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来迹。”则又将出亡事作传闻而记。然记建文逊国事,非止此而已。《明 史》卷三○四《郑和传》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卷一六九 《胡传》:“传言建文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又 遣胡 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而卷一一八《谷王朱橞 传》记谷王言:“往年我开金川门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将为申大义,事 发有日矣。”谷王虽欲以此言欺蔽众人,但其身为金川门之变当事人,更造 此言,足见建文帝并非焚死宫中。 在建文逊国一事上,《明史》的记述亦有其变化的。近代史学家孟森(心 史〕先生作有《万季野明史稿辨诬》,其中谈到《明史》旧本与今所见通行 本的不同记述。旧本作建文焚死说,并传此说之定于万斯同。民初修《清史》, 其《万斯同传》稿中专记此事一则。孟森先生在驳斥此说定于万氏的同时, 指出关于建文自焚的断论取决于清初政治之需,“朱三太子之案,至康熙四 十八年乃结。明崇祯帝之子,坐以诈冒而戮之。馆臣定稿,正在天下汹汹, 传有朱三太子之日。清廷必以朱三太子为妄传,以安人心,且便于弋获之后, 可以假冒定谳,以除所忌。其用意与明成祖之对建文同。故于修《明史》而 及建文,亦必主张建文为焚死,以见失国之君主或其子孙,断无能隐遁在野 之理。馆臣可有此希旨之举,季野先生必无此媚世之心也”。但是,到乾隆 四十二年(1777),诏改《明史》本纪时,“去朱三太子事已远,既不虑天 下复有思明之人,亦不虑明复有系天下之望的裔”,于是将文字改为存疑之 说。由此亦可知一代修史之艰难 再如记于谦之死,系因石亨、曹吉祥诬以谋立襄王世子定罪。但《于谦 传》中仅记遭石、曹之诬陷,未提谋立之事。因此事为定罪之因,谈及则须 辨诬,传文必繁,且与襄王传重复,因此记述于《襄王瞻墡传》中。英宗复 辟后,于皇太后阁中见襄王金符。乃因“土木之变”后,欲召襄王而未果 其符遂留阁中。顿知并非于谦等人于景帝病危时私取符相召,于谦所蒙之冤 也就不辩自白。 《明史》之所以有其较高的史料价值,不仅因其记史求真得体,还因其 重于考订。至今能见史馆诸人文集之中尚存考辨文字。 以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燕王奔丧与否为例,则朱彝尊时有专文辨证,见《曝 书亭集·史馆上总裁第四书》:“伏承阁下委撰明文皇帝纪。彝尊本之实录, 参之野纪,削繁证谬,屏诬善之辞,拟稿三卷,业上之史馆矣。昨睹同馆所 纂《建文帝纪》,具书燕王来朝一事,合之鄙稿,书法相违。彝尊愚暗,非 敢露才扬己,暴人之短,惟是史当取信百世,讵可以无为有?故敢述其所闻 复上书于阁下。”下有五段考辨文字,一为建文初燕王入朝之不可信,今所 见《恭闵帝纪》已删去此说。二为成祖备礼葬建文之说不可信,今亦不见于 本纪。三为天下大师墓之不可信,四为《从亡随笔》之不可信,五为《致身 录》之不可信,均辨建文岀亡之传闻。朱彝尊的论证,均为修史所采纳。 袁崇焕之被杀,如今人所共知为一大冤案。但在明末清初之际,世人并
往来迹。”则又将出亡事作传闻而记。然记建文逊国事，非止此而已。《明 史》卷三○四《郑和传》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卷一六九 《胡 传》：“传言建文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又 遣胡 ，“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而卷一一八《谷王朱橞 传》记谷王言：“往年我开金川门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将为申大义，事 发有日矣。”