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水利的官吏,则要加以处罚。洪武元年,修和州铜城堰闸,“周围二百余 里”。四年修治广西兴安灵渠,可以灌田万顷。八年开山东登州蓬莱阁河, 浚陕西泾阳洪渠堰。九年修四川彭州都江堰。十四年浚扬州府官河。洪武年 间,明廷在各地组织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有的投工达数十万人,可灌 地数十万顷以上,另外,还修建了许多中小型的水利设施。洪武二十七年 (1394),朱元璋还特谕工部,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涝的 都须根据地势加以修治。到洪武二十八年统计,全国共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 十七处,疏通河流四千一百六十二道,修治陂渠堤岸五千多处,成绩卓然 朱元璋特别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在江 南统治区就鼓励多种植经济作物。他下令:凡衣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 桑、麻、棉花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按这个比例递加,并且要地 方官亲自督促,违反命令的处罚。洪武元年以后,他又把这个命令推广到各 地,并定出科征之额,麻每亩科八两,木棉每亩四两,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 租。洪武二十七年(1394)还令户部教全国百姓多种桑、枣、柿和棉花,并 教以栽种办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多 种棉花的免税。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也改善了人 民的经济生活。如棉花的广泛种植,影响更为深远。明以前,棉花十分珍贵, 普通百姓穿的都是用麻布制作的衣服,虽然也有用棉布做衣服卧具的,但不 足用。明中叶以后,棉布成为全国流通的商品,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不论贵 贱,地不分南北,人们都能穿上用棉布做的衣服。 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奖励垦荒和移民屯种等措施,大量的荒地开发和利 用,急需大批劳动力投入生产。但在元代,蓄奴风气非常盛行,明初,这 习俗仍然存在。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通令全国,普通地主不得蓄 养奴婢,违者杖一百,奴婢释放为民。而且还规定,凡因饥荒典卖为奴的, 官府代为赎身。洪武十九年(1386)八月,河南布政使司曾在开封代赎典卖 为奴的男女二百七十四人。同时,朱元璋还对寺院的发展严格控制。他明令 各府州县只能有一个大寺观,禁止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并严禁寺院收 儿童为僧,二十岁以上的青年愿意出家,须经其父母申请,官府批准,出家 三年后还得赴京考试,不合格的遣发为民。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社会上增加 了一支庞大的劳力大军,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此外,朱元璋还对工匠的地位进行了改善,改变了元代把匠户完全强制 在官营作坊里劳动的状态,放松了对工匠的人身控制。洪武十九年(1386) 实行轮班匠和住坐匠制,鼓励工匠以更多时间从事社会生产,允许其在服役 时间以外生产的产品可在市场上出售,这项政策无疑促进了明代工商业的发 展。朱元璋在商业税额上也加以清理,废除了宋元以来繁琐的征课,规定商 业税额为三十税一,书籍、农具等免税。洪武十三年(1380)还裁撤税课司 三百六十四处 移民屯垦政策的实施,社会劳动力的增加和调整,使明初户籍和土地占 有情况发生巨大变动,为了掌握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洪武十四年(1381 朱元璋下令在全国普查户口,编成户口黄册,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各户的乡 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并按照人们的职业分为军、民、匠三 大类。其中民类户籍以一百一十户为里,十户为一甲,通过里甲制度核实户 口、征收赋税。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丈量了一次 土地,以一个粮区为单位,记载每块土地的亩数、质量、方圆四至以及田主
视水利的官吏，则要加以处罚。洪武元年，修和州铜城堰闸，“周围二百余 里”。四年修治广西兴安灵渠，可以灌田万顷。八年开山东登州蓬莱阁河， 浚陕西泾阳洪渠堰。九年修四川彭州都江堰。十四年浚扬州府官河。洪武年 间，明廷在各地组织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有的投工达数十万人，可灌 地数十万顷以上，另外，还修建了许多中小型的水利设施。洪武二十七年 （1394），朱元璋还特谕工部，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涝的， 都须根据地势加以修治。到洪武二十八年统计，全国共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 十七处，疏通河流四千一百六十二道，修治陂渠堤岸五千多处，成绩卓然。 朱元璋特别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在江 南统治区就鼓励多种植经济作物。