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财经学院：财政政策与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李永友、钟晓敏）

财政政策与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李永友钟晓敏 摘要:基于代表性家庭最优消费决策及其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估计中国财政 政策对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自1998年至今,城乡居民边际 消费倾向的下降幅度超过20%。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除源于收入分配 经济发展程度、预期、消费结构等因素的影喲外,与财政政策运用也有很大关系。 其中,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的综合效应显著为负。以 未预期到的税收增加为融资工具的策略选择,大大抑制了结构调整的正面效应。因 此,扩大居民消费,不仅要通过财政增收,提髙居民消费能力,而且要通过调整财 政收支策略,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关键词:居民宏观消费率边际消费倾向财政政策 作者李永友,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杭州310018);钟晓 敏,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杭州310018) 弓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高居民宏观消费率,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长 期战略,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也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过去10多年,解决居 民消费需求水平偏低和居民宏观消费率持续下降问题,实现需求结构再平衡,一直 是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和财政调控的重点,但问题并没有因政府 系列财政政策而发生根本性改善。而且,这一情况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 视。已有研究更多从收入分配和消费环境的视角,讨论居民宏观消费率问题。就收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研究”(12JZD 032)、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我国民生支出收益分配及其机理研究” (NCET-107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有益建议。文责自负。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财政政策与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李永友 钟 晓敏 摘 要：基于代表性家庭最优消费决策及其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估计 中国财政 政策对城 乡居 民边际消费倾 向的影响，结果表 明， 自 1998年至今 ，城 乡居 民边 际 消费倾 向的下 降幅度超过 20％。城 乡居 民边 际消费倾 向下 降，除源 于收入 分配、 经济发展程度、预期、消费结构等因素 的影响外，与财政政策运 用也有很大关系。 其中，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冲击对居 民边 际消费倾 向产生的综合效应显著为负。以 未预期到的税收增加为融资工具 的策略选择，大大抑制了结构调整的正面效应。因 此，扩大居民消费，不仅要通过财政增收，提高居 民消费能力 ，而且要通过调整财 政收支策略，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提升居 民边际消费倾 向。 关键词 ：居民宏观消费率 边 际消费倾向 财政政策 作者李永友，浙江财经学院财政 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杭 州 31OO18)；钟晓 敏，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杭州 31O018)。 一 、 引 言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提高居 民宏观消费率 ，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长 期战略，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也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过去 10多年，解决居 民消费需求水平偏低和居民宏观消费率持续下降问题，实现需求结构再平衡 ，一直 是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和财政调控的重点，但问题并没有 因政府 一 系列财政政策而发生根本性改善。而且，这一情况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 视 。已有研究更多从收入分配和消费环境 的视角 ，讨论居 民宏观消费率 问题 。就收 * 本文为教育部重 大招标 项 目 “促 进发展 方式转型 的地 方财政体制 改革研 究”(12JZD 032)、教 育部 新 世纪 优 秀人 才 支持 计 划 “我 国 民生支 出收益分 配及 其 机 理研 究” (NCET-1071)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 匿名评 审专家的有益建议 。文责 自负。 · 63 ·