谷王虽欲以此言欺蔽众人，但其身为金川门之变当事人，更造 此言，足见建文帝并非焚死宫中。 在建文逊国一事上，《明史》的记述亦有其变化的。近代史学家孟森（心 史）先生作有《万季野明史稿辨诬》，其中谈到《明史》旧本与今所见通行 本的不同记述。旧本作建文焚死说，并传此说之定于万斯同。民初修《清史》， 其《万斯同传》稿中专记此事一则。孟森先生在驳斥此说定于万氏的同时， 指出关于建文自焚的断论取决于清初政治之需，“朱三太子之案，至康熙四 十八年乃结。明崇祯帝之子，坐以诈冒而戮之。馆臣定稿，正在天下汹汹， 传有朱三太子之日。清廷必以朱三太子为妄传，以安人心，且便于弋获之后， 可以假冒定谳，以除所忌。其用意与明成祖之对建文同。故于修《明史》而 及建文，亦必主张建文为焚死，以见失国之君主或其子孙，断无能隐遁在野 之理。馆臣可有此希旨之举，季野先生必无此媚世之心也”。但是，到乾隆 四十二年（1777），诏改《明史》本纪时，“去朱三太子事已远，既不虑天 下复有思明之人，亦不虑明复有系天下之望的裔”，于是将文字改为存疑之 说。由此亦可知一代修史之艰难。 再如记于谦之死，系因石亨、曹吉祥诬以谋立襄王世子定罪。但《于谦 传》中仅记遭石、曹之诬陷，未提谋立之事。因此事为定罪之因，谈及则须 辨诬，传文必繁，且与襄王传重复，因此记述于《襄王瞻墡传》中。英宗复 辟后，于皇太后阁中见襄王金符。乃因“土木之变”后，欲召襄王而未果， 其符遂留阁中。顿知并非于谦等人于景帝病危时私取符相召，于谦所蒙之冤 也就不辩自白。 《明史》之所以有其较高的史料价值，不仅因其记史求真得体，还因其 重于考订。至今能见史馆诸人文集之中尚存考辨文字。 以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燕王奔丧与否为例，则朱彝尊时有专文辨证，见《曝 书亭集·史馆上总裁第四书》：“伏承阁下委撰明文皇帝纪。彝尊本之实录， 参之野纪，削繁证谬，屏诬善之辞，拟稿三卷，业上之史馆矣。昨睹同馆所 纂《建文帝纪》，具书燕王来朝一事，合之鄙稿，书法相违。彝尊愚暗，非 敢露才扬己，暴人之短，惟是史当取信百世，讵可以无为有？故敢述其所闻， 复上书于阁下。”下有五段考辨文字，一为建文初燕王入朝之不可信，今所 见《恭闵帝纪》已删去此说。二为成祖备礼葬建文之说不可信，今亦不见于 本纪。三为天下大师墓之不可信，四为《从亡随笔》之不可信，五为《致身 录》之不可信，均辨建文出亡之传闻。朱彝尊的论证，均为修史所采纳。 袁崇焕之被杀，如今人所共知为一大冤案。但在明末清初之际，世人并
不知其实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袁崇焕之死》:“袁崇焕之死,今日 固共知其冤。而在当时,不惟崇祯帝恨其引我朝兵胁和(时帝怒甚,欲族诛 崇焕,以何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见《如宠传》),即举朝之臣,及 京城内外,无不訾其卖国者。杨士聪平心而论,亦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 其所以得祸之由。其所撰《玉堂荟记》云:己巳之变,当时士马物力足以相 当,袁崇焕初至一战,人心甫定。而袁于大珰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 刑。乃京师小民亦群以为奸臣卖国,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语皆出自内阉云。 可见是时引敌胁和之说已万口一词。士聪虽略知谤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 中涓何以有此说也。直至我朝修史时,参校《(清)太宗实录》,始知此事 乃我朝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杨姓者知之,阴纵使去。杨监奔 还大内,告于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焕于市。