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钟士|025 茫，但仍然激励无数读书人年复一年地为科考而学习。由贫至富、由 挨饿的一介书生至受人款待的帝国学者，这一巨大跳跃是不寻常 的。然而，成功的可能性未必能缓解社会不满，维持文明持久不变。 科举体制也使高等文化为绅士所继承享有。在特定时期，如清 初，考试科目包括法律和行政实践。最流行的考试题目是关于文学 与哲学，并用难以掌握的八股文作答。这些题目来源于儒家经典，参 试者需要事先背下这些内容。不论他们的地域与背景有多么不同， 所有的士大夫都能理解文言，并且受教于公认的儒家经典。这一共 享的高等文化将绅士与不能读文言、写书法、明儒理的普通民众区 分开来。不幸的是，科举制度也鼓励死记硬背那些政府决定的正典。 有人批评科举禁锢了人的创造性思维，培养了懒惰者而不是有独创 性的人才。这意味着一个有前途的学生，5岁开始学写字，11岁背诵 四书五经，12岁精通做诗，之后开始习八股。如果一个学生能够不气 馁地严格坚持这个时间表，他将在15岁的时候参加第一次乡试。第 一次儿乎不可避免地落榜，但是通过多次努力，他可能在弱冠之年 20岁成为生员，为白己及家庭获得荣誉。大多数人在24岁时才通过 乡试，平均31岁成为举人，36岁成为进士。实际上，有志功名者的生 活似乎就是没完没了的考试。例如，乡试实际上由三场不同的考试 组成；如果一个人通过考试，成为生员，为了保持他的绅士地位，他 将不得不每三年参加一次考试，直到年老。已达殿试水平的中等绅 士只需花160多天的考试，来达此目的。 然而，对所有人来说，很少人真正会质疑这一制度背后的合理 性。通过考试的人由于花了时间，因此在这条路上获得承认。可以 说，他们与另外那些走同一条苦路、把毕生献于精通古典文化的人 拴在一起。但是失败的人怎么样呢？在底层，屡敷屡战的有志功名 者，为了攀登最顶峰，他们必须经历深深的失落感与挫败感。成为生 员的人更加了解，除非登上高峰，否则多年的努力不能换来官职。中
026|中华帝制的衰落 央政府试图通过定期奖励资深的生员，成为有资格捐官的贡生（帝 国的学生)，来缓解怨恨。然而，挫败感仍然会产生不满。麻烦在于每 个人都知道成功的几率是六千分之一。帝国晚期的中国社会比任何 传统和最现代的文明都要向上移动，但是精英的发展被严格限制， 不得志的生员经常在社会反抗中寻找出口。许多叛乱，甚至大的暴 动，都是由不满的下层绅士或花了多年时间在更高级别考试上的有 抱负者领导发动。但是，地方上的声望避免了这种不满完全失控。社 会认可，被看做是早已有之的象征性的装饰，满足了最低功名者的 虚荣心，将他们与一般人区分开来。 地方特权：作为社会阶层的绅士 功名不是一切：绅不是地位的唯一限定词。明清小说中，衣衫槛 楼的生员形象成为陈腐的喜剧角色。下层绅士勉强糊口，他们经常 被描绘成贫困潦倒、倚靠上层的机会主义者，教授乡村“大户”子弟 进行“笔耕”。历史学家回头看这些肖像，立刻意识到，有功名者比来 自世家或望族的地方名流的地位要低。固然这些家庭没有功名，但 他们明显属于被时人称之为的地方绅士。结果，从“绅”这一面只能 看到绅士的一半画像：即仅仅通过帝国政府授予的功名来定义绅士 身份。什么是“士”一组合词“绅士”的第二个字？ 在周朝的经典著作中，“士”是用来描述效力于“王”的贵族。最 广为接受的定义是：有官职的人。公元前6或公元前7世纪之前，官员 都是贵族出身。由于孔子就是士，这一词的意义逐渐延伸到包括文 人一知识贵族而不是贵族出身。到清代，“士”宽泛地用于描述地 〔18】功名是钟士的秩义定义，它与东方式专制相适应。精英离开政府而存在是 不可能的。把中国看做东方式专制的历史学家证明，尽管地方精英在地方 拥有很大的权力与权威，但是政府依然全面控制着伦们
第二章绅士|027 方精英的领袖人物，他们未必是“绅”。《知县须知》将他们定义为“地 方领袖”，“确切说是依靠他们劝说人们顺从政府的命令”。作为 士，绅士不仅仅归功于政府的创造：而是基于财富、教育、权力和影 响力等地方特权，它拥有自已独立的地位。 这一定义以极端的形式与前文的功名标准形成尖锐的对比。在 这一名义下，绅士是一个与地主联系在一起的阶层，而不是社会集 团。在明代，这些地主拥有大量地产。到清代，他们深深地介入市镇 不动产和高利贷。有人争论说，有功名者终究是来自于富人阶层，还 是别的地方？但是通过考试需要花费，老师费用高，一般的农民家庭 儿乎不可能为那渺茫的希望，腾出人力，而且学习也不能立刻带来 回报。有钱但没有正式社会地位的人必须努力获得功名，如果获得 官职的话，就可通过宫镣关系和政治影响力维持家族的财产。 这样，“士”的解释就从获得功名的个人转移到社会上显赫的家 庭或家族。的确，11世纪以后，中国绅士的发展符合士大夫如范仲淹 所强调的，家族有灌输儒家道德规范、照顾穷人的社会责任。