他下令：凡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 桑、麻、棉花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按这个比例递加，并且要地 方官亲自督促，违反命令的处罚。洪武元年以后，他又把这个命令推广到各 地，并定出科征之额，麻每亩科八两，木棉每亩四两，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 租。洪武二十七年（1394）还令户部教全国百姓多种桑、枣、柿和棉花，并 教以栽种办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多 种棉花的免税。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也改善了人 民的经济生活。如棉花的广泛种植，影响更为深远。明以前，棉花十分珍贵， 普通百姓穿的都是用麻布制作的衣服，虽然也有用棉布做衣服卧具的，但不 足用。明中叶以后，棉布成为全国流通的商品，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不论贵 贱，地不分南北，人们都能穿上用棉布做的衣服。 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奖励垦荒和移民屯种等措施，大量的荒地开发和利 用，急需大批劳动力投入生产。但在元代，蓄奴风气非常盛行，明初，这一 习俗仍然存在。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通令全国，普通地主不得蓄 养奴婢，违者杖一百，奴婢释放为民。而且还规定，凡因饥荒典卖为奴的， 官府代为赎身。洪武十九年（1386）八月，河南布政使司曾在开封代赎典卖 为奴的男女二百七十四人。同时，朱元璋还对寺院的发展严格控制。他明令 各府州县只能有一个大寺观，禁止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并严禁寺院收 儿童为僧，二十岁以上的青年愿意出家，须经其父母申请，官府批准，出家 三年后还得赴京考试，不合格的遣发为民。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社会上增加 了一支庞大的劳力大军，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此外，朱元璋还对工匠的地位进行了改善，改变了元代把匠户完全强制 在官营作坊里劳动的状态，放松了对工匠的人身控制。洪武十九年（1386） 实行轮班匠和住坐匠制，鼓励工匠以更多时间从事社会生产，允许其在服役 时间以外生产的产品可在市场上出售，这项政策无疑促进了明代工商业的发 展。朱元璋在商业税额上也加以清理，废除了宋元以来繁琐的征课，规定商 业税额为三十税一，书籍、农具等免税。洪武十三年（1380）还裁撤税课司 三百六十四处。 移民屯垦政策的实施，社会劳动力的增加和调整，使明初户籍和土地占 有情况发生巨大变动，为了掌握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洪武十四年（1381）， 朱元璋下令在全国普查户口，编成户口黄册，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各户的乡 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并按照人们的职业分为军、民、匠三 大类。其中民类户籍以一百一十户为里，十户为一甲，通过里甲制度核实户 口、征收赋税。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丈量了一次 土地，以一个粮区为单位，记载每块土地的亩数、质量、方圆四至以及田主
姓名等,并绘制成图,因所绘田亩形状像鱼鳞,故名“鱼鳞图册”。鱼鳞图 册的绘制,不仅使国家征税有了依据,而且肯定了农民垦荒土地的所有权。 它和黄册相互参照使用,便于朝廷对全国百姓和土地的控制。 明初税制基本上沿袭了唐宋以来的两税制。洪武时规定田赋率为:官田 般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设官田 斗二升。比元代有所减轻。为了保证国家赋税的征收,还实行了粮长制。粮 长由地方上“田土多者”充当,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但法久弊生 原来朱元璋设立粮长时,想以此禁绝贪污,事实上并不能如愿,粮长利用职 权,害民肥己的事时时发生。 朱元璋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而实施了各项政策,其最大的目的还是解 决百姓的吃饭穿衣,他在这方面的关切,同历史上各代皇帝相比,都是较为 突出的。朱元璋出身贫苦之家,深深体会百姓生活的艰辛,他说:士农工商 四民之业,算农民最是辛苦。他们终年勤劳,难得休息。遇到丰收,还可足 食,碰上水旱灾害,则全家挨饿。我穿件衣裳吃顿饭,都想到种地织布的劳 累。因此他即位后,力倡节俭,惜用民力,并身体力行。营建南京宫室,只 求坚固耐用,不求雕饰奇巧。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 琢考究的部分去掉,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上画了许多怵目惊心的历史故 事作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 按惯例应该用金饰的,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此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 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 之,何以率下?” 朱元璋还曾命人带太子朱标到农村视察,亲眼看看农民的辛苦。太子回 来后,他教育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 节,使他们不苦于饥寒。凡是闹灾荒歉收的地方,他都下令蠲免租税,灾情 严重的地区,除贷米外,还赈济米、布、钞等。他在各地设置预备仓,存贮 粮食,以备救灾之用。另外对旧豪族地主也采取了限制和迁徙的办法,这 方面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危害新皇朝的 利益,另一方面也防止他们财势过大,过分压榨农民