于是《崇焕传》内有所据依, 直书其事,而崇焕之冤始白。使修史时不加详考,则卖国之说久已并为一谈, 谁复能辨其诬者。于此可见《明史》立传之详慎。是非功罪,铢黍不淆,真 可传信千古也。” 这确实是修史者勤于考订的结果。 2.《明史》的缺点。 《明史》尽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称“最为完善”之作。但它作为 部官修的正史,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赵翼作《廿二史札记》,已对《明史》中的缺失有所评论,只是出于对 官修正史的顾忌,未敢加贬斥之辞。近世史学家柴德赓教授曾经指出:“如 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一题下,应加不当二字,才与内容符合,但却从 略。‘刘基廖永忠等传’条,下未接‘疏舛’二字,‘乔允升刘之凤二传 下未接“重复’二字,此正所谓其不敢贬斥者也。”赵翼原文虽然委婉, 《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中亦云:“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传》 未免稍过。……此非以甚延儒之恶,转为延儒增其身份也。”《刘基廖永忠 等传》一篇,则论其述史之不确。以朱元璋征陈友谅一役,《太祖纪》记: 戊戌,克安庆。壬寅,次湖口,败友谅于九江,克其城,友谅奔武昌。” 《陈友谅传》所记略同。《廖永忠传》加至安庆,破其水寨,遂克安庆。总 之皆称先克安庆,后克九江。而《刘基传》中却记,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 下,刘基请径趋江州,捣其巢穴。按此说则江州之陷前,安庆未克。所记不 合。与此相类,《张玉传》记东昌之役,成祖被盛庸军包围,力战而出。张 玉不知,突出阵中欲救成祖,力战而死。而《朱能传》却称,成祖被围,张 玉力战而死,朱能率周长等力战,救成祖出。张玉究竞死于成祖突围前还是 突围后,二传所记不合。事虽并非关键,但确为述史不严谨之失漏。 《明史·卓敬传》记卓敬之被杀,称成祖欲活之,但功臣姚广孝与卓敬 有隙,从旁进言劝杀。此乃据明人野史杂传,考其史实,广孝实未从成祖之 ①柴德赓:《史籍举要》
不知其实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袁崇焕之死》：“袁崇焕之死，今日 固共知其冤。而在当时，不惟崇祯帝恨其引我朝兵胁和（时帝怒甚，欲族诛 崇焕，以何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见《如宠传》），即举朝之臣，及 京城内外，无不訾其卖国者。杨士聪平心而论，亦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 其所以得祸之由。其所撰《玉堂荟记》云：己巳之变，当时士马物力足以相 当，袁崇焕初至一战，人心甫定。而袁于大珰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 刑。乃京师小民亦群以为奸臣卖国，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语皆出自内阉云。 可见是时引敌胁和之说已万口一词。士聪虽略知谤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 中涓何以有此说也。直至我朝修史时，参校《（清）太宗实录》，始知此事 乃我朝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杨姓者知之，阴纵使去。杨监奔 还大内，告于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焕于市。于是《崇焕传》内有所据依， 直书其事，而崇焕之冤始白。