家族通 过投资族产，获得收人，资助备考学生、贫穷的孤儿寡妇，并把个人 资产分配给贫穷的族人，大体上缓解经济上的不满。所有这些，政府 自然赞成。于是，家族既不会变成精英与地方官竞争控制农民的丁 具，也不会因与其他家族争夺财产与水权太过，而致乡村陷人家族 冲突当中。 已有成就催生新的成就。获得族产的宗族发展壮大，反过来，宗 族也需要提供存在的理由和保证获得更多财产的资源。就宗族成员 看来，宗族应该最大限度获得正式的绅士地位，分担准备科举考试 (19]Chang 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 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p.32
028|中华帝制的囊落 的经济负担。最成功的家族是那些按照家族成员天赋分配任务的家 族。四一些务农，一些从商，爱好读书的成员被鼓励争取功名来光耀 门楣。 这种荣耀不仅仅是社会成功的光彩，它也代表了政府银饷所散 发的光芒。尽管清代官员任期很短，但是他能够在任期间为他自 己和家族累积财富。常规俸禄很高(18世纪总督年俸18000两，或 23400银元)，加上大量的常规赠款如漕规（粮食税，是税收的一部 分)和礼品。对一个知县来说，这些收入每年共计达30000到40000 两。他的上级的正式与非正式的收入则更多，清朝的总督每年轻易 就能获得25万两银元。部分的钱财回到族库，因为在漫长的求学期 间，是家族将他培养成一名官员。许多家族自动规定官员捐献额度， 并十分期待有更多的捐献来提高宗族声望。这通常包括购买“义 田”，它的租金成为“公尝”的收人。例如在19世纪的苏州，望族拥有 将近两百万亩的义田。土地不是投资的唯一途径。18世纪初，富户开 始越来越多地投资典当业。到19世纪，控制乡村信贷是绅士收入的 主要来源。 官职绝不是收入的唯一来源，但是它肯定能充分解释，宗族热 心于在家族中培养未来的官员的原因。如果一一个大富之家缺乏科举 考试的候选人，它可能会为此收养一个聪明的邻居的孩子，或与其 他家族缔结婚约，将女儿许配给他们的子嗣。对19世纪长江下游91 个家族的一项研究表明，四最有声望的家族通过这一方式，能够保 留他们的社会地位至第8代，超过两个世纪。最为显赫的望族竟然保 持声望长达21代，550年。苏州范仲淹的家族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20)因此在出生的时候，算命、骨相学和相面术都非常重要。 〔21】每一任期约2年。 〔22】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商务出版社1947年版，第9496页
第二章绅士|029 他在11世纪建立的基业存留到20世纪，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成为重 要的地主。这意味着家族成员不需要在每个时期都出任高官。在中 国只有一个家族一—著名的莆田林氏一在整个明代都不间断出 任高官。许多在京缺乏威望的望族仍然可能是土，除非重大的政治 动乱将威望带走。 绅士的双重性表明王朝晚期中国社会的多重复杂性。13世纪以 前，绅士与大众被截然分开，社会差距通常很大。到明清，杜会景象 便更难以一种刻板的形象来描绘。早期儒家以“士一农一工一商”来 区分社会等级并不难，但是到16世纪，当观察者注意到官僚精英显 著的地位时，很快便发现以这种绝对的方式来划分社会是不可能 的。乡村社会至少包括与帝国最高权力相联系的京官、充当塾师或 地方幕僚的下层绅士、缺乏功名却拥有相当高地位的大家族，高利 贷者和市场经纪、富农、自耕农，成功的佃户，以及穷苦的农民。如果 这个地区周围有一个重要城市，那么城市的设置会使事情变得更复 杂。这对精英与大众的绝对区分构成挑战：异族通婚、官僚的流动 性、商业的成功和社会动荡等交织在一起，不同社会类型群体存在 于可见的变化之中。对贫苦农民来说，突然跳跃到社会顶层是不可 能的。有时，一个有野心，有天赋、小有财产的农民能先成为大地主， 继而投资商业和典当，再获得下层绅士地位，他的下一代便有可能 进入有教养的绅士小集团，参与管理帝国的事业。 公共事业与私利 历史学家强调绅士双面性的这一面或那一面，但他们也只看到 了绅士的社会道德角色。对19世纪的西方观察家而言，绅士通常似 平是有序社会的支柱，家长式地将农民引向更高的道德准则，利他 地发展慈善与管理公共事业，居高者承担农民的安全与保护。另一 方面，对许多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当代历史学家而言，绅士说教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