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4中华帝制的落 提到的水利工程统计制表，历史学家现在能够说，早在3世纪就有相 当数量的移民开始渡过长江，进入拥有季风气候、热带丛林的南方。 唐代，移民迅速增长。13世纪晚期移民数量达到高峰，之后开始下 降，直到1700年相对稳定。此时，中国大半人口已住在长江以南。在 这一历史时期，民族的差异将人口分成两个区域。北方人说着各种 官话，人口更少的南方人则发展出难懂的方言，如广东话、客家话 和福建话。宗教的差异也存在，社团性宗族在南方也比在其他地 方广泛得多。 移民们在长江之外发现了一个青葱苍翠的新环境。这是雨水充 足，年降水量在70一150厘米之间。人们开发围垦地，修筑新堤，发明 踩踏水泵灌溉稻田。温和的气候延长了3个月的生长期，帝国政府在 11世纪从东南亚引进新品种早稻。南方农民使用新种和有机肥料， 每年能有两熟或三熟。到1300年，中国南方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 业技术。人口激增，全国人口超过1亿。 水利灌溉工程与北方相比规模要小得多，但是他们要求更大的 劳力投人和持续经营。政府负责治理黄河，私人则承担维护长江下 游绝大部分的运河、堤坝。十八九世纪，这类工程由绅士负责，他们 未必都是地主。然而，1700年之前，长江三角洲水利工程的费用似乎 大部分由富裕的地主负担。这些地主依靠大庄园的地租生活。) 这些大庄园曾经可能是完整的土地，至少是到明代。它们由地 主的地产组成，直接监督劳力，再加上佃农耕种的偏远而分散的小 [9】北方的manor与南方的estate是一个中文，这两个词没有她对的不同。 个大的不同是manor是正式的，作为帝国的礼物，estate是非正式占有 (以明代江南的“公共用地”为例，是非法的)。我所做的区分不是绝对的 关于这一主题的一些术语和历史编撰，马若孟有过讨论。见Ramon H. Myer,Tranformation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 tory,Joumal of Asian Studiea,February,1971.pp.265-277
第一章农民1015 块土地。中国南部地主制的发展与士大夫的兴起紧密相关，下一章 将会对他们进行描述。成为绅士的特权之一就是豁免徭役。加之，绅 士的政治影响力经常意味着他们的土地可以免除财产税。这样，越 来越多的土地被免税，自耕农的负担加重。这些自耕农交不起税，但 别无选择，只能把他们的土地转手给更有影响力的地主或绅士，并 成为他们的农奴或佃户。农奴和佃农的界限很难明确划清。农奴-一 生从事体力活，像奴隶一样可以买卖，他们的后代通常继承这个身 份。另一方面，佃农跟土地绑在一起。土地被卖掉，他们也跟着一起 被转手。法律上，只有官僚家庭允许拥有农奴，但是非绅士家庭以收 养穷人的孩子之名，行此之实。这样，他们便拥有一群没有自由的劳 动力来耕种土地。 公元14世纪晚期，明朝第一个皇帝没收长江流域的地产，归还 给农民。但是，对南方的绅士而言，明代税收系统仍存在大漏洞，于 是农民被迫再次把他们的土地，委托给更大的土地所有者。到16世 纪，虽然经济商业化开始削弱维持佃农和农奴的社会制度，但佃租 还是像以前一样高。越来越多的市镇增加了穷困农民交流的机会 卑屈的个人怨恨被放大为反对长江下游大地主的集体怨恨。1644 年，明朝北方沦陷，农奴和佃农在南方发动暴乱，要求撕毁他们的租 佃契约，归还土地。 18世纪30年代，清朝取消农奴制，然而佃农制仍存留。最终中国 南方约有一半的土地在农民手里，这也是投资土地利润下降的结 果。富人发现把钱用于投资城里的房地产或放债会获得更大的利 润。然而，地主所有制在南方比在北方更占主导地位（见表1-1）。中、 富农的财产分布在长江南北几乎是相同的：约30%的人口拥有40% 的土地。但是在南方，贫富存在巨大差距，3%的人口控制约50%的耕 田，而南方贫农阶层人数是北方的三倍。 分配不均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南方公有资产数量大。富裕的家族