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入分配的部门结构而言,Kuis、①李扬和殷剑峰、②汪同三、③方福前④等的研究 认为,居民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获较少,劳动收入份额及居民收入占 比降低,是居民宏观消费率持续下降和水平低的重要原因。就收入分配的人群结构 而言,袁志刚和朱国林、朱国林等⑤的研究认为,居民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 距,造成了居民宏观消费率的持续下降。逻辑上,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 我国居民宏观消费率较低。因为即使个体消费意愿不变,根据传统消费需求理论, 只要居民收人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只要收入分配向高收入群体倾斜,居民宏观 消费率就会偏低。就消费环境而言,袁志刚和宋铮、万广华等⑥从宏观上讨论过消 费平滑能力的宏观消费效应。罗楚亮、杨汝岱和陈开斌⑦等从微观层面实证分析过 我国居民谨慎消费决策。类似研究还包括 Chamon和 Prasad等。⑧消费环境影响居 民宏观消费率,主要是因为居民消费跨期平滑能力有限,由此产生对未来收入和支 出的不确定预期,从而使居民出现明显的谨慎消费动机和预防性储蓄倾向。除上述 两方面因素,也有学者从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阶段特征,解释我国居民宏观消费率 趋势变化。 上述研究为理解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现象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然而,已有研 究在解释居民宏观消费率整体趋势特征时并不完美。就收入分配的部门结构而言, O Louis Kuijs, "How will China's Saving-Investment Balance Evolve?"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958, July 1, 2006: Louis Kuijs, 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Sector Dept, 2005 ②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 汪同三:《改革收入分配体系:解决投资消费失衡》,《金融纵横》2007年第11期。 方福前:《中国居民消费霱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据》,《中国社会科 学》2009年第2期。 ⑤袁志刚、朱国林:《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及对中国消费不振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朱国林、范建勇、颜燕:《中国的消费不振与收入分 配:理论与数据》,《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⑥袁志刚、宋铮:《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9年第11 期;万广华、张菌、牛建高:《流动性约東、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经济研究》 2001年第11期。 ⑦罗楚亮:《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杨 汝岱、陈开斌:《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经济硏究》2009年第 8期 (8 Marcos D Chamon and Eswar S Prasad, "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 2, no. 1, 2010 pp.93-130. 国家64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inal so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12期 入分配的部门结构而言，Kujis、① 李扬和殷剑峰、② 汪同三、③ 方福前④等的研究 认为，居民在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获较少 ，劳动收入份额及居民收入 占 比降低 ，是居民宏观消费率持续下降和水平低的重要原因。就收入分配的人群结构 而言，袁志刚和朱国林 、朱国林等⑤的研究认为 ，居民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 距 ，造成了居民宏观消费率的持续下降。逻辑上 ，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 我国居民宏观消费率较低 。因为 即使个体消费意愿不变，根据传统消费需求理论 ， 只要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 GDP增长率 ，只要收入分配向高收人群体倾斜，居民宏观 消费率就会偏低。就消费环境而言，袁志刚和宋铮、万广华等⑥从宏观上讨论过消 费平滑能力的宏观消费效应。罗楚亮、杨汝岱和陈开斌Cz)等从微观层面实证分析过 我国居民谨慎消费决策。类似研究还包括 Chamon和 Prasad等。⑧ 消费环境影响居 民宏观消费率，主要是因为居民消费跨期平滑能力有限，由此产生对未来收人和支 出的不确定预期，从而使居民出现明显 的谨慎消费动机和预防性储蓄倾向。除上述 两方面因素 ，也有学者从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阶段特征，解释我 国居民宏观消费率 趋势变化 。 上述研究为理解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现象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 ，然而，已有研 究在解释居民宏观消费率整体趋势特征时并不完美。就收入分配 的部 门结构而言， ① LouisKuijs，“HOW willChina’SSaving—InvestmentBalanceEvolve?”World Bank PolicyResearchW orkingPaper，no．3958，July1，2006；LouisKu s，Investmentand Saving in China，W ashington，D．C．：W orld Bank，EastAsia and Pacific Region， Poverty Reduction andEconom icM anagem entSectorDept．