姓名等，并绘制成图，因所绘田亩形状像鱼鳞，故名“鱼鳞图册”。鱼鳞图 册的绘制，不仅使国家征税有了依据，而且肯定了农民垦荒土地的所有权。 它和黄册相互参照使用，便于朝廷对全国百姓和土地的控制。 明初税制基本上沿袭了唐宋以来的两税制。洪武时规定田赋率为：官田 一般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设官田一 斗二升。比元代有所减轻。为了保证国家赋税的征收，还实行了粮长制。粮 长由地方上“田土多者”充当，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但法久弊生， 原来朱元璋设立粮长时，想以此禁绝贪污，事实上并不能如愿，粮长利用职 权，害民肥己的事时时发生。 朱元璋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而实施了各项政策，其最大的目的还是解 决百姓的吃饭穿衣，他在这方面的关切，同历史上各代皇帝相比，都是较为 突出的。朱元璋出身贫苦之家，深深体会百姓生活的艰辛，他说：士农工商 四民之业，算农民最是辛苦。他们终年勤劳，难得休息。遇到丰收，还可足 食，碰上水旱灾害，则全家挨饿。我穿件衣裳吃顿饭，都想到种地织布的劳 累。因此他即位后，力倡节俭，惜用民力，并身体力行。营建南京宫室，只 求坚固耐用，不求雕饰奇巧。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 琢考究的部分去掉，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上画了许多怵目惊心的历史故 事作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 按惯例应该用金饰的，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此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 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 之，何以率下？” 朱元璋还曾命人带太子朱标到农村视察，亲眼看看农民的辛苦。太子回 来后，他教育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 节，使他们不苦于饥寒。凡是闹灾荒歉收的地方，他都下令蠲免租税，灾情 严重的地区，除贷米外，还赈济米、布、钞等。他在各地设置预备仓，存贮 粮食，以备救灾之用。另外对旧豪族地主也采取了限制和迁徙的办法，这一 方面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危害新皇朝的 利益，另一方面也防止他们财势过大，过分压榨农民
第四节保境安民 都城的建置 朱元璋即位后,有一事令他颇费斟酌,而且在他脑际萦绕二十多年,仍 放心不下,这就是都城的确立问题。 朱元璋略地定远后,根据儒士冯国用的建议,至正十六年(1356)进据 了古都金陵,之后他从金陵挥师四向,统一南北,然而对定都于此却并不满 意。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决定仿古代两京之制,以金陵为南京, 汴梁(开封)为北京。在攻下元大都当月,他还巡视了汴梁,只因中原的凋 敝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故没有营建北京宫阙之命。 洪武二年九月,建都问题再次提了出来。当时朝中大臣,有的主张定都 关中,有的建议设在洛阳,有的提出以汴梁为都,有人认为就元大都的宫殿 之便建都为好。朱元璋出于当时经济的考虑,认为长安、洛阳、汴梁都不宜 建为都城。大都是元代都城,但作为新皇朝的首都,宫殿还需要重新修建, 也不容易。反复思量,朱元璋乃以其家乡临濠前江后淮,有险可依,又有漕 运之便为由定为中都,随后开始了宫阙城池的营建。到洪武八年(1375)四 月,正当中都规模已具时,朱元璋亲自巡幸了中都,可由于种种原因,又下 诏停止了。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朱元璋终于下诏改南京为京师,正式 确定为国家的首都。然而南京作为京师的地位并不稳固,洪武二十四年 (1391),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了西安、洛阳,有迁都之意,可所有的 切都因太子不久病死,朱元璋又已年迈而搁置下来。 用兵漠北 朱元璋一再徘徊,考虑迁都,究其原因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元顺帝 北走大漠后,仍保有强大的军事势力,随时有重卷中原之举,这正是朱元璋 最为忧虑的事。为了进一步统一蒙古地区,他也多次对蒙古用兵。洪武三年 (1370)正月,朱元璋命令大将军徐达从潼关出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 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追击元主。这一次用兵,取得了较大胜利 迫使北元再次北撤,而明朝的北部防御也得到稳定。之后在洪武五年、二十 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又进一步用兵,其中二十一年,大将蓝玉追击到捕 鱼儿海,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仅以身免,逃往和林。此役使蒙古受到震撼,北 元再也无力与明朝对抗了 朱元璋在对蒙古用兵的同时,竭力争取蒙古各部的归附,对蒙古上层人 物根据不同情况授以官职,对一般留居中原或因避乱南迁的蒙古人,也鼓励 他们和当地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洪武二十年(1387)纳哈出以 二十万之众投降明朝,不能不说与朱元璋采取的民族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分封诸王 朱元璋远在南京,仍屡屡挂念北部边防。北部边防的重要使他觉着仅靠 他本人往来巡狩,或派出征大将仍是不够,倘若元勋重臣坐镇北方,他更放
