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明比较中的两种不同视角 李友东 【提要】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中,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是二元对立论的视角,主要从政 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着眼,认为东西方文明具有截然相反的文明基质,并由此决定了西方文明率先 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道路,是优越的、理应由普世效法的,而东方文明的“现代化道路”只能是“西化” 的。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以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层特质为比较的着眼点,认为东西方文明都 是社会基本规律,亦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具体展现,东西方文明存在规 律上的共同性;但在各不相同的时空条件制约下,二者在表现形态和具体道路上又存在差异,价值取 向上互有短长。 【关键词】东西方文明比较二元对立比较史学马克思主义 19世纪以降,西方列强确立了世界范围内的霸权,西方与东方(近东及亚洲各大文明)力量的对 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此后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中,出现了一种将东西方文明视为截然对立 而加以比较的视角。这种视角主要从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着眼,认定“东方”的特色是崇尚专 制、人治、群体一致和平安稳定;而“西方”则崇尚民主、法制、个体自由和竞争取胜。这种视角可称为 东西方文明二元对立论的比较视角。 从表面上看,二元对立论是要回答“西方如何崛起”( the rise of the West),或“欧洲奇迹” ( European Miracle)如何出现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将西欧历史发展道路上升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最 具优势因而具有普世价值的道路。这种“普世价值论”的逻辑思路可以概括为:首先,欧洲人具有比 世界其他地区(亚洲、非洲)更好的自然环境,更具有理性、自由的文化基因;其他文明不是。其次,欧 洲人理性、自由的基因导致了希腊的民主、罗马的法制与共和制度、中世纪的基督教信仰、自治城市 和市民社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等历史阶段的出现,并由此具有冒险精神,“发现”了新大陆 并积累了财富、技术,从而在与其他文明的竞争中遥遥领先。再次,只有欧洲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 现代化”道路,其他地区不能。其他地区需要学习西方,才能走向“现代化”,“西方”道路由此是不 发达社会的普遍发展道路。 马克思的比较视角则是与此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比较视角,他以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层特质为比较 的着眼点,认为,东西方文明都是社会基本规律,亦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的具体展现,在此点上东西方文明存在共同性;但在各不相同的时空条件制约下,二者在表现形态上 又存在差异。由此可以解释东西方社会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方面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的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东西方文 明 比较 中的两种不 同视 角 李友 东 【提要】 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中，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是二元对立论的视角，主要从政 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着眼 ，认为 东西方文明具有截然相反 的文明基质 ，并由此决定 了西方文明率先 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道路 ，是优越的、理应 由普世效法的，而东方文明的“现代化道路”只能是“西化 ” 的。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视 角，以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层特质为比较的着眼点，认为 东西方文明都 是社会基本规律 ，亦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具体展现 ，东西方文明存在规 律上的共 同性 ；但在各不相同的时空条件制约下，二者在表现形态和具体道路上又存在差异 ，价值取 向上互有短长。 【关键词】 东西方文明比较 二元对立 比较史学 马克思主义 l9世纪以降，西方列强确立了世界范围内的霸权，西方与东方(近东及亚洲各大文明)力量的对 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此后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中，出现了一种将东西方文明视为截然对立 而加以比较的视角。这种视角主要从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着眼，认定“东方”的特色是崇尚专 制、人治、群体一致和平安稳定；而“西方”则崇尚民主、法制、个体自由和竞争取胜。这种视角可称为 东西方文 明二元对立论 的比较视角。 从表面上看 ，二元 对立 论是 要 回答 “西方 如何 崛 起 ”(theriseoftheWest)，或 “欧 洲奇 迹 ” (EuropeanMiracle)如何出现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将西欧历史发展道路上升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最 具优势因而具有普世价值的道路。