使修史时不加详考，则卖国之说久已并为一谈， 谁复能辨其诬者。于此可见《明史》立传之详慎。是非功罪，铢黍不淆，真 可传信千古也。” 这确实是修史者勤于考订的结果。 2.《明史》的缺点。 《明史》尽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称“最为完善”之作。但它作为一 部官修的正史，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赵翼作《廿二史札记》，已对《明史》中的缺失有所评论，只是出于对 官修正史的顾忌，未敢加贬斥之辞。近世史学家柴德赓教授曾经指出：“如 ‘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一题下，应加‘不当’二字，才与内容符合，但却从 略。‘刘基廖永忠等传’条，下未接‘疏舛’二字，‘乔允升刘之凤二传’ 下未接‘重复’二字，此正所谓其不敢贬斥者也。”①赵翼原文虽然委婉， 《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中亦云：“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传》， 未免稍过。……此非以甚延儒之恶，转为延儒增其身份也。”《刘基廖永忠 等传》一篇，则论其述史之不确。以朱元璋征陈友谅一役，《太祖纪》记： “戊戌，克安庆。壬寅，次湖口，败友谅于九江，克其城，友谅奔武昌。” 《陈友谅传》所记略同。《廖永忠传》加至安庆，破其水寨，遂克安庆。总 之皆称先克安庆，后克九江。而《刘基传》中却记，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 下，刘基请径趋江州，捣其巢穴。按此说则江州之陷前，安庆未克。所记不 合。与此相类，《张玉传》记东昌之役，成祖被盛庸军包围，力战而出。张 玉不知，突出阵中欲救成祖，力战而死。而《朱能传》却称，成祖被围，张 玉力战而死，朱能率周长等力战，救成祖出。张玉究竟死于成祖突围前还是 突围后，二传所记不合。事虽并非关键，但确为述史不严谨之失漏。 《明史·卓敬传》记卓敬之被杀，称成祖欲活之，但功臣姚广孝与卓敬 有隙，从旁进言劝杀。此乃据明人野史杂传，考其史实，广孝实未从成祖之 ① 柴德赓：《史籍举要》
师入南京,亦无从谗杀卓敬。《明史》记建文遗臣之事,为表彰忠义,较多 搜罗,野史传闻亦有所采用,难免有误。 四川廖麻子、曹甫起义,曹甫之被杀所记亦有抵牾之处。《洪钟传》记 其为廖麻子所杀,《林俊传》则记曹为指挥李荫所擒杀。 《乔允升传》记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并一一列举 易人之事。《刘凤之传》中亦有此段文字,并且一字不改照录于传中。此二 传一在卷二五四,一在卷二五六,相隔只两卷,不及订正。“盖卷帙繁多 纂修诸臣不暇彼此参订也。” 至于书中此类错误不足之处更多不胜举,故史家多作考证文字。如地理 设置,记兰州于成化十三年九月复为州,而实录则记在成化十四年四月复县 为州。成都府南江,《明史》作正德十一年置,《大明会典》卷十六记为九 年添设。如太仆寺之设置,《兵志》中记为设四十牧监。《职官志》、《大 明会典》均作“十四牧监”。《兵志》中之“四十牧监”,系承袭《明史稿》 中之误。北畿计丁养马,始行于永乐十三年十二月,实录中有记。《明史·兵 志》记作十二年,恐为误以月作年,未经核订之故。 《明史·艺文志》史论颇为推崇,然其中失误之处亦不少,前举所录邓 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乃宋人之作,误入志中。再如所著录陈仁 锡《周礼句解》六卷,据考体例文字多剽窃猥杂,系坊贾托名,而非出陈仁 锡之手。修志人似未睹原书而录。顾起元《说略》亦同此,《艺文志》作六 十卷,而顾起元自序记,全书只三十卷,志中误记六十。再如《艺文志》中 著录杨慎《墨池琐录》1卷、《书品》1卷、《断碑集》4卷,而遗漏《画品》 1卷,估计也是成篇时未及仔细订正之故。 其述史不一之处,尚有表、传之不合。