第四节 保境安民 都城的建置 朱元璋即位后，有一事令他颇费斟酌，而且在他脑际萦绕二十多年，仍 放心不下，这就是都城的确立问题。 朱元璋略地定远后，根据儒士冯国用的建议，至正十六年（1356）进据 了古都金陵，之后他从金陵挥师四向，统一南北，然而对定都于此却并不满 意。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决定仿古代两京之制，以金陵为南京， 汴梁（开封）为北京。在攻下元大都当月，他还巡视了汴梁，只因中原的凋 敝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故没有营建北京宫阙之命。 洪武二年九月，建都问题再次提了出来。当时朝中大臣，有的主张定都 关中，有的建议设在洛阳，有的提出以汴梁为都，有人认为就元大都的宫殿 之便建都为好。朱元璋出于当时经济的考虑，认为长安、洛阳、汴梁都不宜 建为都城。大都是元代都城，但作为新皇朝的首都，宫殿还需要重新修建， 也不容易。反复思量，朱元璋乃以其家乡临濠前江后淮，有险可依，又有漕 运之便为由定为中都，随后开始了宫阙城池的营建。到洪武八年（1375）四 月，正当中都规模已具时，朱元璋亲自巡幸了中都，可由于种种原因，又下 诏停止了。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朱元璋终于下诏改南京为京师，正式 确定为国家的首都。然而南京作为京师的地位并不稳固，洪武二十四年 （1391），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了西安、洛阳，有迁都之意，可所有的一 切都因太子不久病死，朱元璋又已年迈而搁置下来。 用兵漠北 朱元璋一再徘徊，考虑迁都，究其原因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元顺帝 北走大漠后，仍保有强大的军事势力，随时有重卷中原之举，这正是朱元璋 最为忧虑的事。为了进一步统一蒙古地区，他也多次对蒙古用兵。洪武三年 （1370）正月，朱元璋命令大将军徐达从潼关出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 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追击元主。这一次用兵，取得了较大胜利， 迫使北元再次北撤，而明朝的北部防御也得到稳定。之后在洪武五年、二十 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又进一步用兵，其中二十一年，大将蓝玉追击到捕 鱼儿海，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仅以身免，逃往和林。此役使蒙古受到震撼，北 元再也无力与明朝对抗了。 朱元璋在对蒙古用兵的同时，竭力争取蒙古各部的归附，对蒙古上层人 物根据不同情况授以官职，对一般留居中原或因避乱南迁的蒙古人，也鼓励 他们和当地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洪武二十年（1387）纳哈出以 二十万之众投降明朝，不能不说与朱元璋采取的民族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分封诸王 朱元璋远在南京，仍屡屡挂念北部边防。北部边防的重要使他觉着仅靠 他本人往来巡狩，或派出征大将仍是不够，倘若元勋重臣坐镇北方，他更放
心不下,必须派可靠的人去镇守,于是朱元璋决定采用分封诸王的制度。洪 武三年四月,朱元璋把他二子到十子封为亲王,十一年(1378)和二十四年 (1391)又两次分封,把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军事重 地,想要他们来“夹辅王室”。 洪武十一年(1378),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以后,随 着诸王年龄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从当时全国形势来看,有权力的诸王仍 镇戍在北方沿长城一线的重镇。如西安的秦王、太原的晋王、大同的代王、 宣府的谷王、大宁的宁王等。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的冕 服车旗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不得钧礼。虽说各亲 王“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但他们的地位极高极贵。诸王有统 兵和指授军事的权力,每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有三护卫,护卫甲士少 者三千人,多的到一万九千人,遇有突发事件,封地里的卫所镇兵,在接到 盖有皇帝御宝文书的同时,还必须有藩王的令旨,才能调动。赋予亲王如此 大的权力,虽然起到屏藩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但也为后来的藩王作乱, 埋伏了危机。 对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政策 朱元璋对周边其他地区,也采取了不同方式加以管理。