，2005． ② 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 蓄率 问题探究——1992—2()(]3年 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经济研究》2007年第 6期。 ③ 汪同三：《改革收入分配体 系：解决投资消费失衡》，《金融纵横》2007年第 11期。 ④ 方福前 ：《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 因研究—— 基于中国城 乡分省数据》，《中国社会科 学》2009年第 2期。 ⑤ 袁志刚、朱国林： 《消费理论 中的收入分 配与总消费——及对 中国消费不振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 2期；朱国林、范建勇、颜 燕：《中国的消费不振 与收入分 配 ：理论 与数据》，《经济研究》2002年第 5期。 ⑥ 袁志刚、宋铮 ：《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 究》1999年第 11 期；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 民消费》，《经济研究》 2001年第 11期。 ⑦ 罗楚亮：《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 民消费行为》，《经济研 究》2004年第 4期 ；杨 汝岱、陈开斌 ：《高等教育改革、预 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经济研究》2009年第 8期 。 ⑧ MarcosD．ChamonandEswarS．Prasad．“W hyAreSavingRatesofUrbanHouseholds inChinaRising?”AmericanEconomicJournal：Macroeconomics，vo1．2，no．1，2010， pp．93—130． · 64 ·

财政政策与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按照已有文献逻辑,居民收人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差距越大,居民消费率下降应越 快。但从1985年至1998年,居民收入增长率年均低于经济增长率近3.76个百分 点,从1999年至2009年,前者年均低于后者仅161个百分点,但居民消费率在后 一个时段下降了11.17个百分点,在前一个时段却只下降了5.46个百分点。①就收 入分配的人群结构和消费环境而言,无论是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差异,还是消 费跨期平滑能力受限,在我国都是长期因素,更何况收入分配差距和流动性约束至 少在过去10多年中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而 Jappelli和 Pistaferri②提供的证据甚至 表明情况在逐步改善。虽然20世纪90年后期的社会事业领域市场化改革,对居民 消费决策产生了冲击,但这种冲击也仅是一次性的,更何况自2002年以来政府出 台了各种社会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因素的不利影响。上述一系列证据意 味着,虽然收入水平及其分布特征、社会事业领域市场化改革、消费结构升级等 是我国居民宏观消费率下降和偏低的重要原因,但至少在1999年之后,居民宏观 消费率持续大幅度下降,一定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逻辑上,决定居民消费的不外乎两个因素,即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也经 常被称为消费意愿),两者都会受到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但从我国过去10多年的 财政政策运用情况看,财政政策在使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却抑制了居民 边际消费倾向,所以从综合效果看,居民宏观消费率并没有因财政政策持续高强度 运用而有所逆转。由于边际消费倾向不仅是决定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变量,也是决 定财政政策运用效果的关键因素,所以边际消费倾向受到抑制,不仅影响居民消费, 而且也恶化了财政政策的运用环境和实际效果。两者的螺旋式恶化,使宏观调控对 财政政策的依赖度不断提高,财政干预强度和调控成本不断上升。然而,上述论断 仅有吕冰洋③曾给出过间接证据。为给出财政政策运用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直 接证据,本文将在已有文献基础上,通过分析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趋势变化特征, 以及财政政策在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趋势变化中扮演的角色,实证考察财政政策影响 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方式和程度。 、理论框架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学术界讨论财政政策与居民消费关系时,一直认为居民边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统计数据计算。 2 Tullio Jappelli and Luigi Pistaferri, "The Consumption Response to Income Changes Th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vol.2,2010,pp.479-506.根据樊纲、王小鲁的研 究,银行卡普及率对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其对消费的贡献率约1%。参见樊纲、王小 鲁:《消费条件模型和各地区消费条件指数》,《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 吕冰洋:《财政扩张与供需失衡:孰是因?孰是果?》,《经济研究》2011年第3期。 国家哲学社会 ·65·