这种“普世价值论”的逻辑思路可以概括为：首先，欧洲人具有比 世界其他地区(亚洲、非洲)更好的自然环境，更具有理性、自由的文化基因；其他文明不是。其次，欧 洲人理性、自由的基因导致了希腊的民主、罗马的法制与共和制度、中世纪的基督教信仰、自治城市 和市民社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等历史阶段的出现，并由此具有冒险精神，“发现”了新大陆， 并积累了财富、技术，从而在与其他文明的竞争中遥遥领先。再次，只有欧洲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 “现代化”道路，其他地区不能。其他地区需要学习西方，才能走向“现代化”，“西方”道路由此是不 发达社会的普遍发展道路。 马克思的比较视角则是与此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比较视角，他以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层特质为比较 的着眼点，认为，东西方文明都是社会基本规律，亦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的具体展现，在此点上东西方文明存在共同性；但在各不相同的时空条件制约下，二者在表现形态上 又存在差异。由此可以解释东西方社会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方面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的
史学理论研究 2014年第1期 原因。马克思最终是从表现形态的差异性中洞悉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共同性 本文试图对这两种不同的比较视角的历史判断差异和差异的根源,及其是非、得失加以梳理和 评说,以求教于同人 、两种东西方比较判断的差异 马克思从东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亦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本质上的共同 性和具体时空条件差异引起的特殊性出发,对东西方文明进行比较考察,致力于从各不相同的发展 形态探寻指引全人类走向自由解放的共同规律和方向。倾向于东西方文明二元对立论者则撇开生 产生活方式的考察,径直考察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从而作出优劣评价,致力于探寻指引 人类走向所谓“自由、幸福的普世价值”。二者在考察的出发点和目标上的差异,导致了对东西方历 史文化特性和走向判断的一系列差异。 1.怎样看待上古中古时期东西方历史特点的异同 马克思认为东西方社会的历史起点都是一样的的。最早出现的都是“亚细亚公社所有制”的所 有制形式,它是土地完全公有的、最原始的公社。只有当这种完全的原始公有制类型蜕变、解体时 东西方文明的历史特点之间才产生了重大差别。 这种差别在于,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西欧先后实行的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日耳曼 的公社所有制”,在它们解体的基础上,先后实行了奴隶制和农奴制,以及以农奴制为基础的“拉丁 日耳曼封建制”,正是在这些不断变化的经济基础上,才先后在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西欧出现了贵 族寡头制、僭主制、直接民主制、共和制、军事独裁元首制和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以及中世纪晚期的 绝对君主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西方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多次发生结构性历史变迁。而“东 方”(泛指非西方)则长期保持“亚细亚生产方式”,其根基是协作性的小农生产,协作性的农业和手 工业结合的农村公社则长期保持下来,在它的上面又产生出作为无数村社“小共同体之父”的“专制 君主”政权,承担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公共工程和赈灾、安全、教化等公共职能。生产生活方式上具有 互助协作传统的小农村公社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们的长期存在使东方国家在漫长的相当于西方 古代中世纪的时期,并不存在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西欧那样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因此,马克思认 为,奴隶制和农奴制并“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① 小农村公社和履行公共职能的“东方专制主义”政权相结合而产生的社会结构,具有极其稳定的 结构特性,每次遭遇王朝覆灭后都能复活再生。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使用“东方专制制度”这个概 念的含义与二元对立论者全然不同。马克思不是像二元对立论者那样从地理环境和“东方”或“非 西方”人民的所谓天生的“奴性”出发来论证“东方专制主义”的必然性,而是从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 础需要角度,从自给自足的小农村公社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承担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公共工程和赈灾 安全、教化等公共职能的角度,论证东方专制集权政府的必要性。实际上,正是在承担全国性或区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