如吴悼王允熥之死,卷-○三《诸 王世表》作永乐十三年卒。卷一一八《吴王允熥传》则作“永乐十五年卒” 《宰辅年表》汪广洋,洪武三年左丞。而《汪广洋传》则误记为右丞。李贤 天顺元年为吏部右侍郎,则当依《李贤传》为左侍郎。又有志、传不合之处 如《徐光启传》记所进《日躔历指》一卷,《艺文志》作四卷;《通率表》 卷,《艺文志》作二卷。均不合。 此类小疵,不胜枚举。以《明史》三百卷之多,虽经修纂日久,难免有 失误之处,众人成书,或有顾及不到,在所难免。而《明史》中真正失漏之 处不仅在此,而在其有意隐蔽史实。 清初修《明史》,所以有须隐没之事实,即在于清与明本身之关系。其 所隐没者有二:一是隐没清末建国前曾臣于明;二是隐没清入关后南明诸朝 廷存在之事实。 清朝的发祥,大概与明朝的建立同时。清以肇祖为追尊入太庙之始。肇 祖即童猛哥帖木儿。先袭职为元朝万户,后归明朝,授建州左卫指挥,升至 ①赵翼:《廿二史札记》
师入南京，亦无从谗杀卓敬。《明史》记建文遗臣之事，为表彰忠义，较多 搜罗，野史传闻亦有所采用，难免有误。 四川廖麻子、曹甫起义，曹甫之被杀所记亦有抵牾之处。《洪钟传》记 其为廖麻子所杀，《林俊传》则记曹为指挥李荫所擒杀。 《乔允升传》记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并一一列举 易人之事。《刘凤之传》中亦有此段文字，并且一字不改照录于传中。此二 传一在卷二五四，一在卷二五六，相隔只两卷，不及订正。“盖卷帙繁多， 纂修诸臣不暇彼此参订也。”① 至于书中此类错误不足之处更多不胜举，故史家多作考证文字。如地理 设置，记兰州于成化十三年九月复为州，而实录则记在成化十四年四月复县 为州。成都府南江，《明史》作正德十一年置，《大明会典》卷十六记为九 年添设。如太仆寺之设置，《兵志》中记为设四十牧监。《职官志》、《大 明会典》均作“十四牧监”。《兵志》中之“四十牧监”，系承袭《明史稿》 中之误。北畿计丁养马，始行于永乐十三年十二月，实录中有记。《明史·兵 志》记作十二年，恐为误以月作年，未经核订之故。 《明史·艺文志》史论颇为推崇，然其中失误之处亦不少，前举所录邓 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乃宋人之作，误入志中。再如所著录陈仁 锡《周礼句解》六卷，据考体例文字多剽窃猥杂，系坊贾托名，而非出陈仁 锡之手。修志人似未睹原书而录。顾起元《说略》亦同此，《艺文志》作六 十卷，而顾起元自序记，全书只三十卷，志中误记六十。再如《艺文志》中 著录杨慎《墨池琐录》1 卷、《书品》1 卷、《断碑集》4 卷，而遗漏《画品》 1 卷，估计也是成篇时未及仔细订正之故。 其述史不一之处，尚有表、传之不合。如吴悼王允熥之死，卷一○三《诸 王世表》作永乐十三年卒。卷一一八《吴王允熥传》则作“永乐十五年卒”。 《宰辅年表》汪广洋，洪武三年左丞。而《汪广洋传》则误记为右丞。李贤 天顺元年为吏部右侍郎，则当依《李贤传》为左侍郎。又有志、传不合之处， 如《徐光启传》记所进《日躔历指》一卷，《艺文志》作四卷；《通率表》 一卷，《艺文志》作二卷。均不合。 此类小疵，不胜枚举。以《明史》三百卷之多，虽经修纂日久，难免有 失误之处，众人成书，或有顾及不到，在所难免。而《明史》中真正失漏之 处不仅在此，而在其有意隐蔽史实。 清初修《明史》，所以有须隐没之事实，即在于清与明本身之关系。其 所隐没者有二：一是隐没清末建国前曾臣于明；二是隐没清入关后南明诸朝 廷存在之事实。 清朝的发祥，大概与明朝的建立同时。清以肇祖为追尊入太庙之始。肇 祖即童猛哥帖木儿。先袭职为元朝万户，后归明朝，授建州左卫指挥，升至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