财政政策与城 乡居民边 际消费倾 向 按照已有文献逻辑 ，居民收人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差距越大 ，居民消费率下降应越 快。但从 1985年至 1998年，居民收入增长率年均低于经济增长率近 3．76个百分 点 ，从 1999年至 2009年，前者年均低于后者仅 1．61个百分点，但居民消费率在后 一 个时段下降了 11．17个百分点，在前一个时段却只下降了 5．46个百分点。① 就收 入分配的人群结构和消费环境而言，无论是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差异 ，还是消 费跨期平滑能力受限，在我国都是长期因素，更何况收入分配差距和流动性约束至 少在过去 10多年 中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 ，而 Jappelli和 Pistaferri②提供的证据甚至 表明情况在逐步改善。虽然 20世纪 90年后期的社会事业领域市场化改革 ，对居 民 消费决策产生了冲击 ，但这种冲击也仅是一次性 的，更何况 自 2002年以来政府出 台了各种社会政策 ，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这一 因素的不利影响。上述一系列证据意 味着 ，虽然收入水平及其分布特征 、社会事业领域市场化改革 、消费结构升级等 是我国居民宏观消费率下降和偏低 的重要原因 ，但至少在 1999年之后 ，居民宏观 消费率持续大幅度下降 ，一定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逻辑上 ，决定居民消费的不外乎两个因素 ，即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 向 (-g经 常被称为消费意愿)，两者都会受到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但从我国过去 10多年的 财政政策运用情况看 ，财政政策在使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却抑制了居民 边际消费倾向，所以从综合效果看 ，居民宏观消费率并没有 因财政政策持续高强度 运用而有所逆转 。由于边际消费倾 向不仅是决定居民消费水平 的重要变量 ，也是决 定财政政策运用效果的关键因素，所以边际消费倾向受到抑制 ，不仅影响居民消费， 而且也恶化了财政政策的运用环境和实际效果。两者的螺旋式恶化 ，使宏观调控对 财政政策的依赖度不断提高，财政干预强度和调控成本不断上升。然而，上述论断 仅有 吕冰洋③曾给出过问接证据。为给出财政政策运用影响居 民边际消费倾 向的直 接证据 ，本文将在已有文献基础上 ，通过分析居 民边 际消费倾 向的趋势变化特征， 以及财政政策在居 民边际消费倾 向趋势变化 中扮演 的角色，实证考察财政政策影响 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方式和程度。 二 、理论框架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学术界讨论财政政策与居 民消费关系时，一直认为居民边 ①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统计数据计算。 ② TullioJappelliandLuigiPistaferri，“TheConsumptionResponsetoIncomeChanges，” ThgAnnualReview 0厂Economics，vo1．2，2010，PP．479—506．根据樊纲、王小鲁 的研 究，银行卡普及 率对消费具 有显著影响，其对消费 的贡献率约 1 。参见樊纲、王小 鲁：《消费条件模型和各地 区消费条件指数》，《经济研究》2004年第 5期。 ③ 吕冰洋：《财政扩张与供 需失衡 ：孰是因?孰是果?》，《经济研究》2011年第 3期。 · 65 ·

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际消费倾向是稳定的,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仅是居民消费能力。这一传统认识直到 最近才发生改变,因为在过去10多年,一些研究发现,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并不是稳 定的,而是变化的。例如 Shapiro和 Slemrod、 Souleles和 Berger-Thomson等①的 研究发现,居民对税收政策变化做出的消费反应,并不总是不变的。通过比较居民 对两次税收政策变化做出的消费反应,他们发现,同样单位的税收变化,居民做出 的消费反应呈减弱趋势。然而,这类文献都是利用比较静态方法和消费对政策冲击 反应,估计两个时点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并没有获得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整体变 化趋势和特征。此外,与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文献所获得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变化 的经验证据,仅是财政政策与消费关系分析的副产品,并没有给出居民边际消费倾 向估计的一般方法。相比较, Haavelmo②则细致地讨论过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问 题,但只是从乘数模型推导出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并忽略了变量间内生决定的问题。 在经验上估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文献,仅有 Langemeier和 Patrick、 Luengo Prado和 Sorensen。③前者估计美国伊利诺斯州农场主的边际消费倾向,发现短期 边际消费倾向相对稳定,但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呈明显下降趋势。后者则基于缓冲存 货模型,估计美国各州的居民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发现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主要源于收入不确定性。然而,上述两篇实证文献都基于制度相对稳定的美国,在 制度不断变化的中国,上述经验发现是否依然成立,还需要给出中国的经验证据 此外,无论是讨论财政政策与居民消费关系,还是讨论边际消费倾向变化,已有文 献都没有给出财政政策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方式和程度 理论上,财政政策影响居民消费的机理并不复杂,其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对 居民收入产生直接影响。