92 史学理论研 究 2014年第 1期 原因。马克思最终是从表现形态的差异性中洞悉 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共同性。 本文试 图对这两种不 同的比较视角的历史判断差异和差异的根源 ，及其是非 、得失加以梳理 和 评说 ，以求教于同人 。 一 、 两种 东 西 方 比较 判 断 的差 异 马克思从东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亦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本质上的共同 性和具体时空条件差异引起的特殊性出发，对东西方文明进行比较考察，致力于从各不相同的发展 形态探寻指引全人类走向自由解放的共同规律和方向。倾向于东西方文明二元对立论者则撇开生 产生活方式的考察，径直考察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从而作出优劣评价，致力于探寻指引 人类走向所谓“自由、幸福的普世价值”。二者在考察的出发点和目标上的差异，导致了对东西方历 史文化特性和走向判断的一系列差异。 1．怎样看待上古中古时期东西方历史特点的异 同 马克思认为东西方社会的历史起点都是一样 的的。最早 出现的都是“亚细亚公社所有制”的所 有制形式，它是土地完全公有的、最原始的公社。只有当这种完全的原始公有制类型蜕变、解体时， 东西方文明的历史特点之间才产生 了重大差别。 这种差别在于，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西欧先后实行的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日耳曼 的公社所有制”，在它们解体的基础上，先后实行了奴隶制和农奴制，以及以农奴制为基础的“拉丁一 日耳曼封建制”，正是在这些不断变化的经济基础上，才先后在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西欧出现了贵 族寡头制、僭主制、直接民主制、共和制、军事独裁元首制和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以及中世纪晚期的 绝对君主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西方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多次发生结构性历史变迁。而“东 方”(泛指非西方)则长期保持“亚细亚生产方式”，其根基是协作性的小农生产，协作性的农业和手 工业结合的农村公社则长期保持下来，在它的上面又产生出作为无数村社“小共同体之父”的“专制 君主”政权，承担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公共工程和赈灾、安全、教化等公共职能。生产生活方式上具有 互助协作传统的小农村公社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们的长期存在使东方国家在漫长的相当于西方 古代 中世纪的时期 ，并不存在古希腊 、罗马和中世纪西欧那样 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因此 ，马克思认 为，奴隶制和农奴制并“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① 小农村公社和履行公共职能的“东方专制主义”政权相结合而产生的社会结构 ，具有极其稳定的 结构特性 ，每次遭遇王朝覆灭后都能复活再生。需要注意的是 ，马克思使用“东方专制制度”这个 概 念的含义与二元对立论者全然不 同。马克思不是像二元对立论者那样从地 理环境和“东方 ”或“非 西方”人民的所谓天生的“奴性”出发来论证“东方专制主义”的必然性，而是从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 础需要角度，从 自给自足的小农村公社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承担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公共工程和赈灾、 安全、教化等公共职能的角度，论证东方专制集权政府的必要性。实际上，正是在承担全国性或区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上 ，人 民出版社 1979年 版 ，第 496页
东西方文明比较中的两种不同视角 93 性的公共工程和赈灾、安全、教化等公共职能上,使“东方专制制度”具有了不同于古罗马的军事独裁 皇帝专制制度和西欧中世纪晚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特殊性。在1853年6月和7月,在先后发 表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两文中,马克思在阐述东方社会 历史特点时,采纳了恩格斯在同年6月致他的信中表述的以下观点:“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 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 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 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 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 涨水来充注灌溉渠……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马克思还说道:“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 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 和制造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从远古时候起,在印度便产 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 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① 东西方虽然呈现了不同的历史特点,但它们都属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 草稿)》中所提出的“三大社会形式”或“三大阶段”中的、总称为“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最初 的社会形式”或第一大阶段2,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共同规律在不同 的历史时空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从而避免了欧洲中心论,避免了东西方文明二元对立观。 从历史上东西方交流的客观情况来看,东西方文明二元对立观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有一个发展 的过程。