在西北设置诸卫 所,在东北派驻官员去招谕,在西藏通过宗教关系,在西南仍承袭元代的土 司制度,对这些地区采用朝贡、赏赐、茶马市贸易的方式,加强与这些地区 的交流,收效十分明显。 然而,当朱元璋宣布明朝建立后,与民族问题并行的一个既现实而又传 统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朱元璋面前。长期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皇 帝都把做天下共主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也往往 被作为真命天子的标志。 洪武初年,对于朱元璋来说,尤其渴望争取万国来朝以树立其真命天子 的形象。新朝鼎建,毕竟还有人不肯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尤其是一些文人 这怎能不让他忧虑?或许真命天子的威望能让这些人改变不与他合作的想 法。因此,在他初登大宝之初,就开始了他的外交攻势。 但朱元璋鉴于元朝的失败教训,一反使用武力、对外扩张的做法。洪武 四年(1371)九月,朱元璋曾跟他的大臣们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 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以后他在《皇明祖训》 中又向他的子孙提出告诫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 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他认为武力征伐,伤财劳民,得不偿失。 所以他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湓亨、 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列为不征之国,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双方的 来往多是通过朝贡的形式,朱元璋厚往薄来,目的是让这些国家看到天朝大 国的富有,体察到天子的博大胸怀,以图“四夷怀服” 这种外交政策,却并非都行得通,在日本问题上,他就遇到了麻烦。洪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①《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皇明祖训·箴戒篇》
心不下，必须派可靠的人去镇守，于是朱元璋决定采用分封诸王的制度。洪 武三年四月，朱元璋把他二子到十子封为亲王，十一年（1378）和二十四年 （1391）又两次分封，把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军事重 地，想要他们来“夹辅王室”。 洪武十一年（1378），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以后，随 着诸王年龄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从当时全国形势来看，有权力的诸王仍 镇戍在北方沿长城一线的重镇。如西安的秦王、太原的晋王、大同的代王、 宣府的谷王、大宁的宁王等。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的冕 服车旗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不得钧礼。虽说各亲 王“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①，但他们的地位极高极贵。诸王有统 兵和指授军事的权力，每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有三护卫，护卫甲士少 者三千人，多的到一万九千人，遇有突发事件，封地里的卫所镇兵，在接到 盖有皇帝御宝文书的同时，还必须有藩王的令旨，才能调动。赋予亲王如此 大的权力，虽然起到屏藩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但也为后来的藩王作乱， 埋伏了危机。 对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政策 朱元璋对周边其他地区，也采取了不同方式加以管理。在西北设置诸卫 所，在东北派驻官员去招谕，在西藏通过宗教关系，在西南仍承袭元代的土 司制度，对这些地区采用朝贡、赏赐、茶马市贸易的方式，加强与这些地区 的交流，收效十分明显。 然而，当朱元璋宣布明朝建立后，与民族问题并行的一个既现实而又传 统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朱元璋面前。长期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皇 帝都把做天下共主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也往往 被作为真命天子的标志。 洪武初年，对于朱元璋来说，尤其渴望争取万国来朝以树立其真命天子 的形象。新朝鼎建，毕竟还有人不肯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尤其是一些文人， 这怎能不让他忧虑？或许真命天子的威望能让这些人改变不与他合作的想 法。因此，在他初登大宝之初，就开始了他的外交攻势。 但朱元璋鉴于元朝的失败教训，一反使用武力、对外扩张的做法。洪武 四年（1371）九月，朱元璋曾跟他的大臣们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 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①以后他在《皇明祖训》 中又向他的子孙提出告诫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 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②他认为武力征伐，伤财劳民，得不偿失。 所以他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湓亨、 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列为不征之国，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双方的 来往多是通过朝贡的形式，朱元璋厚往薄来，目的是让这些国家看到天朝大 国的富有，体察到天子的博大胸怀，以图“四夷怀服”。 这种外交政策，却并非都行得通，在日本问题上，他就遇到了麻烦。洪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② 《皇明祖训·箴戒篇》
