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有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土司,共十卷,对于南方民 族,包含西南民族在内,就有比较系统的记述了 关于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资料是相当多的,但真正说得上是民族历史 撰述的并不多,系统地记述民族重新组合的书简直就没有了。至于记述民族 重新组合中某一过程或某一过程的片断记载是不少的。在这两个时期,汉文 撰述以外,用少数民族文字的有关撰述究竟还有些什么,这还需要进行长期 的工作。 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还是以按地区记述作为主要形式之 或记一个地区的一些民族,或记述一个地区的主要民族而兼及其他民族。 这还是《史记》以来的传统。其次,是以记少数民族政权为主,再及其他有 关的史事,如《十六国春秋》、《魏书》、《辽史》、《金史》等。再次, 是以时间为主的编年体,如《资治通鉴》记少数民族史事。这种体裁的好处 是可以按着时间的发展看出同一时期不同民族的情况;缺点是这种流水账式 的纪事方式,难于使人得到要领。再其次,是以事为主的纪事本末体,如《资 治通鉴纪事本末》记民族史事。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形式比起前 代,要丰富一些。 这两个历史时期民族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于某些人很容易滋长其 民族歧视的情绪,对又一些人,也可以开阔其在民族问题上的视野。前者可 以江统的《徙戎论》为代表,他在晋惠帝时,反对羌氐在内地居住,主张把 他们迁出去。他说:“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 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锺,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 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骯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 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 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 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 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诸羌,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徙扶风、始 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羌氐一类问题究竟应当如 何解决以及能否解决得好,不是这里要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的是江统的思 想。他那种不愿羌氐居于沃土,不愿这些民族自身的发展,不愿以平等的态 度看待他们的思想,在晋以后地主阶级学者中是相当普遍存在的。 唐太宗在民族问题上态度是开明的。他曾说:“夷狄亦人耳,……不必 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① 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 太宗以后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和杜佑,在民族问题上都是很有见识的。刘知 几在所著《史通·称谓》中,在论到晋人对十六国的态度时说:“续以金行 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 比诸群盗。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这 是刘知几从历史家应有的忠于史实的立场来立论的,在当时这是进步的思 想。在刘知几以前,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说:“自晋永嘉之乱,皇纲 ①《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十二月:《唐会要》卷九四,北突厥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
《明史》，有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土司，共十卷，对于南方民 族，包含西南民族在内，就有比较系统的记述了。 关于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资料是相当多的，但真正说得上是民族历史 撰述的并不多，系统地记述民族重新组合的书简直就没有了。至于记述民族 重新组合中某一过程或某一过程的片断记载是不少的。在这两个时期，汉文 撰述以外，用少数民族文字的有关撰述究竟还有些什么，这还需要进行长期 的工作。 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还是以按地区记述作为主要形式之 一，或记一个地区的一些民族，或记述一个地区的主要民族而兼及其他民族。 这还是《史记》以来的传统。其次，是以记少数民族政权为主，再及其他有 关的史事，如《十六国春秋》、《魏书》、《辽史》、《金史》等。再次， 是以时间为主的编年体，如《资治通鉴》记少数民族史事。这种体裁的好处 是可以按着时间的发展看出同一时期不同民族的情况；缺点是这种流水账式 的纪事方式，难于使人得到要领。再其次，是以事为主的纪事本末体，如《资 治通鉴纪事本末》记民族史事。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形式比起前 代，要丰富一些。 