希腊文明从青铜时代到古风时代,一直认为自己是属于“东部”地中海世界的。直到希波战 争后,希腊人才有意识地宣称自己与“东方”的波斯人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不同,第一次在西方文明史 上划分了东西方的界限。但上古时期的西方文明总体上不存在“东方”“西方”孰优孰劣的明确价值 判断,即便有,两者也是互有轩轾,难分高下。例如,希罗多德强调自己的写作目的是使希腊人和异 邦人的那些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彩③,而在塔西陀的笔下,“东方”的日耳曼“蛮族”则为罗马 人树立了良好榜样。这时西方人对东西文明的两分,更多的是“我”与“他”的区别,还没有明显的高 下优劣的价值判断。中世纪时,在“西方”基督徒看来,“东方”的阿拉伯世界在基督教世界的边缘 “是异教罪犯的天然避难所”,伊斯兰教与二流的基督教异端邪说相差无几。但东方的“撒拉逊人” (阿拉伯人)一旦改信基督教,就会变得温顺和平,这表明,在当时的西方基督徒看来,仍存在“东方 向“西方”转化的可能性,“东方”与“西方”之间不过是宗教差异。15世纪新航路开辟后,“东方”开 始从一种方位感变成了一种与西方“不同”的总集合的代名词。⑤殖民者在殖民世界自诩为启蒙者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年版,第679、682页 ②庞卓恒:《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四次论说及其历史哲学含义》,《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③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④爱德华·赛义德:《想象的地理及其表述形式:东方化东方》,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版,第37页 6 Mimi Sheller, Consuming the Caribbean From Araks to Zombies, Routledge, pp 109-110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
东西方 文明 比较 中的两种不 同视 角 93 性的公共工程和赈灾、安全、教化等公共职能上，使“东方专制制度”具有了不同于古罗马的军事独裁 皇帝专制制度和西欧中世纪晚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特殊性。在 1853年 6月和7月，在先后发 表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两文中，马克思在阐述东方社会 历史特点时，采纳了恩格斯在同年 6月致他的信中表述的以下观点：“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 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 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 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 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 田，利用河流的 涨水来充注灌溉渠……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马克思还说道：“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 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 和制造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从远古时候起，在印度便产 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 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① 东西方虽然呈现了不同的历史特点，但它们都属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一l858年 草稿)》中所提出的“三大社会形式”或“三大阶段”中的、总称为“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最初 的社会形式”或第一大阶段②，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共同规律在不同 的历史时空条件下的不同表现 ，从而避免 了欧洲中心论 ，避免了东西方文 明二元对立观。 从历史上东西方交流 的客观情况来看 ，东西方文明二元对立观不是从来就有 的，它有一个发展 的过程。希腊文明从青铜时代到古风时代，一直认为自己是属于“东部”地中海世界的。直到希波战 争后，希腊人才有意识地宣称自己与“东方”的波斯人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不同，第一次在西方文明史 上划分了东西方的界限。但上古时期的西方文明总体上不存在“东方”“西方”孰优孰劣的明确价值 判断，即便有，两者也是互有轩轾，难分高下。例如，希罗多德强调自己的写作目的是使希腊人和异 邦人的那些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彩⑧，而在塔西陀的笔下，“东方”的Ft耳曼“蛮族”则为罗马 人树立了良好榜样。这时西方人对东西文明的两分，更多的是“我”与“他”的区别，还没有明显的高 下优劣的价值判断。中世纪时，在“西方”基督徒看来，“东方”的阿拉伯世界在基督教世界的边缘， “是异教罪犯的天然避难所”，伊斯兰教与二流的基督教异端邪说相差无几。 但东方的“撒拉逊人” (阿拉伯人)一旦改信基督教，就会变得温顺和平，这表明，在当时的西方基督徒看来，仍存在“东方” 向“西方”转化的可能性 ，“东方”与“西方 ”之间不过是宗教差异。15世纪新航路开辟后 ，“东方”开 始从一种方位感变成了一种与西方“不同”的总集合的代名词。⑤ 殖民者在殖民世界自诩为启蒙者，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 ，人 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679、682页。 ② 庞卓恒 ：《马克思关 于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 四次论说及其历史哲学含义》，《中国社会科学》2Ol】年第 1期 。 ③ 希罗多德 ：《历史》，王 以铸译 ，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 ，第 1页 。 ④ 爱德华 ·赛义德 ：《想象 的地理及其表述形式 ：东方化东方》，载张京媛主编 ：《后殖 民理论 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版 ，第 37页。 ⑤ MimiSheller，ConsumingtheCaribbean：From ArwakstoZombies，Routledge，pp．109—110．
