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中华帝制的襄落 社会内部有发生变化的条件，这条件就是中国在长期封建 社会中所达到的高度的发展。“) 我个人的研究不是寻找现代化的前提，而是试图分离出欧洲帝 国主义全盛之前，中国社会变迁的内部资源。 前现代中国的王朝历史大略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公 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以青铜时代开始，以先进的炼铁技术时 代结束。在此期间，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孕育出复杂的官僚体制和 伟大的儒家思想经典。第二个时期，或帝国早期，约从公元前200年 到公元200年，包括秦中央集权和汉朝的统治，后者征服中亚，创建 法典，开设官学，扩大官僚系统并使之理性化，儒家思想成为政府信 条。汉朝衰落，中央政府分裂，第三个时期开始，从3世纪到6世纪，存 在许多不同的王国，部分属于异族人，他们控制帝国的部分地区。军 事封建蔓延，哲学家弃儒就道，佛寺遍及各地。 在帝国中期，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政治统一再次实现。唐 宋的辉煌时代，中国诗歌、绘画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儒家获得复 兴。军事贵族受到钳制，文官管理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宋被迫南 下，第五个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14世纪。许多异族人政权控制中国 北部，最后元朝消灭宋朝，统治整个帝国。14世纪，明朝将蒙古赶出 中国，开始前现代中国的最后一个时期。在帝国晚期，明清复兴儒 家思想，征服整个中亚。对大多数东亚国家来说，明清是高等文化和 文明的象征。 那时，中国社会由绅士支配。绅士包括正式在官僚系统任职的 (1Albert Feuerwerker,ed.,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M.L T.Universit订Pcss,1969,p26.(见黎澍：《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历史所 究》.1959年第3期。 一译注)
引言1003 士大夫精英和非正式地处理地方事务的地方名流。在他们之下是农 民，占人口最多数，是帝国的经济基础。伴随着新作物的引进，农业 产量提高了，食物供应相应加大，这导致在公元1400年至公元1800 年间，中国人口增长3倍多。人口剧增引起晚期帝国的基本社会变 化：农民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变化：绅士的增多：经济的商业化 这些进程共同构成一个长期、动态的内部发展，它对19世纪中 国抗击西方和日本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中国适应了欧洲的挑战 但是它对外部刺激的回应，极大地改变了正在独立演变的社会内部 力量。老的精英对新阶层让步，互相适应变成相互冲突，帝国的政治 中心开始解散。1912年，最后一个王朝灭亡。伴随着君主制的结束，传 统文明瓦解。国家幸免于文化分裂，但是政治统一破碎。尽管此后出现 了更有活力的中国，但是界定新政体的革命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 中国王朝 前1600一前1046 周 前1046-前256 秦 前221—前206 汉 前206一公元220 三国 220-280 晋 265420 南北朝 420589 隋 581618 唐 618-907 五代 907-960 宋 960-1279 元 1271-1368 明 1368-1644 清 1636-1911 表中朝代纪年除汉、宋、明三朝纪年无改动，其他朝代纪年均依 据《辞海》（第六版）《中国历史纪年表》改动。 编者注
第一章 瓷
第一章农民1007 农民的刻版形象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提高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用毛泽东 的话表述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2然而，无 论多么真被地想对传统中国的农民致意，历史学家发现对老百姓重 要性的欣赏只是情感上的，要超越这点极为困难。尽管历史记载充 满了他们的身影，然而对于当时人而言，这些耕作帝国土地、养活了 帝国统治者的“黎庶”只是一个抽象的刻板形象。他们无闻无名，只 能由统治者来定义，直到近代，他们才获得自我的政治实在，开始学 会为自己说话。 在20世纪的革命以前，中国农民被描绘成两种不同甚至矛盾的 形象。第一种是将农民看做勤劳的自耕农。儒家的重农主义者喜欢 将他们视为农业社会的中流砥柱。由于农业被奉为“本业”，因此 农民理论上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超过工”“商”，仅低于管理帝国 的“士”。勒俭是理想化的农民形象，他们艰辛劳作，乐意交税，来回 〔2)引自《纽约时报》，1971年11月6日。 〔3)本书中，“儒家”指的是流行于唐朝以后的政治与道德正统观念
008中华帝制的衰落 报统治者家长式的关心与爱护，这样的关爱是统治者理应慷慨给 于的。 然而，农民也被视为是叛逆的。第二个同样令人熟悉的儒家式 描述：这些“黎庶”是一群负重而沉默寡言的牲畜，很容易变为“红巾 军”或狂热异端，间歇性地攻击主人。每当时局变坏、饥荒肆虑，农民 军使在绝望与愤怒当中壮大，他们攻城略地、驱逐官吏。中国政治理 论家们认为这些大众运动极具重要性，他们的反抗代表了上天对现 任帝王统治的否决。虽然很少有叛乱领袖掌权，但是他们领导的运 动却预示了一个新朝代的来临。 这两种并存而又完全不同的角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不矛 盾。“农民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今天仍然如此。他们扎 根在土地上，受季节支配，常常一生都在从事繁重的日常劳作。当政 治腐败、经济匮乏发生时，他们便从这一角色走出来，稍后就坚定地 依附于叛军中激进的佛教先知或野心勃勃的匪首。不难看到，梁启 超一1898年的改革者，将清朝几个世纪的统治看做一个漫长而血 腥的农民暴乱史。仅19世纪，中国官方资料就记载了无数暴乱，留下 一幅社会根基不稳、混乱持久的景象。这只是其中的一面，却被晚清 异常紧张的阶层关系所扭曲。1800年，帝国遭遇经济困顿，它逐渐将 中国农民几个世纪的非暴力积怨汇聚起来。 农业与土地保有权 理解农民两面性的另一方法是考察农业制度和土地保有权。中 国历史从一开始，农业制度和土地保有权就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北 方和南方。在北方，农业发源于黄河流域。公元700年前，那里的定居 耕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一早期中华文明的心脏区域相对比较干 〔4)或者将之放入天命理论的历史语境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