例如,征收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直接导致居民可支配收 入下降;对交易征税,改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真实购买力;向居民或家庭提供直接 补助,即改变居民或家庭的转移性收入,等等。二是改变劳动生产率和居民不稳定 O Matthew D. Shapiro and Joel Slemrod, "Consumer Response to Tax Rebat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no. 1, 2003, pp. 381-396; Nicholas S. Souleles Consumer Response to the Reagan Tax Cu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5 no. 1, 2002, pp 99-120; Laura Berger-Thomson, Elaine Chung and Rebecca Mckibbin, Estimating Marginal Propensities to Consume in Australia Using Micro Data, "The Economic Record, vol. 86, Special Issue, 2010, pp 49-60 rygve Haavelmo, "Methods of Measuring the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 42, no 3, 1947 F, Patrick,“Fa Marginal p Consume: An Application to Illinois Grain Farm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 voL. 72, 1990, pp. 309-316: Maria Jose Luengo-Prado and Bent E. Sorensen, What Can Explain Excess Smoothness and Sensitivity of State-Level Consump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90, no 1, 2008, pp. 65-80 国家·66·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12期 际消费倾向是稳定的，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仅是居民消费能力 。这一传统认识直到 最近才发生改变，因为在过去 10多年 ，一些研究发现 ，居民边际消费倾 向并不是稳 定的，而是变化 的。例如 Shapiro和 Slemrod、Souleles和 Berger-Thomson等 的 研究发现，居民对税收政策变化做出的消费反应 ，并不总是不变的。通过 比较居民 对两次税收政策变化做出的消费反应 ，他们发现，同样单位的税收变化 ，居民做 出 的消费反应呈减弱趋势。然而，这类文献都是利用 比较静态方法和消费对政策冲击 反应 ，估计两个时点的居民边际消费倾 向，并没有获得居 民边际消费倾 向的整体变 化趋势和特征。此外，与早期研究一样 ，上述文献所获得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变化 的经验证据，仅是财政政策与消费关系分析的副产品，并没有给出居 民边际消费倾 向估计的一般方法。相 比较 ，Haavelmo@则细致地讨论过边际消费倾 向的估计 问 题 ，但只是从乘数模型推导出居民边际消费倾 向，并忽略了变量间内生决定的问题 。 在经验上估计 居 民边 际消 费倾 向的文献，仅 有 Langemeier和 Patrick、Luengo— Prado和 Sorensen。③ 前者估计美 国伊利诺斯州农场主的边际消费倾 向，发现短期 边际消费倾向相对稳定，但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呈 明显下降趋势。后者则基于缓冲存 货模型 ，估计美国各州的居民平均边际消费倾 向，发现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 主要源于收人不确定性。然而，上述两篇实证文献都基于制度相对稳定的美国，在 制度不断变化的中国，上述经验发现是否依然成立 ，还需要给 出中国的经验证据。 此外 ，无论是讨论财政政策与居民消费关系，还是讨论边际消费倾 向变化 ，已有文 献都没有给出财政政策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方式和程度。 理论上，财政政策影响居民消费的机理并不复杂，其途径主要有两个 。一是对 居民收入产生直接影响。例如，征收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直接导致居民可支配收 人下降；对交易征税 ，改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真实购买力 ；向居民或家庭提供直接 补助 ，即改变居民或家庭的转移性收入，等等。二是改变劳动生产率和居民不稳定 ① Matthew D．Shapiro andJoelSlemrod，“ConsumerResponseto Tax Rebates，” AmericanEconomicReview ，vo1．93，no．1，2003，PP．381—396；NicholasS．Souleles， “ConsumerResponsetotheReaganTaxCuts，”JournalofPublicEconomics，vo1．85， no．1，2002，PP．99～120；LauraBerger-Thomson，ElaineChung and RebeccaM ckibbin， “Estimating M arginalPropensities to Consume in Australia U sing M icro Data．” EconomicRecord，VO1．86，SpecialIssue，2010，PP．49—60． ② TrygveHaavelmo，“MethodsofMeasuringtheMarginalPropensitytoConsume，” JournaloftheAmericanStatisticalAssociation，VO1．42，no．3，1947，PP．105—122． ③ MichaelR．LangemeierandGeorgeF．Patrick，“Farmers’MarginalPropensityto Consume：AnApplicationtoIllinoisGrainFarms．’’AmericanJournalof Agriculture Economics，vo1．72，1990，PP．309—316；MariaJos6Luengo-PradoandBentE．S~rensen， “WhatCan Explain ExcessSmoothnessand Sensitivity ofState-gevelConsumption?” The Review ofEconomicsandStatistics，vo1．9O，no．1，2008，PP．65—8O．

