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国法学的出发点·29· 此有着干丝万缕的互动关系，头一个“借道”于后一个，而后· 个有时则仰仗头一个，于是，最好是将“法”这个字儿做出宽松 的理解，视它为既包括了“国家法”.也括了“比间法”。因 为，两个东西毕竞总是柔和在起的，尤其在中国的传统杜会， 可发现“政府和民间有一个共识，即‘国有定法，家有定法’， 而且对于家族本身而言，家的定法是人们首先必须诉诸的，在家 法之后才有国法。在民间推行宗法制度的行为，当然是吹府控制 社会的手段”（E铭铭，1997年：页00)，也正像今天有学者所说 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法不但不是全部社会秩序的 基础，甚至也不包括当时和后来其他一些社会的法律中最重 要的部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某种“秩序真空”的存在。社 会不能够容忍无序或至少不能容忍长期的无序，结果是，在 国家法所不及和不足的地方，生长出另一种秩序，另一种法 律。这里可以先概括地称之为“民间法”。（梁治Ψ，1996年： 页31-2) 而在“国家法”的旁边，有着蓝鼎元那类官人，在“民间 法”的旁边，倒有陈德俊和陈朝义之类的族人头领。这官人和族 人头领，都是秩序权威的·些符号。打这儿接下来的意思，是 说：不仪要从蓝宫人的身上：去看“法”，而且要从二陈的身上和 背后去看“法”。尤论怎样，他们终究表现了不同的、但息息相 关的法律权威
·30·中国法学初步 10.规矩方圆 从陈德俊和陈朝义那类乡村的秩序权威去看“法”，已经和 今天大多数法学家琢磨“法”的方式，人有出入。但是，这看法 背定是有意义的。理解中国的法律文化，如巢只盯着蓝鼎元的官 府衙门，而对一陈的乡间头领视而不见，也许就会一叶障目、不 见泰山，甚至根本不得要领。中国的乡里民间的地域太广阔了， 其法律文化因而也太独特了。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法律和道德 好像是不分的，凡是酋长或君皇的命令，社会的宗教、风俗、习 惯，都是于人民有相当的拘束力，都可以叫做法律”（孙晓楼， 1997年：页25) 不过，虽说要从官府和民间头人两个权威的角度去看法律， 然而，那两类权威背后的法律秩序总还有个共同之处：都在显露 “规矩方圆”。像阿明阿定来到蓝鼎元的官府，拿出证据声言七亩 地是属于自己的，这就表明兄弟俩知道官府里有个标准：想要主 张什么，就要明什么。这标准自然是规矩方圆。而兄弟两家找 了陈德俊和陈朝义两头领，并拉两头领一起来到官府，接着蓝鼎 元说到兄弟之情如何重要、乡里和谐如何紧要，这也表明两头领 和兄弟两家也面对了一个标准：义重利轻。这标准同样是规矩方 圆。 这样，我们便要看到中国法学的又一个隐喻，即法律是人们 说啥做啥的规矩方圆。 一提规矩方圆，我们不免会想到一些词儿：“秤”、“规尺”、 “标线”、“墨绳”，等等。这些都是描述日常生活里打工做事扎所 用的“标淮”的语汇。不错，想要知道房子墙面坯档是否平整
引言：中国法学的出发点·31· 就要用标线量·下、测一回；想要知道一担米是否足斤足两，就 要用秤来秤…下、约-一问；想要知道木头锯得是否方正，就要用 墨绳来比一下、划一回；而想要知道自家种的树木是否已经成 材，就要用规尺估一下，算一回；… 国人讲法学理论，时常喜用这些语汇。 《墨子》说：“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故百工 从事，皆有法所度。”(《墨子·法议》)《孟子》说：“不以规矩，不 能成方圆。”〈《孟子·离娄上》)《慎子》讲，大禹是顶聪明的， 是，如果把秤砣扔掉，他照样不能辨别一饯一两的重量。反过 来，如果有了天半，-·丝一毫那样的差错也不会出现，别说人禹 的智慧，就是-“般人的水平也能辨别请晰。所以，拿出秤和天 平，在轻重小：就不会受人欺骗；挥舞规尺标线，在长短上就不会 有所偏差；立下法令制度，在欺诈作伪上恶人就无法施展伎俩。 于是，凡事断于法律这一规矩，绝对没错（见《慎子·逸文》）。 