史学理论研究 2014年第1期 对殖民地的侵略又由此被美化为启发、解放野蛮人的行为。①而且随着以西方为主的世界贸易体系 的建立,东西方文明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了有利于西方的变化。17世纪至18世纪中期,欧洲人对亚 洲“东方”的兴趣从东欧转移到中国。随着耶稣会士来华反馈回的大量信息,“东方”的“中国”形象 在启蒙运动中显得色彩斑斓,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霍尔巴赫、狄德罗、莱布尼茨都从各自理论观 点对中国进行了角度不同的论述2,总体上以褒扬居多。但自18世纪中后期以后,随着西方资产阶 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成功欧洲人的自信心增强,对传统中国从制度到文化的负面评价也日渐增多。 例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了中国的停滞不前,而非此前的繁荣富裕;又如,孔多塞将中国 描述成一个为专制、迷信所束缚而不能在科学、艺术与精神的进步上有所成就的国家。之所以发生 如此大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在1800年前后,东西方力量出现了显著的对比变化,增强了西方部分学 者“欧洲中心论”的看法,批判“东方”的色彩越来越浓,东西二元对立的观点逐渐形成。“东方”与 “西方”之间,从空间关系,转变为“过去”与“现在”、“专制”与“民主”、“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的 二元对立关系。 总体来看,东西方文明虽然在生产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各有自己的特色,而且 互有短长,但在西方殖民扩张和侵略之前,在西方学者进行的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中,尚不存在两种文 明在文化价值观上的互相对立和敌视,反而留下许多互相取长补短友好交流的历史篇章。只是在东 西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西方发动殖民侵略和扩张之后,才出现了二元对立的东西方历史比 较观。19世纪以降的二元对立论者撇开对生产生活方式的考察,从自然环境、政洽制度和文化、价值 观的差异出发,开始重塑东西方文明的历史。 二元对立论者认为,在上古中古时期,西方崇尚“民主、法制、个体自由和竞争取胜”和东方崇尚 专制、人治、群体一致和平安稳定”等文明的“基因”、“特性”或“国民性”就已经累积成型。并以此 作为文明的固有特征,既引申出欧洲具备“理性”资本主义或“现代性”兴起所需要的一切必要条件 如技术理性、商人、宗教等,进而得出“奇迹”发生于“欧洲”有其必然性;同时又以相同的逻辑思路, 论证世界其他地区无法具有这些必要条件,从而无法由自身产生“现代性”。 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方面,二元对立论者特别强调“民主”与“专制”、“分权”与“集 权”、“理性”与“非理性”对欧洲与非欧洲文明历史结果的影响。 就“民主”与“专制”而言,二元对立论者认为,“民主”、“自由”一直是西方文明自希腊罗马以来 固有的基因,东方则与此相反。例如,依迪丝·汉密尔顿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鼓吹代表“自由 的希腊,战胜了代表“专制”的东方(波斯),认为“自由”是希腊人最为珍视的品性,并将给“西方世界 留下永久印迹”。③ 就“分权”与“集权”而言,二元对立论者认为,中世纪的政治分裂促进了西方“欧洲奇迹”的出 现。与东方相比,西方缺少文化、政治、宗教上的中央权威。西欧有着无数的王国、公爵领地、男爵领 地、主教领地,独立的市镇、大学、行会,这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平衡。这在宗教改革中特别明显,斯卡 ①叶维廉:《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369页 ②庞卓恒:《17-18世纪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历史教学》1998年第3期、第4期 ③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史学理论研究 2014年第 1期 对殖民地的侵略又由此被美化为启发、解放野蛮人的行为。① 而且随着以西方为主的世界贸易体系 的建立 ，东西方文明的力量对 比开始发生了有利于西方的变化 。l7世纪至 18世纪中期 ，欧洲人对亚 洲“东方”的兴趣从东欧转移到中国。随着耶稣会士来华反馈回的大量信息，“东方”的“中国”形象 在启蒙运动中显得色彩斑斓，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霍尔巴赫、狄德罗、莱布尼茨都从各 自理论观 点对中国进行了角度不同的论述②，总体上以褒扬居多。但 自18世纪中后期以后，随着西方资产阶 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成功，欧洲人的自信心增强，对传统中国从制度到文化的负面评价也 日渐增多。 例如，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了中国的停滞不前，而非此前的繁荣富裕；又如，孔多塞将中国 描述成一个为专制、迷信所束缚而不能在科学、艺术与精神的进步上有所成就的国家。之所以发生 如此大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在 1800年前后，东西方力量出现了显著的对比变化，增强了西方部分学 者“欧洲中心论”的看法 ，批判 “东方”的色彩越来越浓 ，东西二元对立的观点逐渐形成。“东 方”与 “西方”之间，从空间关系，转变为“过去”与“现在”、“专制”与“民主”、“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的 二元对立关系。 