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19 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 中国法律与中同社会，这个题目实在是够大的。 手头这本瞿同祖的《中园法律与中国社会》，言及自汉至 清两千年间法律的演变，是一部道地的法律史论著。但与同 类著作相比，其写法湖别具一格。全书共六章，头两章写家 族，接下来两章写阶级，最后，一章写宗教与巫术，一章写中国 历史上的礼法之争。表面上肴，这种体例只是几个专题的集 合，实际却是作者一番营心安排，为的是要得出一个合乎逻辑 的结论。“结论”就写在书后，读者可以自己去看，去评断。这 里，我只谈我看到的东西，归纳起来，有两个命题：第一，中国 古代社会是身份社会影第二，中国古代法律是伦理法律。虽然 是两个命题，实际上却分不开。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接近了中 国古代法的真精神。下面一并来淡。 现代文明社会有普遍之公民权。除极少数例外，所有人 到了法定年龄都可以获得公民权，并不因为他是父或子、官或 民而有不同。不过，这只是最近一二百年的事情，再往前，无 论东方、西方都不是这样，那时，一个人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 务往往取决于他先天或后天具有的身份。换言之，法律根据 种种不同的身份确定人们相应的权利或义务。如果这种情形 极为普遍，构成社会的常态，这种社会就可称之为身份社会。 古代中国乃身份社会，而且独具特色。特色就在“名分”二字
20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 名分这个词片然可以用在社会阶级的领域，但它首先是令伦 常概念，这才是根本。从性质上说，伦常是家庭关系的象化 从逻解上说，它是古代中国身份社会的起点。瞿同祖先尘并 篇第-弦先谈家族，的确富科深宫。 古人谁重：分，尤职伦常。平视到什么程度呢？父母控告 子女，无须举证，子女更无甲辩之权。苦律规定：父每控了， 即耶所控办理，不必讯”(《清律例.二八)。父#的身份即是 最权威的证据，法律只看名分，不问是非。反过来，了女对父 母须以恭敬领从为本，否则将不容于社会与法律。比如，常人 相骂并不为罪，子孙驾父母、祖父母却是犯罪，按唐、宋、明、清 法信当处绞刑。古代法中有关这一类的规定极为琐细缜， 不厌其须，不惮其详。原则总是一个：家族高于个人，名分重 于贵任。由此产生了一些独一无二的制度，真正是具有中国 特色。如容隐，如复仇。 孔子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 路)汉律亲亲得首匿，就是以此为依据的。宣帝本始四年的 诏书扫：“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在 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战！自今子首匿父母， 安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斑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 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站在皇帝 的立场上，竟怂恿臣下互相隐匿罪者，实在是很奇怪的。但是， 如果把这条法律放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大背景下看，却也合情 合塑。事情出在标榜以孝治关下的汉代，更是顺理成章。此 后，唐、明、清法律又屡屡扩大容隐范围，把这种精神发扬光 大。 ~殷说来，实施容隐原则不啻是对国家利益的損害。但 在古代中国，总不尽然。在传统念中，家、国相通，君、父
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21 忠、相连。治家与治国，道理也都一祥。“其为人也孝悌，而 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孔者，未之有也。”(《论语· 学而》孔子说这话时火概还新鲜，后人不断重复之，发挥之、 丰富之，把这-·类语说得文多又滥，却也足以说明上述根深蒂 固的观念。所以，历代统治者倡导幸道，衣彰孝行，不情屈法 伸情，其中，除了作为社会一般价值观念的反映之外，也不乏 利害关系的考虑。但是，家与国的老别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因 此，想要忠、孝两全的法律就常常进退维谷，无所适从。这方 面最典型的例子怕要算复仇。 在国家权力尚米发达的远古社会，基于®亲关系的复仇 极为普遍，直到上个世纪，在一些不甚发达的社会组织里，这 种风习依然很盛。