都督。清称都督孟特穆,追尊肇祖。据《明太宗实录》所记,明永乐间即有 关猛哥帖木儿之记录。近代清史专家孟森(心史)先生曾对清之世系作有考 订:“清之初系,为明之建州左卫。始授左卫职之猛哥帖木儿,又因其姑姊 妹中,有入明宫为妃嫔者,因内宠之故,至升都督职衔,清实录谓之都督孟 特穆。”① 建州女真于明代入朝进见、上贡、袭替、改授及与周边之关系活动甚多, 但此均清朝发祥后为明朝之臣的明证,为清廷所讳,因此在《明史》中不但 不许见建州女真,而且凡是“女真”皆在所讳,“于是女真之服而抚字,叛 而征讨,累朝之恩威,诸臣之功过,所系于女真者,一切削除之”。 自古以来,凡于易代之际,以后代修前代之史,关系到新朝与旧朝之处, 难免没有曲笔。但是一般来说,大都相涉年代不多,其掩饰之处,读史者也 能意会其中缘故,从未有如明朝与清朝这样关系始终,“一隐没而遂及一代 史之全部”者 凡明朝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皆削其在辽之事迹。如王翱、 李秉、赵辅、彭谊、程信等人,《明史》中均各有传,但其于建州有抚治或 征讨之绩处,《明史》中均略去不述,间有一二语涉及,则不指明为何部落, 以何原因启衅,其史实真相,无从观看。再如马文升,以抚安东夷,自著专 书记其事,名《抚安东夷记》,书中主要记述成化时女真状况及其与明朝之 关系,尤对海西女真多有记述。《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亦记其“凡 三至辽”之事迹,然读之却并不知其为建州女真之事,文词隐晦,只略述其 曾于辽事有功而已。宦官汪直,与马文升不合,欲建功辽事,但其传中亦不 作明述。据诸史家考证,《明史》中讳记女真之事,亦有疏忽之处,如《宪 宗纪》及《汪直传》中,有伏当伽一名。伏当伽为其时建州女真一首领名, 史官不知伏当伽为何部酋领,漏出其名,反彰其曲笔掩饰之实。 凡是明朝人中所长而必书之事在于建州者,则《明史》中削其人而不为 立传。如顾养谦、宦官亦失哈等,因生平活动不可离辽东及建州之事,《明 史》中遂无传。此外亦有明显删掉者。如卷二五七《王洽传》记:“宣大总 督王象乾与大同巡抚张宗衡争插汉款战事,……洽及诸执政并主象乾策,定 款议。详见《象乾、宗衡传》。”然《明史》无《象乾传》、《宗衡传》。 《王象乾传》,万斯同所订《明史》列传中原有传,在卷三四八,王鸿绪《明 史稿》亦有,在卷二二八。《张宗衡传》则分见两书卷三六四及卷二四一。 显然为《明史》定稿时所删。 明初于黑龙江下游设奴儿干都司之事,《明史·地理志》中漏而不述, 只见于《兵志》,称:“洪武、永乐间边外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 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下列:“都 司一(奴儿干都司)”,再列卫三百八十四。所谓“边外归附者”,即女真 ①孟森:《明史讲义》第一章
都督。清称都督孟特穆，追尊肇祖。据《明太宗实录》所记，明永乐间即有 关猛哥帖木儿之记录。近代清史专家孟森（心史）先生曾对清之世系作有考 订：“清之初系，为明之建州左卫。始授左卫职之猛哥帖木儿，又因其姑姊 妹中，有入明宫为妃嫔者，因内宠之故，至升都督职衔，清实录谓之都督孟 特穆。”① 建州女真于明代入朝进见、上贡、袭替、改授及与周边之关系活动甚多， 但此均清朝发祥后为明朝之臣的明证，为清廷所讳，因此在《明史》中不但 不许见建州女真，而且凡是“女真”皆在所讳，“于是女真之服而抚字，叛 而征讨，累朝之恩威，诸臣之功过，所系于女真者，一切削除之”。① 自古以来，凡于易代之际，以后代修前代之史，关系到新朝与旧朝之处， 难免没有曲笔。但是一般来说，大都相涉年代不多，其掩饰之处，读史者也 能意会其中缘故，从未有如明朝与清朝这样关系始终，“一隐没而遂及一代 史之全部”者。 凡明朝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皆削其在辽之事迹。如王翱、 李秉、赵辅、彭谊、程信等人，《明史》中均各有传，但其于建州有抚治或 征讨之绩处，《明史》中均略去不述，间有一二语涉及，则不指明为何部落， 以何原因启衅，其史实真相，无从观看。再如马文升，以抚安东夷，自著专 书记其事，名《抚安东夷记》，书中主要记述成化时女真状况及其与明朝之 关系，尤对海西女真多有记述。