总体来看，东西方文明虽然在生产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各有自己的特色，而且 互有短长，但在西方殖民扩张和侵略之前，在西方学者进行的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中，尚不存在两种文 明在文化价值观上的互相对立和敌视，反而留下许多互相取长补短友好交流的历史篇章。只是在东 西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西方发动殖民侵略和扩张之后，才出现了二元对立的东西方历史比 较观。19世纪以降的二元对立论者撇开对生产生活方式的考察，从自然环境、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 观的差异出发 ，开始重塑东西方文明的历史。 二元对立论者认为，在上古中古时期，西方崇尚“民主、法制、个体 自由和竞争取胜”和东方崇尚 “专制、人治、群体一致和平安稳定”等文明的“基因”、“特性”或“国民性”就已经累积成型。并以此 作为文明的固有特征，既引申出欧洲具备“理性”资本主义或“现代性”兴起所需要的一切必要条件， 如技术、理性、商人、宗教等，进而得出“奇迹”发生于“欧洲”有其必然性；同时又以相同的逻辑思路， 论证世界其他地区无法具有这些必要条件 ，从而无法由自身产生“现代性”。 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方面，二元对立论者特别强调“民主”与“专制”、“分权”与“集 权”、“理性”与“非理性”对欧洲与非欧洲文明历史结果 的影响。 就“民主”与“专制”而言，二元对立论者认为，“民主”、“自由”一直是西方文明自希腊罗马以来 固有的基因，东方则与此相反。例如，依迪丝 ·汉密尔顿 自20世纪 3O年代以来就鼓吹代表“自由” 的希腊，战胜了代表“专制”的东方(波斯)，认为“自由”是希腊人最为珍视的品性，并将给“西方世界 留下永久 印迹”。⑧ 就“分权”与“集权”而言，二元对立论者认为，中世纪的政治分裂促进了西方“欧洲奇迹”的出 现。与东方相比，西方缺少文化、政治、宗教上的中央权威。西欧有着无数的王国、公爵领地、男爵领 地、主教领地，独立的市镇、大学、行会，这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平衡。这在宗教改革中特别明显，斯卡 ① 叶维廉 ：《殖 民主义 ·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载张京媛主编 ：《后殖 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 369页。 ② 庞卓恒 ：《17一l8世纪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 流》，《历史教学)1998年第 3期 、第 4期 。 ③ 依 迪丝 ·汉密尔顿 ：《希腊 的回声》，曹博译 ，华夏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3～8页
东西方文明比较中的两种不同视角 利杰( Joseph Justus Scaliger)从天主教法国逃到新教的日内瓦、荷兰的莱顿,得保性命和宗教信仰。 西方的不统一保护了大量的持异见者。这种情况在西欧历史上屡见不鲜。R.J.豪顿也认为,现代 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在相对权力分散的西方,而非统一、庞大、僵化独裁的东方,是因为权力分散的 西方内部存在差异。2 就“理性”与“非理性”而言,二元对立论者认为,“经济理性”、“宗教理性”和“技术理性”促进了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例如韦伯认为,欧洲拥有“经济的理性主义和理性的生活方法论”,“主要 关键在于社会结构的大陆性格,而此种性格乃是由地理结构所造成的”。③韦伯还强调了宗教在东 西方文明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中世纪的罗马教廷和正在形成的国 家,都是财政理性化、货币经济以及政治性很强的资本主义的体现。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寺院却 令人望而生畏,被视为破坏金属本位制的洪水猛兽。像佛罗伦萨那样的创造了标准金属货币并为国 家的铸币政策指出道路的城市,在中国是没有的。④由此,韦伯的逻辑可以概括为地理环境加宗教 信仰决定下的西方理性决定论,其核心仍是欧洲中心论。而支持“技术理性”的学者则认为,到15世 纪以前,西方不仅拥有懂得机械、齿轮和杠杆的人,而且习惯于使用机器。这种中世纪晚期的变化虽 然没有引起社会变革,也许并不引人注目,但其意义并不亚于之后的工业革命。因此,对比同时期志 得意满、保守不前的穆斯林、印度和中国文明,西方更善于从这种科技力中获利。 尽管也有学者非常正确地利用史实批驳二元对立论者的观点,例如李约瑟( Joseph Needham)认 为,在整个中世纪,非欧洲文明实际上要比欧洲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强的军事能力。换句话说,在 13、14世纪,无论是在技术、军事,还是在社会经济事务,历史事实本来是欧洲远远落后于亚洲文 明。但因为这些学者都回答不了为何在13世纪到16世纪本来落后的欧洲如何能够崛起的问题 又只好重新回到了多元决定论上去,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二元对立论的窠臼。因此,回答“西方如何 崛起”或“欧洲奇迹”的问题成为解决东西二元对立的关键所在。 2.怎样看待近现代东西方历史变迁和走向 马克思认为,西欧中世纪晚期,西欧农奴制具有部分农奴积累财富而成为“半资产者”的罅隙,使 他们能够带着积累的财富、通过逃亡或赎买的方式,脱离封建庄园,成为第一批城市市民和初期资产 阶级分子,进而促进了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西方社会由此率先进入了“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 人的独立性”为总体特征的社会进化的“第二大阶段”或“第二大形态”。马克思认为,如果没有西欧 那种农奴制,就不可能产生西欧那种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因此他强调他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主 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只限于西欧各国”。