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了一种新的政治意义。相应地，风险社会的政治可能性必须在 一种有关风险别识的起源和扩散的社会学理论中进行阐述和分 析。 (5)社会地认识的风险，像清楚地表现在有关森林破坏的 争论中的那祥，包含一种特殊的政治爆炸力：那些迄今为止还被 认为是非政治性的东西，变得具有政治性一在工业化过程自 身中对起因的消除。突然间，公众和政治将它们的规则延展到 工一管理的私人领域一产品计划和技术设施。公众有关风险 定义的讨论的要点，在这里以一种典范的方式展现出来：那不仅 是自然和人类健康的次级问题，而且是这些副作用所带来的杜 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后果一一市场崩溃、资本贬值、对工业决 策的官僚化审查、新市场的开辟、巨额浪费、法律程序和威信的 丧失。随着烟雾警报、毒物泄漏等或多或少地增加，在风险社会 中出现的是一种灾雉的政治可能性。避免和管理这些风险可能 包括对权力和权威的再认识。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雅社会。在其 中，异常的情况有成为屡见不鲜的情况的危险。 污染的科学界定和分配 有关空气、水和森林的污染和毒化问题的争论，同时也包括 对一般性的自然和环境破环问题的讨论，仍旧完全或主要为自 然科学的术语和方程式所引导。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在科学的 “摆脱贫困的方程式”中，固有着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意 义。相应地，在完全由化学、生物和技术术语引导的对环境问题 的讨论中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不知不觉地把人仅仅归结为一个 有机物。从而，这样的讨论就有着重复它长久以来正确地指责 的一种有关工业化进程的广泛乐观主义观点的危险，有着退化 为一场忽略了人、没有对社会和文化意义加以考虑的有关自然 22 会
近圳分的：风除的帮 的讨论的危险。特别是过去几年的论争，虽然又展开了对技术 和工业的批判，在核心上却仍旧是技术专家主义和自然主义的。 他们弹精竭虑，以人口增长、能源消耗、食物需求以及原材料短 缺等等的相对状况图表，来援别和发布空气、水和食物受污染状 况的数据。他们富于激情，一心一意，似乎忘记了某个叫马克斯 ,韦伯的人曾说过，如果排除了社会权力和分配的结构、科层制、 普遍模式和理性化，这样的讨论不是没有意义（或者同时）就是 靠谬的。一种认识正悄悄出现，依照它，现代性被简化为以凶手24 和受害者的形式出现的技术和自然的指涉框架。现代化的社 会、文化和政治风险铱旧为这种研究理路所掩盖，同时也不为这 种思考方法所知（这也包括政治环境运动）。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环境问题专家委员会在 一份报告（德文）中说：“在母亲的奶水中，常常发现浓度相当高 的六六六、六氯代苯和滴滴涕。”(1985：33)这些有毒物质存在于 现在已经从市场上消失的杀虫剂和除草剂里面。依据报告，它 们的来源是不确定的(33)。在另外的地方他们说：“人口对铅的 接触量，平均起来看并没有达到危险的水平。”(35)在这样的陈 述中，什么东西被遗漏了呢？这也许可以用以下的例子做类比。 两个人拥有两只苹果，其巾一个人把苹果都吃了。这样，可以说 他们平均一人一个。把这种说法换到全球范围的食物分配问题 上就是：“平均”来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具有足够的食物。这里 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犬儒主义：在地球的某个地方，人们因饥饿而 死去，而在穷外一个地方，暴食成为食品消费中重要的问题。也 许，这种说法对于污染和毒害问题就不那么玩世不恭，因为平均 的接触量对于人口中的所有群体来说，就是实际的接触量。但 是，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了吗？为了维护这样的说法，难道我们对 其他人所吸人和摄入的毒素的了解，不是先决条件吗？人们理 23
所当然地去询问“平均量”的做法，其实是一件令我们惊异的事 情。一个询问平均量的人，已经忽略了社会上不平等的风险地 位。但这确实是那个人不可能知道的东西。或许存在这样的群 体和生活境况，对于他们，铅和与之类似的“平均来说无害的”东 西，构成了一种致命的危险？ 报告的下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只有在工业中心的邻近地 区，有时才会在儿童身上发现危险的铅含量。”这个以及其他有 关污染和毒害的报告的特点不仅仅是缺少了对社会分化的考 虑，它同样表现在分化一根据发散源头的区域界限以及年龄 的差异一如何形成这个问题上，这两个尺度都是基于生物学 的（或更一般地说，自然科学的）考虑。不应去指责专家委员会。 这只是反映了对环境问题的科学和社会思考的一般状况。