武二年(1369),朱元璋派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去 日本,进一步解释明朝的对外政策,表示愿意继承历史上的友好传统,消除 日本国王的疑虑。赵秩圆满完成了使命,日本即派使者来中国。然而双方的 友好交往却由于倭寇的问题受到影响。明初,在绵长的海岸线上时有倭寇的 骚扰,见于史籍记载的也很多。如洪武二年正月,“倭寇山东滨海郡县,掠 民男女而去”;四月“倭寇苏州、崇明等地”;八月“倭入寇淮安”;三年 六月“倭入寇山东,转掠温州、台州、明州等地,又寇福建沿海郡县”。以 后倭寇仍频频λ侵。这种情形使朱元璋的以解决倭寇为中心的对日外交开始 陷入困境,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宣布:“禁 濒海民不得私出海”,采用了禁海政策。洪武十四年(1381)胡惟庸“通倭 罪名确立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又正式宣 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二十七年(1394)又进一步申令“禁民间 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到三十年(1397) 还再次申明“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完全采取禁海政策,这一封闭 政策对明初体制、经济都影响不小。洪武年间,朱元璋迟迟没有作出迁都之 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考虑到东南的海防。由于倭寇在东南沿海的侵扰, 朱元璋以后几代皇帝也沿袭这一政策,直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倭寇问题的解 决,才逐渐打破这一封闭政策 洪武年间,朱元璋试图做天下共主的目的,或许并没有完全达到,但在 定程度上却赢得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使他有充裕的精力投入到恢复经济 发展生产的事业中去。 ①《明太祖实录》卷三六、四O、四三、五三。 ②《明太祖实录》卷七O 《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力
武二年（1369），朱元璋派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去 日本，进一步解释明朝的对外政策，表示愿意继承历史上的友好传统，消除 日本国王的疑虑。赵秩圆满完成了使命，日本即派使者来中国。然而双方的 友好交往却由于倭寇的问题受到影响。明初，在绵长的海岸线上时有倭寇的 骚扰，见于史籍记载的也很多。如洪武二年正月，“倭寇山东滨海郡县，掠 民男女而去”；四月“倭寇苏州、崇明等地”；八月“倭入寇淮安”；三年 六月“倭入寇山东，转掠温州、台州、明州等地，又寇福建沿海郡县”①。以 后倭寇仍频频入侵。这种情形使朱元璋的以解决倭寇为中心的对日外交开始 陷入困境，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宣布：“禁 濒海民不得私出海”②，采用了禁海政策。洪武十四年（1381）胡惟庸“通倭” 罪名确立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③。又正式宣 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二十七年（1394）又进一步申令“禁民间 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到三十年（1397） 还再次申明“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④。完全采取禁海政策，这一封闭 政策对明初体制、经济都影响不小。洪武年间，朱元璋迟迟没有作出迁都之 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考虑到东南的海防。由于倭寇在东南沿海的侵扰， 朱元璋以后几代皇帝也沿袭这一政策，直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倭寇问题的解 决，才逐渐打破这一封闭政策。 洪武年间，朱元璋试图做天下共主的目的，或许并没有完全达到，但在 一定程度上却赢得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使他有充裕的精力投入到恢复经济、 发展生产的事业中去。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四○、四三、五三。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七○。 ③ 《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二三一、二五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