这两个历史时期民族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于某些人很容易滋长其 民族歧视的情绪，对又一些人，也可以开阔其在民族问题上的视野。前者可 以江统的《徙戎论》为代表，他在晋惠帝时，反对羌氐在内地居住，主张把 他们迁出去。他说：“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 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锺，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 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翫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 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 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 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 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徙扶风、始 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①羌氐一类问题究竟应当如 何解决以及能否解决得好，不是这里要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的是江统的思 想。他那种不愿羌氐居于沃土，不愿这些民族自身的发展，不愿以平等的态 度看待他们的思想，在晋以后地主阶级学者中是相当普遍存在的。 唐太宗在民族问题上态度是开明的。他曾说：“夷狄亦人耳，……不必 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① 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② 太宗以后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和杜佑，在民族问题上都是很有见识的。刘知 几在所著《史通·称谓》中，在论到晋人对十六国的态度时说：“续以金行 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 比诸群盗。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这 是刘知几从历史家应有的忠于史实的立场来立论的，在当时这是进步的思 想。在刘知几以前，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说：“自晋永嘉之乱，皇纲 ① 《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十二月；《唐会要》卷九四，北突厥。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
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朝,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 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隋书·经籍志》虽有对十六国的某些 国家“假名窃号”的批评,但承认他们有“君臣忠义之节”和“经国字民之 务”,这是以相当公平的态度待人,跟刘知几对待戎羯的态度不尽相同而大 致接近。 杜佑在《通典·边防总序》中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自 然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有些鄙风弊俗,汉人和少数民族原来都有。后来汉 人把它们丢掉了,而少数民族却没有能加以变革,因而民族间的差距就出现 了。把杜佑的这个观点用现在的话提高了说,这种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所处 社会发展阶段之不同。当然杜佑的看法是很朴素的,而在当时却很难得。上 引刘知几的看法,是关于历史家治史的态度问题。杜佑的看法,是直接关系 到社会历史的本身。但对于同样的鄙风陋俗,为什么有的民族已经加以改变, 有的民族却不能改变呢?杜佑没有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 杜佑反对对少数民族的武力征服,他从历史上列举这类活动的危害,说 历代观兵黩武,讨伐戎夷,爱自赢秦,祸患代有。始皇恃百胜之兵威,既平六国 终以事胡为弊。汉武资文景之积蓄,务恢封略,天下危若缀旒。王莽获元始之全实,志 灭匈奴,海內遂至溃叛。隋炀帝承开皇之殷盛,三驾辽左,万姓怨苦而亡。夫持盈固难 知足非易。唯后汉光武深达理源。建武三十年,人康俗阜。臧宫、马武请殄匈奴。帝报 曰:“舍近而图远,劳而无功;舍远而谋近,逸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 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于戏!持盈知足,岂特治身之本, 亦乃治国之要道欤!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字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西陲青海 之戎,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恒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 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 他强调说:“前事之元龟,足为殷监者矣。”但他也只是从大唐政权的利害 来说,还不是从少数民族的利害来考虑的。