如梅里美笔下的科西嘉入，行血族复仇累 世而不休。因此，古代中国保有这种遗风也不足为奇。不过， 同遍血亲复仇，性质却不尽相同。如果我们仅从人类学角度 来观察古代中國的亲复仇，就将大错而特错。据瞿同祖先 生的意见，至少在西汉末年就已有了禁止血亲复仇的法律。在 完备的国家机器产生以后，血亲复仇便不再是合法的了，这是 通例。然而，通例之外又有特例，中国便是。这里的例外并不 在于社公赞许皿亲复仇，面在于法律不能无条件地禁止：这种 行为。东议以降，历代王朝都明令禁止复仇，宋以前，处刑也 严。宋律已有转变，视之为特殊情形予以考虑。元律认为子 报父倪无罪，这算例外。至于明、清，法律稍加变通，分别情况 予以免罪或杖六十的处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法律明令 禁止复仇的年代，复仇者也往往会因社会上下一体的普遍同 情而得到赦免。 当然，只是在家与国、羊与忠的矛盾还不是绝对不可调和 的情况下是这样。否则，又当别论。据历代法律，凡罪涉谋
22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 反、谋叛、谋大逆等直接危及皇权、国家的情事，什么容隐、子 孙不得告父母、子报父仇，都化作乌有，犯者定严惩不贷。本人 身首异处也许还算是侥幸，弄得不好还要株连三族乃至九族。 国与家，忠与孝，孰重孰轻，岂非一月了然，其实，法律规定虽 畸轻畸重，甚至截然相反，其内在精神还是基本一致的。说到 底还是以纲常名教为归依。所以，血亲复仇远非上古遗风的 简单再现，而是一种文明杜会的变种。又所以，法律使尊者 尊，卑者卑，亲者亲，疏者疏，把家的伦常变为国之法律。古人 的个人意识不发达，家的意识却极强烈。哪怕贵为天子，首先 也是孙子、儿子、兄弟…总之，是家族-员。有悖伦常，即使 不受法律处分，一般总是要倒霉的。这并不是说，家是第一的 存在，高于一切。实际上，在古人的观念里，家、国是分不开 的。一方面，家的伦常构成名分的基石：另一方面，君、父、家、 国浑然不可分。由伦常推演出各种杜会制度，原是中国古代 文化特点之一。正因如此，家族之后再看社会，问题就比较简 单明了了。 身份社会中人，当具有双重身份，即家族的和杜会的，二 者通常保持协调，如古代罗马，家父权盛行时，罗马市民与外 邦人界限亦分明。帝国后期，公民权渐至普及，家父权也愈来 愈小，不过，在欧洲历史上，身份主要表现在社会阶级、阶层 方面，不像古代中国，以家族为核心，为起点。在中国古代社 会，家族与社会，同样受名分的支配。社会阶级关系虽不似家 族关系那样繁杂，身份制度却同样森严。按瞿同祖先生的划 分，杜会阶级（或阶层）可分而为三：贵族官史、良民、贱民。 阶级、阶层的分野乃是文明社会的普遍现象，但在身份社 会中，这种分野同时兼有身份的意义。如近代以前的欧洲和 中国。不过，与古代中国这种道德、礼仪之邦相比，欧洲的
身份社会与伦理法障23 所谓“等级森严”实在不算什么。至少，物质享受取决于一个 人的消费能力和他的欲望，并不受身份（法律的和道德的）限 制。所以，我们在欧洲历史上屡屡可以看到卑下的资产者成 为高责的王公贵族的债权人。富、贵的差别不仅存在，且为 社会、法律所认可。没有这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平民和近 代欧洲资产者的历史都要重写，西方文化也决不会是今天这 个样子。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即可为一反证。新节》云：“奇 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 异，则事势异，则旗章异，则符瑞异，则礼宠异，则秩禄异， 则冠履异，则农带异，则环窥异，则车马异，则妻妾异，则 泽厚异，则宫室异，则床席异，则器皿异，则食饮异，则祭 祀异，则死丧异。”从天子到百姓，中间有无数的级差，表现在 日常生活中，则饮食、衣饰、房舍、舆马、婚仪、丧葬、祭祀等皆 有等差，其中，每一项又有许多细微的差别，如衣饰一项，颜 色、质地、皮毛，冠履佩饰都因身份而异。即或是公服朝服，由 于品级不同，冠式、冠饰、服色、花样、腰带、佩绶，朝纺等也各 不相同。总之，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无处不体现出名分的差 异。违反了它就是逾制，为国法所不容。当然，知此琐碎的规 定不可能一一见诸法条，法律只明定违制的处分，详细规定则 在礼书会典及各朝敕条例中。礼法结合，这也是极为重要的 一个方面。虽然，这类琐细规定实际上未必都能严格遵行，但 从礼法规定本身，不正可以看到体现于名分原则之下的富而 且贵的传统吗？古代中国不曾有类似于古希腊、罗马或欧洲中 世纪城市平民那样的社会集团，没有同样的平民与贵族的对 抗，更没有由这种对峙中产生的政治、法律和道德意识，都与 土述传统有关。它的彩响极为深远，中、西社会发展的差异也 可从中得到部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