这种资本主义随着内在矛盾的深化,势将被社会主 义一共产主义取代,而进入第三大形态或第三大阶段——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另 外,在没有西欧那种农奴制的社会,例如长期保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则不大可能产生西 O Alfred W. Crosby, The Measure of Reality: Quantification in Western Europe, 1250--16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54 22 R.J. Holton, Cities, Capitalism and Cirilization, Routledge, 2013, p. 134 ③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康乐、简慧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页 ④马克斯·韦伯:《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s Alfred W. Crosby, The Measure of Reality: Quantification in Western Europe, 1250-1600, P 53 6 Eric Mielants,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55
东西方文明比较中的两种不同视角 95 利杰(JosephJustusScaliger)从天主教法国逃到新教的 日内瓦、荷兰的莱顿，得保性命和宗教信仰。 西方的不统一保护了大量的持异见者。这种情况在西欧历史上屡见不鲜。① R．J．豪顿也认为，现代 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在相对权力分散的西方，而非统一、庞大、僵化独裁的东方，是因为权力分散的 西方内部存在差异 。② 就“理性”与“非理性”而言，二元对立论者认为，“经济理性”、“宗教理性”和“技术理性”促进了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例如韦伯认为，欧洲拥有“经济的理性主义和理性的生活方法论”，“主要 关键在于社会结构的大陆性格，而此种性格乃是由地理结构所造成的”。③ 韦伯还强调了宗教在东 西方文明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中世纪的罗马教廷和正在形成的国 家，都是财政理性化、货币经济以及政治性很强的资本主义的体现。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寺院却 令人望而生畏，被视为破坏金属本位制的洪水猛兽。像佛罗伦萨那样的创造了标准金属货币并为国 家的铸币政策指出道路的城市，在中国是没有的。”④由此，韦伯的逻辑可以概括为地理环境加宗教 信仰决定下的西方理性决定论，其核心仍是欧洲中心论。而支持“技术理性”的学者则认为，到 15世 纪以前，西方不仅拥有懂得机械、齿轮和杠杆的人，而且习惯于使用机器。这种中世纪晚期的变化虽 然没有引起社会变革，也许并不引人注目，但其意义并不亚于之后的工业革命。因此，对比同时期志 得意满、保守不前的穆斯林、印度和中国文明，西方更善于从这种科技力中获利。⑤ 尽管也有学者非常正确地利用史实批驳二元对立论者的观点，例如李约瑟(JosephNeedham)认 为，在整个中世纪，非欧洲文明实际上要比欧洲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强的军事能力。换句话说，在 l3、l4世纪，无论是在技术、军事，还是在社会经济事务，历史事实本来是欧洲远远落后于亚洲文 明⑥。但因为这些学者都回答不了为何在 13世纪到 16世纪本来落后的欧洲如何能够崛起的问题， 又只好重新回到了多元决定论上去，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二元对立论的窠臼。因此，回答“西方如何 崛起”或“欧洲奇迹”的问题成为解决东西二元对立的关键所在。 2．怎样看待近现代东西方历史变迁和走 向 马克思认为，西欧中世纪晚期，西欧农奴制具有部分农奴积累财富而成为“半资产者”的罅隙，使 他们能够带着积累的财富、通过逃亡或赎买的方式，脱离封建庄园，成为第一批城市市民和初期资产 阶级分子，进而促进了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西方社会由此率先进入了“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 人的独立性”为总体特征的社会进化的“第二大阶段”或“第二大形态”。马克思认为，如果没有西欧 那种农奴制，就不可能产生西欧那种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因此他强调他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主 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只限于西欧各国”。这种资本主义随着内在矛盾的深化，势将被社会主 义一共产主义取代，而进入第三大形态或第三大阶段——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另 外，在没有西欧那种农奴制的社会 ，例如长期保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则不大可能产生西 Al~edW．Crosby， eMeasureofReality：QuantifcationinWesternEurope，1250-1600，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54 R．J．Holton，Cities，Capitalism andCivilization，Roudedge，2013，P．134． 马克斯 ·韦伯 ：《印度的宗教—— 印度教与佛教 》，康乐 、简慧美译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5年 版，第 474页。 马克斯 ·韦伯 ：《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 ：儒教与道教 》，王容芬译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8年 版 ，第 53页。 Alfred ．Crosby，TheMeasureofReality：QuantifcationinWesternEuropei25o—i6oo。P．53． EricMielants，TheOriginsofCapitalismandthe“RiseoftheWest”，TempleUniversityPress，2008，P．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