这是由于杜伟之时代和阶级的局 限,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仅就上述观点而论,杜佑是继承了司马迁而论列了 更多的事例,是更有说服力的。 宋元之际,胡三省以毕生精力注《资治通鉴》,往往因解说史事,流露 出他的民族情绪,《通鉴》卷一百六十四:“梁武帝天监六年,韦叡救锺离, 大败魏军于邵阳洲。”胡三省注:“此确斗也。两军营垒相逼,旦暮接战, 勇而无刚者,不能支久。韦叡于此,是难能也。比年襄阳之守,使诸将连营 而前,如韦叡之略,城犹可全,不至误国矣。呜呼痛哉!”又,卷二百八十 五,开运三年:“契丹入汴,帝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 自称‘孙男臣重贵’,太后亦上表称‘新妇李氏妾’。张彦泽迁帝于开封府, 顷刻不得留,宫中恸哭。帝与太后、皇后乘肩舆,宫人宦者十余人步从,见 者流涕。”胡三省注:“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亡国之耻, 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胡三 省的这些注,实质上表述了他对当时民族屈辱的沉痛感情。这种感情是正当 的,与一般的狭隘民族情感是不同的。 民族史撰述和地方志、纪事本末的发展 ①参看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感慨篇》
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朝，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 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隋书·经籍志》虽有对十六国的某些 国家“假名窃号”的批评，但承认他们有“君臣忠义之节”和“经国字民之 务”，这是以相当公平的态度待人，跟刘知几对待戎羯的态度不尽相同而大 致接近。 杜佑在《通典·边防总序》中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自 然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有些鄙风弊俗，汉人和少数民族原来都有。后来汉 人把它们丢掉了，而少数民族却没有能加以变革，因而民族间的差距就出现 了。把杜佑的这个观点用现在的话提高了说，这种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所处 社会发展阶段之不同。当然杜佑的看法是很朴素的，而在当时却很难得。上 引刘知几的看法，是关于历史家治史的态度问题。杜佑的看法，是直接关系 到社会历史的本身。但对于同样的鄙风陋俗，为什么有的民族已经加以改变， 有的民族却不能改变呢？杜佑没有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 杜佑反对对少数民族的武力征服，他从历史上列举这类活动的危害，说： 历代观兵黩武，讨伐戎夷，爰自嬴秦，祸患代有。始皇恃百胜之兵威，既平六国， 终以事胡为弊。汉武资文景之积蓄，务恢封略，天下危若缀旒。王莽获元始之全实，志 灭匈奴，海内遂至溃叛。隋炀帝承开皇之殷盛，三驾辽左，万姓怨苦而亡。夫持盈固难， 知足非易。唯后汉光武深达理源。建武三十年，人康俗阜。臧宫、马武请殄匈奴。帝报 曰：“舍近而图远，劳而无功；舍远而谋近，逸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 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于戏！持盈知足，岂特治身之本， 亦乃治国之要道欤！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字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西陲青海 之戎，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恒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 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 他强调说：“前事之元龟，足为殷监者矣。”但他也只是从大唐政权的利害 来说，还不是从少数民族的利害来考虑的。这是由于杜佑之时代和阶级的局 限，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仅就上述观点而论，杜佑是继承了司马迁而论列了 更多的事例，是更有说服力的。 宋元之际，胡三省以毕生精力注《资治通鉴》，往往因解说史事，流露 出他的民族情绪，《通鉴》卷一百六十四：“梁武帝天监六年，韦叡救锺离， 大败魏军于邵阳洲。”胡三省注：“此确斗也。两军营垒相逼，旦暮接战， 勇而无刚者，不能支久。韦叡于此，是难能也。比年襄阳之守，使诸将连营 而前，如韦叡之略，城犹可全，不至误国矣。呜呼痛哉！”又，卷二百八十 五，开运三年：“契丹入汴，帝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 自称‘孙男臣重贵’，太后亦上表称‘新妇李氏妾’。张彦泽迁帝于开封府， 顷刻不得留，宫中恸哭。帝与太后、皇后乘肩舆，宫人宦者十余人步从，见 者流涕。”胡三省注：“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亡国之耻， 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胡三 省的这些注①，实质上表述了他对当时民族屈辱的沉痛感情。这种感情是正当 的，与一般的狭隘民族情感是不同的。 民族史撰述和地方志、纪事本末的发展 ① 参看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感慨篇》