财政政策与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预期,间接作用于居民消费,后者主要通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传递。提高居民劳动 生产率,稳定经济增长预期,降低居民风险暴露程度等,都会增强居民当期消费信 心,表现为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上升,即使居民收入没有发生变化,居民消费也会增 加。上述逻辑实际上在第二个途径方面,建立了财政政策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关 系,然而这种逻辑推演既缺乏理论支撑又缺乏经验证据。为此,需要从理论和经验 两个层面,再现上述逻辑。 首先建立两者关系的理论框架。将一个地区代表性家庭确定为分析对象,以离 散的 Ramsey模型为基础,①考察其最优消费决策。该代表性家庭追求终生效用最 大化,即maxE∑(1+p)"u(c+,g+n),其中c是家庭消费,g为政府社会性 支出,u(·)为效用函数,满足效用函数的一般特征和稻田条件,p为贴现率。居 民最大化终生效用函数所受预算约束为:b1+1=b2(1+r1)+w1+1(1-t)-c1(1+ t。),其中w;+1为家庭工资收人,t和t。分别为收人所得税和交易税,在最后一期 的家庭资产满足br≥0。②为简化起见,假定家庭是一个风险厌恶者、无弹性供给 的单位劳动。家庭存在较强流动性约束,致使家庭在遭遇收支风险时,无法通过资 本市场平滑消费。这样,家庭每期消费决策就会与其当期遭遇的风险和未来预期有 关。家庭当期工资收入w取决于上期工资收入w-1,本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率v和 临时性冲击e",劳动生产率增长率v=v合,其中η为一个常量。这样w w1-1n]e",其中e和e"满足:E(eA)=E(e")=1,cov(ee)=0。从家庭 工资收入决定过程看岀,家庭持久收入p-w-1η将围绕一个既定路径增长。持久 性收入冲击造成的家庭收入变化为p(e-1),持久收入冲击使家庭工资收入在不 同增长路径上发生转换。对风险厌恶型家庭而言,当期实际收入应是经终生收入风 险消除后的部分,即w:/o4“,其中分母两项分别为两类冲击的标准差,以反映终 生收入遭遇的平均风险。 为求出家庭当期最优消费决策,我们采用递归方法,将前述最大化问题表达为 更为紧凑的(1)式: max u(Ct, gs)+Ev(b+1, Wi+1) (1+o) (1)式有两个状态变量b1+和W+1,家庭基于当期信息,预期这两个状态变 量,选择当期最优消费,并受预算b+1=b(1+r1)+w+1(1-t)-c1(1+t)所约 束。设家庭效用为常相对风险规避函数(CRRA),即 (cg:) 1-y。经过前述一系列过 o Frank P Ramsey,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38 no.152,1928,pp.543-559 ②即代表性家庭获得的利息收入免税,并在期末偿付清所有债务。 国家 67·

财政政策与城 乡居民边际消费倾 向 预期 ，间接作用于居民消费 ，后者主要通过居民边际消费倾 向传递。提高居民劳动 生产率 ，稳定经济增长预期 ，降低居民风险暴露程度等，都会增强居 民当期消费信 心 ，表现为居 民边际消费倾 向上升 ，即使居 民收入没有发生变化 ，居 民消费也会增 加。上述逻辑实际上在第二个途径方面，建立了财政政策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关 系 ，然而这种逻辑推演既缺乏理论支撑又缺乏经验证据。为此，需要从理论和经验 两个层面 ，再 现上述逻辑 。 首先建立两者关系的理论框架 。将一个地区代表性家庭确定为分析对象 ，以离 散的 Ramsey模型为基础 ，① 考察其最优消费决策。该代表性家庭追求终生效用最 大化，即 maxE ∑ (1+p)～u(c+，g )，其中 c是家庭消费 ，g 为政府社会性 支出，u(·)为效用函数，满足效用函数 的一般特征和稻 田条件，p为贴现率 。居 民最大化终生效用函数所受预算约束为 ：b+一b(1+r)+w+1(1一t)一C(1+ t)，其中 w+ 为家庭工资收入，t 和 t。分别为收入所得税和交易税 ，在最后一期 的家庭资产满足 bT≥0。② 为简化起见，假定家庭是一个风险厌恶者、无弹性供给 的单位劳动。家庭存在较强流动性约束 ，致使家庭在遭遇收支风险时，无法通过资 本市场平滑消费。这样 ，家庭每期消费决策就会与其 当期遭遇的风险和未来预期有 关 。家庭当期工资收入 w 取决于上期工资收入 w ，本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和 临时性 冲击 ￡，劳动 生 产率 增 长率 一 ￡，其 中 为一个 常量 。这 样 w 一 Ew一1 ]￡，其中 ￡ 和 ￡ 满足 ：E (￡)一 E (￡w)： 1，COV(gA￡w)一 0。从家庭 工资收入决定过程看出，家庭持久收入 P一w一T1将 围绕一个既定路径增长。持久 性收入冲击造成的家庭收入变化为 P (e一1)，持久收入冲击使家庭工资收人在不 同增长路径上发生转换 。对风险厌恶型家庭而言 ，当期实际收入应是经终生收入风 险消除后的部分 ，即 w／a 6w，其中分母两项分别为两类冲击的标准差 ，以反映终 生收入遭遇的平均风险。 为求出家庭当期最优消费决策 ，我们采用递归方法 ，将前述最大化问题表达为 更为紧凑的 (1)式 ： maxu (ct ) + (1) Ct (1)式有两个状态变量 b+ 和 w+，家庭基于当期信息 ，预期这两个状态变 量，选择当期最优消费，并受预算 bt十1=b(1+r)+w+ (1一t)一C(1+t。)所约 rr、． 、1 T 束。设家庭效用为常相对风险规避函数 (CRRA)，til 。经过前述一系列过 ① FrankP．Ramsey，“AMathematicalTheoryofSaving，” EconomicJournal，vo1．38 no．152，1928，PP．543—559． ② 即代表性家庭获得的利息收入免税，并在期末偿付清所有债务。 ·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