016|中华制的衰落 大量投资于信托和地产，这些由家族的负责人来经营。为了家族的 仪式、福利和教育，他们购买土地和当铺赢利。其他的组织一一绅士 办的慈善机构、乡约、水利局，甚至秘密社会，使中国南方比北方的 乡村社会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也反映了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具 有更高的商业化程度。帝国晚期，地区间和国际间的贸易增长。在那 以前，独立的农民基本上不受市场关系的影响。例如，在湖南和福建 的商业化地区，农民交租给居外地主时，谨慎地最大限度利用、控制 粮食贸易价格来获利。就这方面，个别耕者被卷入到非个人化的经 济力量当中：遥远的省会粮食价格的变动，伦敦对茶叶需求的变化 或者大阪丝绸衣物款式的变化。 人际关系与阶级冲突 有时，非个人化的市场关系的直接影响被上层与下层、买者与 卖者培养的人际纽带所缓和。十七八世纪，尽管许多地主居住在外， 但是具有家长意识的精英们仍然帮助减轻乡村生活的不确定性，减 少普遍的阶级冲突。晚明以来，租佃契约显示家族关系被延伸到租 约。农民以提供家族婚葬服务作为交换，期望地主在特别的宗教节 日能宴请他们。在最南部，很多农民实际上就是他们宗族的佃农。因 此，如果长者遵守宗族条例，农民便能获得福利、饥荒赈济，甚至教 育机会。如果不存在家族纽带，个人关系可以通过上下阶层的感情 来加强。于是在款收或粮食价格下降时，佃农可能希望劝说地主碱 租。当然，成功的几率受经济因素影响。有时，某个区域（以17世纪晚 期湖南中部为例)人口相对减少，佃农的需求变大。地主为了维持佃 农的忠诚，会给子他们特殊照顾。有时，劳力供过于求(19世纪20年 代的江苏)，地主会更少关注农的利益。 家长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充满矛盾。上层对农民怀有复杂情 感，农民或临时工也对他们爱恨交织。如果经济情况改变，他所签署
第一章农民|017 的保护佃农安全的契约，将是束缚的工具。当土地与劳力供给分 配平均时，双方互表亲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调节成功。但如果 人口施于土地的压力过重，社会关系就会变糟。经济宽裕与真实需 求仅一步之遥。当平衡根本不利于他们时，农民发现他习惯的、对自 己有利的工具（与地主关系和谐：为了快速而简易的贷款而依靠放 债者：为经济作物依赖变动的市场价格)束缚了他的生存。之后，敌 意引发战斗，锄头变为武器，富人的别墅被烧为平地。然而，一旦这 种平衡恢复，生产率超过人口增长，农民便滑回他们最熟悉的人际 关系，重新开始乡村日常生活。 整个帝国晚期，中国南北的农民动荡在有序与无序、稳定与叛 乱之间。只要自然资源够人生存，天平就倾向于乡村稳定。但是，人 口的持续增长最终打破了这一平衡，特别是16世纪之后。此时，葡萄 牙和西班牙海员将他们在美洲发现的粮食作物介绍给中国人，如玉 米、红薯土豆以及花生。这些新的食物资源，在不能耕种的沙土和 干裂的山坡上茁壮成长。1600至1850年，耕地面积增加2倍，人口则 增加了3倍，从1亿5000万增加到4亿3000万。人口稀少地区，如长江 高地，也有人安家落户。数百万南方人移民海外。数百万（大多是北 方人)人移民满洲。尽管如此，人口压力持续增长。到18世纪70年代， 人口增长远远超过土地的承受能力。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尽管 起义失败，这只是一系列重要叛乱的开头。这些叛乱动摇了帝国的 根基，打破了农民与绅士之间古老的平衡。 10]一直以来，人们过多依赖这一观点。将佃农与土地摆绑在一起、地主把佃 农当农蚊一样出售的契约也被看做是使佃农免受任意驱逐的设计。“随田 佃户”的习惯做法使新的地主无权抛开所购买土地的细户，尺要佃农继线 交租，地主就要保证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一田两主"提供了相似的保护
018|中华帝制的衰落 表1-120世纪中国南方与北方土地占有情况 中国北方 2 地主 3 中国南方 口人口比例 留土地占有比例 表中数据来源于Chen,Han-seng,The Chinese Peasan,Oxford: 0 xford Pamphlets on Indian Affairs,1945,p.22.陈偏笙教授高估所有 制，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他的数据是基于20世纪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