明清时期的民族史撰述跟地方志和纪事本末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汉书·地理志》和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都著录了一些道,其中 有甸氐道、刚氐道,狄道、羌道、蟪道、蒲氐道。道是县一级的行政区划, 其职责是“主蛮夷”。象甸氐道等地方,就是氐、羌、族等民族聚居的地 方。另外,《汉志》和《续汉志》还著录有夜郎、临羌、大夏、旄牛等地方, 虽未称道,大概也是民族地方。地志中著录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可能就是 从两汉书开始的。后来的纪传体史书,有地志者,多循此例著录,也都没有 作岀具体说明。常璩《华阳国志》、樊绰《蛮书》对西南民族的记载,为学 者所重,而内容和体例都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志,且后继者也甚不易得。宋元 时期,地方志的修撰数量渐多,明清时期更趋繁盛。明修甘肃、宁夏、四川、 云南、贵州、湖广、广西等省地志,现存者约八十余种,其间,有不少民族 史料可供检寻。明田汝城著《炎檄纪闻》,是关于广西、云南、贵州、湖南 民族史事的重要著述。作者在论及民族纠纷时,说这些纠纷“皆起于抚绥缺 状,赏罚无章,不肖者以墨守败绩,贤者以避嫌徼名。二事殊情而同弊,卒 致干戈相寻,蔓延荼毒,下竭生民之膏血,上贻建议之轸忧。”此书作者当 然是站在统治阶级方面说话的,但也有相当平实的一面。清代官修民族地方 志,巨制不少。民族地方的志,如《西域图志》有五十二卷,《盛京通志》 有一百二十卷,《广西通志》一百二十八卷,《云南通志》三十卷,《云南 通志稿》二百一十九卷;跟少数民族关联较多的地志,《陕西通志》有一百 卷,《甘肃通志》有五十卷,《湖广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四川通志》有 四十卷。府、州、厅、县的志书记有少数民族史迹者,一时尚难详悉。 纪事本末作为一种记事的体裁,先秦已经有了。以纪事本末作为某种史 书的著述体裁,则是开始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袁书中已有了关于少 数民族的一些书目。以密切关系少数民族的一次事变或一次战争为记述对 象,并以纪事本末的史体勒成专书的,是在明清时期才多起来的。明神宗时 李化龙奉朝命征播州,约经六个年头才把战事结束。播州地居贵州、四川、 湖广之间,是苗民聚居地区。事后,李化龙撰《平播全书》十五卷。郭子章 也撰《黔中平播始末》三卷,杨寅秋撰《平播录》五卷。此外,马文升的《西 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王轼的《平蛮录》,也都是用纪事本末体写 的书。清代官修有关少数民族的纪事本末书,较明为盛,亦多巨制。举大家 所知的书,如《平定朔漠方略》有四十卷,《平定准噶尔方略》有一百七十 二卷。《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鸦片战争后,清代官修民族地方 志和民族史事纪事本末书仍在继续。但因时代变了,书的形式虽不变,而意 义不同了。 明清时期,封建制已处在衰老的过程中,但还有相当大的能量。它借助 于国家机器来阻碍新生力量的发展,企图延续这个制度的生命。新的社会生 产力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具备突破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力量。明清统治者对待 少数民族都有一套相当稳定的制度和政策。《明史·土司传》在说到统治西 南民族的政策时,一要“额以赋役,听我驱使”,就是要达到使人民群众完 粮、纳税、当兵、当差的要求。二要“恩威兼济”,以“得其死力而不足为 患”。所谓“恩”,是“假我爵禄,宠之名号”,实行对民族上层的收买。 威”,是对敢于抗命的人加以武力镇压。这一政策在清代对其他民族地区 也同样照办,不过清代的作法要更具体些。它有一个分别对待的办法,对满 蒙关系、满藏关系、满汉关系、满回关系,都有区别对待的措施。如前所述
明清时期的民族史撰述跟地方志和纪事本末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汉书·地理志》和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都著录了一些道，其中 有甸氐道、刚氐道，狄道、羌道、僰道、蒲氐道。道是县一 级的行政区划， 其职责是“主蛮夷”。象甸氐道等地方，就是氐、羌、僰族等民族聚居的地 方。另外，《汉志》和《续汉志》还著录有夜郎、临羌、大夏、旄牛等地方， 虽未称道，大概也是民族地方。地志中著录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可能就是 从两汉书开始的。后来的纪传体史书，有地志者，多循此例著录，也都没有 作出具体说明。常璩《华阳国志》、樊绰《蛮书》对西南民族的记载，为学 者所重，而内容和体例都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志，且后继者也甚不易得。宋元 时期，地方志的修撰数量渐多，明清时期更趋繁盛。明修甘肃、宁夏、四川、 云南、贵州、湖广、广西等省地志，现存者约八十余种，其间，有不少民族 史料可供检寻。明田汝城著《炎檄纪闻》，是关于广西、云南、贵州、湖南 民族史事的重要著述。作者在论及民族纠纷时，说这些纠纷“皆起于抚绥缺 状，赏罚无章，不肖者以墨守败绩，贤者以避嫌徼名。二事殊情而同弊，卒 致干戈相寻，蔓延荼毒，下竭生民之膏血，上贻建议之轸忧。”此书作者当 然是站在统治阶级方面说话的，但也有相当平实的一面。清代官修民族地方 志，巨制不少。民族地方的志，如《西域图志》有五十二卷，《盛京通志》 有一百二十卷，《广西通志》一百二十八卷，《云南通志》三十卷，《云南 通志稿》二百一十九卷；跟少数民族关联较多的地志，《陕西通志》有一百 卷，《甘肃通志》有五十卷，《湖广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四川通志》有 四十卷。府、州、厅、县的志书记有少数民族史迹者，一时尚难详悉。 纪事本末作为一种记事的体裁，先秦已经有了。以纪事本末作为某种史 书的著述体裁，则是开始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袁书中已有了关于少 数民族的一些书目。以密切关系少数民族的一次事变或一次战争为记述对 象，并以纪事本末的史体勒成专书的，是在明清时期才多起来的。