环境 问题一般被看成自然和技术的问题，或者是经济学和医学的问 题。令人惊异的是，对于环境的工业污染和自然的破坏，以及它 们只在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才有的对健康和社会生活的多种多样 的影响，居然缺少社会的思考。这种欠缺正变得具有飒刺意 义一它似乎没有触动甚至包括社会学家自己在内的任何人。 人们研究和调查污染和毒物的分配，水、空气和食物的污 25染。其结果以多种颜色根据地区界线而不同的“环境地图”呈现 给警觉的公众。只要环境的状况被以这种方式呈现，这种呈现 和考虑的模式显然就是恰当的。然而，只要我们从这种模式中 去推导人类所承受的后果，那么，隐含的思想就是简化的。无论 它是宽泛地说所有的人一不管他的收人、教育水平、职业以及 险 与之相关的（这需要进行验证）饮食生活娱乐的机会和习惯 在同-一个污染中心里受到同样的影响，还是完全地排除了人甚 至他」的痛苦，而只谈论污染及其在地域内的分配和影响，这种 社 情祝都会出现。 24 会
:升花分：.的、胶行的心： 相应地，以自然科学术语进行的有关污染的讨论，在基于生 物学的社会苦难的错误结论和一种排除了人的选择性苦难及与 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意义的自然观之间摇摆。同时，没有考虑 到的是同样的污染，依照年龄、性别、饮食习惯、工作类型、知识 和教育程度等等，对于不同的人会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 特别严重的是从单个污染事件着手的研究，从未能够确定 对人的污染程度。对于单一产品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当它在 人们于整体市场化的更高阶段所组成的“消费者矿藏”中集中起 来的时候，也许就会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在这里面对的 是一种范畴错误。一种基于自然和产品的污染分析，不能回答 安全的问题，至少只要“安全”或“危险”与摄入或吸人那些污染 物的人无关，这个问题就无法回答。我们所知道的是某些药物 治疗会减少或增加单个污染的影响。但现在人们显然（还）没有 单纯依赖药物生存。他们还在呼吸污染的空气，饮用污染的水， 吃污染的蔬菜等等。换言之，无关紧要的东西可以十分显著地 积累起来。那么，它们因此会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就像通常依 据算术法则进行的求和计第那样？ 论现代化风险的知识依赖 风险和财富一样是要分配的东西，两者都构成地位一分 别是风险地位和阶级地位。在每一种状况下，它们都关涉十分 不同的利益和有关利益分配的不同争论。就社会财富来说，就 是去处理人们所需求的稀缺物品如消费品、收人、教育机会和财 产等等问题。相对来说，风险是以不可取的丰裕状况出现的现 代化的附带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被消除或者否定并且加以再诠 释。获取的主动逻辑对应着转嫁、规避、否认和再诠释的否定 26 逻辑。 25
像收入和教育这样的东西是可以为个人所经验的消费品， 风险和危机的存在和分配主要是通过论证来传递的。那些损害 键康、破坏自然的东西是不为人的眼睛和感觉所认识的，甚至那 些表面上明确无误的观点，仍旧需要有资格的专家来评判其客 观性。很多这些新近出现的风险（核或者化学污染，食物污染， 文明病)，完全逃脱了人的直接感知能力。人们关注的焦点正越 来越集中在那些受害者既看不见也无法感知的危险之上；某些 情况下这些危险不会对它们所影响的人产生作用，而是作用于 他们的后代；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危险都需要科学的“感受 器”一理论、实验和测量工具一一为的是使它最后变成可见和 可解释的危险。这些危险的典型方式，是像三里岛的反应堆事 故那样，造成放射性物质对基因的影响，不知不觉地将受害者抛 给专家的评判、错谬和争执，同时使他们受着可怕的心理重压。 将分离的东西结合起来考虑：因果性假设 文明的风险地位的知识依赖性和不可见性，并不足以使我 们从理论上界定它们，它们还包括另外的内容。有关风险的陈 述从来没有简化为仅仅是关于事实的陈述。它包括理论的和规 范的内容，这都是它的组成部分。像“在儿童身上有高浓度的 铅”以及“母乳中的杀虫剂成分”这样的发现，并不比河流中的硝 酸盐浓度或者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这样的现象更像是文明的 风险状况。必须添加一种因果的解释，以使这些现象呈现为工 业生产模式的产物和现代化的系统副作用。从而，在社会公认 险 的风险中，现代化进程的权威和机构，以及它们特殊的利益利和依 赖被假定并被置于（以因果的模式）与在社会、内容、空间和时间 上相分离的破坏和威胁的征兆的直接关联之中。依照这样的方 式，在慕尼黑近郊的住宅区里，一位母亲坐在一所带有三个卧室 26 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