朝的 观点来理解清史时，历史学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带回来” (bring the West back in). 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的经济奇迹 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促成的第二个社会史转向之结果，是逐渐抛 弃了对清史的失败者叙述。探究如“为什么19世纪的中国没有资本 主义或工业化”（通常与明治时代的日本做相形见绌的比较）之类的 研究问题，现已被视为是建立在受误导甚至是错误的前提之上。比较 社会学家与美国的中国史专家开始主张至迟到18世纪中叶，清帝国 可能比大部分的西欧有更繁荣的经济与普遍较高的生活水平。 第三个，也是更显著的结果是关于时代分期。就在将清朝视为一 连贯整体的观点开始胜过“传统/现代”的二元区分时，朝代鼎革亦被 视为仅是中国历史结构演进中表面的涟漪。1975年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曾评论道： 社会史家逐渐开始认识到，从16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 005 30年代的这段时间，乃是自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学者放眼中 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