明神宗时， 李化龙奉朝命征播州，约经六个年头才把战事结束。播州地居贵州、四川、 湖广之间，是苗民聚居地区。事后，李化龙撰《平播全书》十五卷。郭子章 也撰《黔中平播始末》三卷，杨寅秋撰《平播录》五卷。此外，马文升的《西 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王轼的《平蛮录》，也都是用纪事本末体写 的书。清代官修有关少数民族的纪事本末书，较明为盛，亦多巨制。举大家 所知的书，如《平定朔漠方略》有四十卷，《平定准噶尔方略》有一百七十 二卷。《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鸦片战争后，清代官修民族地方 志和民族史事纪事本末书仍在继续。但因时代变了，书的形式虽不变，而意 义不同了。 明清时期，封建制已处在衰老的过程中，但还有相当大的能量。它借助 于国家机器来阻碍新生力量的发展，企图延续这个制度的生命。新的社会生 产力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具备突破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力量。明清统治者对待 少数民族都有一套相当稳定的制度和政策。《明史·土司传》在说到统治西 南民族的政策时，一要“额以赋役，听我驱使”，就是要达到使人民群众完 粮、纳税、当兵、当差的要求。二要“恩威兼济”，以“得其死力而不足为 患”。所谓“恩”，是“假我爵禄，宠之名号”，实行对民族上层的收买。 “威”，是对敢于抗命的人加以武力镇压。这一政策在清代对其他民族地区 也同样照办，不过清代的作法要更具体些。它有一个分别对待的办法，对满 蒙关系、满藏关系、满汉关系、满回关系，都有区别对待的措施。如前所述
明清时期所修官书,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的的作品,而地方志则有较多的知 识性的记载。但地方志数量相当大,而且又是地域性、专题性的资料汇编 经过去伪存真的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利用,它还是具有相当丰富的史料 价值。《明实录》、《清实录》中的民族史料不少,《清实录》中的民族史 料大都已经摘录整理,并已有部分出版。明清档案数量更多,其中包括大量 民族史料,需要长时期整理才能出版,供人参考。 在民族观点方面,自明初以来数百年间,以民族歧视为特点的大民族主 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包含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当社 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时期,在民族思想上又有其独特的表现。明清 之际著名学者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是民族思想很浓的人。顾炎 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是指朝代的兴替。亡天下,是指民族政 权的毁灭,这里实际上是指明亡清兴。他认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 者谋之”,这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 是全民族的事。他指斥相率臣于刘聪、石勒的晋朝诸臣,“观其故主青衣行 酒,而不以动其心者”是无耻败类。这实际上也是他隐晦其辞地谴责那些在 清初乞求富贵的前朝官僚、文人。顾炎武的民族思想是跟反对清对汉族的民 族压迫密切结合的。但顾炎武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少数民族的 优点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 外国者有之矣。”他列举契丹、女真、以至匈奴、北魏、回纥的风俗以证其 说。他所谓“外国”,按当时的用语,是指中原以外的地方,是指少数民族 说的。 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也是与反对民族压迫密切结合的,但他站得更高一 些,还跟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密切结合。他的名著《原君》说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 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 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 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 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 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 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 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 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 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 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 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 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PGN025.TXT/PGN之事,乃兆人万 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① ①《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日知录》卷二九,《外国风俗》