《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亦记其“凡 三至辽”之事迹，然读之却并不知其为建州女真之事，文词隐晦，只略述其 曾于辽事有功而已。宦官汪直，与马文升不合，欲建功辽事，但其传中亦不 作明述。据诸史家考证，《明史》中讳记女真之事，亦有疏忽之处，如《宪 宗纪》及《汪直传》中，有伏当伽一名。伏当伽为其时建州女真一首领名， 史官不知伏当伽为何部酋领，漏出其名，反彰其曲笔掩饰之实。 凡是明朝人中所长而必书之事在于建州者，则《明史》中削其人而不为 立传。如顾养谦、宦官亦失哈等，因生平活动不可离辽东及建州之事，《明 史》中遂无传。此外亦有明显删掉者。如卷二五七《王洽传》记：“宣大总 督王象乾与大同巡抚张宗衡争插汉款战事，……洽及诸执政并主象乾策，定 款议。详见《象乾、宗衡传》。”然《明史》无《象乾传》、《宗衡传》。 《王象乾传》，万斯同所订《明史》列传中原有传，在卷三四八，王鸿绪《明 史稿》亦有，在卷二二八。《张宗衡传》则分见两书卷三六四及卷二四一。 显然为《明史》定稿时所删。 明初于黑龙江下游设奴儿干都司之事，《明史·地理志》中漏而不述， 只见于《兵志》，称：“洪武、永乐间边外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 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下列：“都 司一（奴儿干都司）”，再列卫三百八十四。所谓“边外归附者”，即女真 ① 孟森：《明史讲义》第一章
各部。至于蒙古、西番,则均直书其名。 《明史》中另一掩饰之处,则为南明诸帝。自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 成农民军克北京,随后清军入关,明朝即亡。几乎与清军入北京同时,南京 建立弘光朝廷,此后又有隆武朝、绍武朝、永历朝及鲁王监国。永历帝朱由 榔于康熙元年(1662)为吴三桂所杀,或以为此系明亡之时。而孟森先生作 《明史》末述《南明之颠沛》,最后有云:“十一月辛卯(十六日),鲁王 殂于台湾,明亡,时为清康熙三年(1664)。”则此距崇祯之亡,又二十年 矣。此二十年南明之史,《明史》亦予隐讳,不承认其帝号,而将其事记述 于诸王传中,以示其仍为诸王而非帝统。 说到清初修史之讳,顺便可以略述清初之文字狱。清初著名文字狱, 为庄氏史案,罹祸者至七十余人,死者剖棺锉尸,生者延颈就戮,妻孥极边 充军为奴。而观其原书,涉及清室并未有过分讪谤之语,惟于清兵入关之事, 直书为“夷氛”、“夷寇”,于“奴酋(努儿哈赤)”名号,迹未加避讳 而于李成梁传中,称努尔哈赤为成梁所豢养:“已而并杀教场及他矢于阿台 城下。他矢子即清太祖也,以幼得不死,留置帐下。”此为清廷所最忌讳之 事,庄氏及诸修史之人因遭大祸。此为涉及清入关前史事之文字狱。涉及南 明诸帝的著名文字狱有戴名世《南山集》狱。戴名世,字田有,号褐夫,别 号忧庵。清康熙间进士,官编修。留心有明一代史事,网罗散佚,走访明季 遗老,考求遗事。著《南山集》,用南明永历年号,以存明朝统绪,为左都 御史赵申乔所劾,论斩。凡为《南山集》作序者,如方苞等人,均获株连, 达数十人之多。此则为清初又一文字狱大案。由此可知清廷这两大避讳是触 及不得的。史官岂敢冒杀身之祸而必书其实?即使有此董狐之风,以清初文 禁之严,又岂能留只字于官修史书之中?隐讳史实固然是《明史》一大缺失, 又是必然结果 谢国桢于明清史籍所知博深,其评论《明史》缺失,共列五点,除“毁 灭不利清廷之史实”外,尚有四大点:一是于明初事实记载不翔实。因清廷 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亦犹如讳言建州女真于东北臣于明。又因史官为 明末降清人士,对明初统治集团內部矛盾,尽略而不愿详记。二是记建文之 事,讳言建文出亡,主张焚于火,以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此亦出清廷之需。 三是除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外,其余农民起义,均只见于有关官员列传之中, 且极尽歪曲之能事。