明清时期所修官书，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的的作品，而地方志则有较多的知 识性的记载。但地方志数量相当大，而且又是地域性、专题性的资料汇编， 经过去伪存真的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利用，它还是具有相当丰富的史料 价值。《明实录》、《清实录》中的民族史料不少，《清实录》中的民族史 料大都已经摘录整理，并已有部分出版。明清档案数量更多，其中包括大量 民族史料，需要长时期整理才能出版，供人参考。 在民族观点方面，自明初以来数百年间，以民族歧视为特点的大民族主 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包含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当社 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时期，在民族思想上又有其独特的表现。明清 之际著名学者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是民族思想很浓的人。顾炎 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①亡国，是指朝代的兴替。亡天下，是指民族政 权的毁灭，这里实际上是指明亡清兴。他认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 者谋之”，这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 是全民族的事。他指斥相率臣于刘聪、石勒的晋朝诸臣，“观其故主青衣行 酒，而不以动其心者”是无耻败类。这实际上也是他隐晦其辞地谴责那些在 清初乞求富贵的前朝官僚、文人。顾炎武的民族思想是跟反对清对汉族的民 族压迫密切结合的。但顾炎武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少数民族的 优点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 外国者有之矣。”②他列举契丹、女真、以至匈奴、北魏、回纥的风俗以证其 说。他所谓“外国”，按当时的用语，是指中原以外的地方，是指少数民族 说的。 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也是与反对民族压迫密切结合的，但他站得更高一 些，还跟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密切结合。他的名著《原君》说：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 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 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 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 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 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 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 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 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 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 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 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 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PGN0025.TXT/PGN>之事，乃兆人万 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① ①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② 《日知录》卷二九，《外国风俗》
9990004100260 从民族思想的角度看,这是作者以史论的形式谴责民族压迫的罪恶。他所指 责封建专制下的种种罪恶活动,无不可理解为作者在指责清初统治者的罪 恶。作者批评“小儒”所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也是揭露那些 向清廷乞求一官半职者借口的虚伪可笑。黄宗羲、顾炎武等的民族思想,在 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人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倾向 鸦片战争前夜和战后百余年间,中国民族史撰述上出现了近代化倾向。 第一,它反映了各民族联合反清反封建压迫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官修地 方志和纪事本末体的书,数量还是很多的,甚至还超过以前。其中,如《平 定云南回匪方略》有五十卷,《平定贵州苗匪方略》有四十卷,《平定陕甘 新疆回匪方略》有三百二十卷。关于回族反清的私人撰述,如《平回志》、 《平定关陇纪略》等书,种类更多。这些书,在作者的主观意图上,都是歌 颂清统治者镇压民族起义的武功,但它不能不反映这些反抗民族压迫、反抗 镇压的过程,同时,也不能不反映少数民族的联合,他们公开打着反清的旗 帜以及清军借助于帝国主义的军火以加强其镇压的力量。这些情况包含着过 去民族纠纷中所没有出现过的因素,这具有新的近代的意义。 第二,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在这时期有了重大的改变。过去,在民族 纠纷中,少数民族往往被认为是威胁中原政权的力量,现在,他们成为捍卫 边疆的重要力量。因此,当时有政治敏感的人,把对国防的重视,跟民族史 地硏究联系起来。徐松《新疆识略》、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 备乘》、沈垚《新疆私议》、徐鼐霖《筹边刍言》等,都是在这方面有所成 就的撰述。把边疆民族史跟边防联系起来,这是一个进步,它反映了边疆民 族在政治地位上的一种变化,也意味着民族史撰述的一种近代化倾向 第三,民族史在中国史中的地位受到重视。清末,夏曾佑著《中国历史 教科书》,认为民族问题在历史进程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他在书中的第二 章第一节论说:“凡国家之成立,必凭二事以为型范。一外族之逼处,二宗 教之熏染是也。此盖为天下万国所公用之例,无国不然,亦无时不然。此 二事明,则国家成立之根本亦明矣。本书所述,亦也发明此二事为宗旨 下文论到三国两晋晋南北朝时民族的复杂,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族复杂之原,由于前后汉两朝,专以并吞中国四旁之他族为 务,北则鲜卑匈奴,西则氐羌,西南则巴赛,几无不遭汉人之吞噬者。中国以是,得成 大国,而其致乱,则亦因之。盖汉人每于战胜之后,必虏掠其民,致之内地,漫不加以 教养。而县官豪右,皆得奴使之。积怨既久,遂至思乱。若政府无事,尚有所畏。 有烽烟之警,则群思脱羁绊矣。及其事起,居腹心之地,掩不备之众,其事比御外尤难。 故五胡之乱,垂三百年而后定也。其后河北之地,皆并于北魏。魏人于北边设六镇,配 汉人以防边,而自与其大姓居洛阳。久之,则强弱之形,彼此易位,适与两汉时 </PGN027.TXT/PGN相反。于是高欢侯景等,稍稍通显。至隋唐间,天下之健者,无· 非汉人矣。此本篇所详种族之大纲也。而其宗教复杂之原,则与种族相表里。两汉所用, 纯乎六艺耳。至魏晋时,乃尚老庄。其后渐变为天师道。天师道者,源起于三苗之巫风, 而假合以外来之教,故尤与南方之汉族为宜。其时江左之大家,如王谢等,莫不奉天师 道。而河洛秦雍诸国,其种人本从西北来,天竺佛教早传于匈奴与西域,至此即随其种
99900041_0026_0 从民族思想的角度看，这是作者以史论的形式谴责民族压迫的罪恶。他所指 责封建专制下的种种罪恶活动，无不可理解为作者在指责清初统治者的罪 恶。作者批评“小儒”所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也是揭露那些 向清廷乞求一官半职者借口的虚伪可笑。黄宗羲、顾炎武等的民族思想，在 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人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倾向 鸦片战争前夜和战后百余年间，中国民族史撰述上出现了近代化倾向。 第一，它反映了各民族联合反清反封建压迫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官修地 方志和纪事本末体的书，数量还是很多的，甚至还超过以前。其中，如《平 定云南回匪方略》有五十卷，《平定贵州苗匪方略》有四十卷，《平定陕甘 新疆回匪方略》有三百二十卷。关于回族反清的私人撰述，如《平回志》、 《平定关陇纪略》等书，种类更多。这些书，在作者的主观意图上，都是歌 颂清统治者镇压民族起义的武功，但它不能不反映这些反抗民族压迫、反抗 镇压的过程，同时，也不能不反映少数民族的联合，他们公开打着反清的旗 帜以及清军借助于帝国主义的军火以加强其镇压的力量。这些情况包含着过 去民族纠纷中所没有出现过的因素，这具有新的近代的意义。 第二，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在这时期有了重大的改变。过去，在民族 纠纷中，少数民族往往被认为是威胁中原政权的力量，现在，他们成为捍卫 边疆的重要力量。因此，当时有政治敏感的人，把对国防的重视，跟民族史 地研究联系起来。徐松《新疆识略》、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 备乘》、沈垚《新疆私议》、徐鼐霖《筹边刍言》等，都是在这方面有所成 就的撰述。把边疆民族史跟边防联系起来，这是一个进步，它反映了边疆民 族在政治地位上的一种变化，也意味着民族史撰述的一种近代化倾向。 第三，民族史在中国史中的地位受到重视。清末，夏曾佑著《中国历史 教科书》，认为民族问题在历史进程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他在书中的第二 章第一节论说：“凡国家之成立，必凭二事以为型范。一外族之逼处，二宗 教之熏染是也。此盖为天下 万国所公用之例，无国不然，亦无时不然。此 二事明，则国家成立之根本亦明矣。本书所述，亦也发明此二事为宗旨。” 下文论到三国两晋晋南北朝时民族的复杂，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族复杂之原，由于前后汉两朝，专以并吞中国四旁之他族为 务，北则鲜卑匈奴，西则氐羌，西南则巴赛，几无不遭汉人之吞噬者。中国以是，得成 大国，而其致乱，则亦因之。盖汉人每于战胜之后，必虏掠其民，致之内地，漫不加以 教养。而县官豪右，皆得奴使之。积怨既久，遂至思乱。若政府无事，尚有所畏。一旦 有烽烟之警，则群思脱羁绊矣。及其事起，居腹心之地，掩不备之众，其事比御外尤难。 故五胡之乱，垂三百年而后定也。其后河北之地，皆并于北魏。魏人于北边设六镇，配 汉人以防边，而自与其大姓居洛阳。久之，则强弱之形，彼此易位，适与两汉时 </PGN0027.TXT/PGN>相反。于是高欢侯景等，稍稍通显。至隋唐间，天下之健者，无一 非汉人矣。此本篇所详种族之大纲也。而其宗教复杂之原，则与种族相表里。两汉所用， 纯乎六艺耳。至魏晋时，乃尚老庄。其后渐变为天师道。天师道者，源起于三苗之巫风， 而假合以外来之教，故尤与南方之汉族为宜。其时江左之大家，如王谢等，莫不奉天师 道。而河洛秦雍诸国，其种人本从西北来，天竺佛教早传于匈奴与西域，至此即随其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