四是《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 林党人多立佳传。自明嘉靖以后,内阁柄政大臣,多为东南缙绅所操持, 脉相承,当时谓之“传衣钵”。《明史》对党籍中人,言之刺刺不休,与其 他方面人物相比,记述不均,因之是非亦难得其平。 此为先辈学者见识,足资后世读史时体验之。 3.《明史》在史学史上的地位。 如何给予《明史》一个概括的评价呢?前面的评述,基本上还是就其自 身内容而论,然而要给《明史》一个总的评价,就不得不把它放到历史中
各部。至于蒙古、西番，则均直书其名。 《明史》中另一掩饰之处，则为南明诸帝。自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 成农民军克北京，随后清军入关，明朝即亡。几乎与清军入北京同时，南京 建立弘光朝廷，此后又有隆武朝、绍武朝、永历朝及鲁王监国。永历帝朱由 榔于康熙元年（1662）为吴三桂所杀，或以为此系明亡之时。而孟森先生作 《明史》末述《南明之颠沛》，最后有云：“十一月辛卯（十六日），鲁王 殂于台湾，明亡，时为清康熙三年（1664）。”则此距崇祯之亡，又二十年 矣。此二十年南明之史，《明史》亦予隐讳，不承认其帝号，而将其事记述 于诸王传中，以示其仍为诸王而非帝统。 说到清初修史之讳，顺便可以略述清初之文字狱。清初著名文字狱，一 为庄氏史案，罹祸者至七十余人，死者剖棺锉尸，生者延颈就戮，妻孥极边 充军为奴。而观其原书，涉及清室并未有过分讪谤之语，惟于清兵入关之事， 直书为“夷氛”、“夷寇”，于“奴酋（努儿哈赤）”名号，迹未加避讳。 而于李成梁传中，称努尔哈赤为成梁所豢养：“已而并杀教场及他矢于阿台 城下。他矢子即清太祖也，以幼得不死，留置帐下。”此为清廷所最忌讳之 事，庄氏及诸修史之人因遭大祸。此为涉及清入关前史事之文字狱。涉及南 明诸帝的著名文字狱有戴名世《南山集》狱。戴名世，字田有，号褐夫，别 号忧庵。清康熙间进士，官编修。留心有明一代史事，网罗散佚，走访明季 遗老，考求遗事。著《南山集》，用南明永历年号，以存明朝统绪，为左都 御史赵申乔所劾，论斩。凡为《南山集》作序者，如方苞等人，均获株连， 达数十人之多。此则为清初又一文字狱大案。由此可知清廷这两大避讳是触 及不得的。史官岂敢冒杀身之祸而必书其实？即使有此董狐之风，以清初文 禁之严，又岂能留只字于官修史书之中？隐讳史实固然是《明史》一大缺失， 又是必然结果。 谢国桢于明清史籍所知博深，其评论《明史》缺失，共列五点，除“毁 灭不利清廷之史实”外，尚有四大点：一是于明初事实记载不翔实。因清廷 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亦犹如讳言建州女真于东北臣于明。又因史官为 明末降清人士，对明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尽略而不愿详记。二是记建文之 事，讳言建文出亡，主张焚于火，以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此亦出清廷之需。 三是除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外，其余农民起义，均只见于有关官员列传之中， 且极尽歪曲之能事。四是《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 林党人多立佳传。自明嘉靖以后，内阁柄政大臣，多为东南缙绅所操持，一 脉相承，当时谓之“传衣钵”。《明史》对党籍中人，言之刺刺不休，与其 他方面人物相比，记述不均，因之是非亦难得其平。 此为先辈学者见识，足资后世读史时体验之。 3.《明史》在史学史上的地位。 如何给予《明史》一个概括的评价呢？前面的评述，基本上还是就其自 身内容而论，然而要给《明史》一个总的评价，就不得不把它放到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