和这类讲法相似，《管子》也以为规矩那些“标准”是用来 矫正事物的方与圆的。人虽灵巧，可有时就晃比不上粗笨的规矩 顶用，因此，“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 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 国。故虽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管子· 法法》)。结论就是：“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管子·七 臣七主》) 《商君书》还进一步说明为啥法律可以比做那些“规矩标 准”：它们看得见、摸得者。《商君书》说，只要是有所作为的国 王君主，都会设置“秤”和“尺”，到了战国时期同样如此。为 啥，因为它们太标准明确了。如果舍弃秤来判断轻重，丢掉尺来 猜测长短，就算估计得“丝丝人扣”，那些生意人也不会这样做 的。毕竟那样判断猜测并非一定可靠。所以，“法者国之权衡也
·32·中国法学初步 (《商君书·修权》)。后来到了大唐年间，性格刚直的魏征也跟着说， 凭着自我感觉甚至喜怒哀乐来判断是非，就是“舍准绳以正曲 直，弃权衡面定轻重”（见吴兢：《贞观政要·公平）。当然，这儿的 “权衡”不是“思虑比较”、“瞻前顾后”的意思，而是指“尺 度”、“秤”·类的东西。 有人兴许会问：为什么用来描绘法律的“秤”、“规尺”、“标 线”、“墨绳”这些词汇，总是出自于做小生意的商人、一般建屋 造房的工匠和帮人打制家具的木匠等平民百姓的日常用语之中， 而他们又是社会地位绝对不高的辛苦一族？ 这是一·个有趣的枝节问题。 我尝试着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注意，那些词汇， 大致来说表达了“标准”、“尺度”这样一些意思，无论用在哪 里，“标准”、“尺度”都有个一致性，不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 变化。一杆秤，用在春秋战国年月表示·个重量，用在五代十国 也是表示同样的重量，用在秤柴米上是一个结果，用在秤油盐上 也是同样的结果，让男的来秤是-…个秤法，北女的来秤也是同样 的秤法。显然，不会因为时过境迁、柴米油盐的不同或男女有 别，而出现异样的结果。像绳墨、标尺等等，无一例外。这便是 “标准”、“尺度”的独特“硬性”和“不可商量性”，暗藏其中。 接下来，要注意辛苦··族的实际生活。如果是做生意，没个 “准儿”的秤，凡秤说变就变，那么生意人就会担惊受怕、不 知所措。生意的往来以至生活的基础便会大受影响。建屋造房用 的标尺、伐树锯木用的绳墨，在这些方面也是如此、所以，地位 不高的辛苦一族以及其他平民百姓，特别依赖这些“标准”和 “尺度”而过活。即便是像古代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社会，照样 离不了“标准”和“尺度”。农民需要交换、建房、划地和裁木， 而在交换的时候便是一个准生意人，在建房的时候，便是一个椎
引言：中国法学的出发点·33· 工匠，而在划地裁木的时候，便像一个使用墨绳的木匠，…显 然，所有这些下层黎民是杜会稳定的基础。《准南子》以为，用 秤来秤东西，自然不会因人有私心而改变了秤量的结果，所以， 那是公平的标准；而用绳来比划东西，同样不会因人有私心而 “搅乱”了曲直的结果，所以，那是正直的准则。社会依此便不 会失去民心（见刘安等：《淮南子·主术》）。这就随了《韩非子》的 说法：“…悬衡而翔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韩非：韩 非子，饰邪》)；也随了《孟子》的说法：“民为费、社稷次之，君 为轻”(《孟子·尽心下》)。 另一方面，也许就像一位外国汉学家所讲的，在中国，“许 多用标准度量词语描述法律的隐喻，诸如标线或秤杆等，都反映 了工匠和商人的语言，而这些人在正统…等级中地位较低，但 作为商人，在整个帝国各时期都具有重要的真实权力”（高道整， 1994年(2)：页252) 如此说来，用那些来自辛苦一族的“秤”、“规尺”、“标线” 和“墨绳”一类的词汇去描绘法律，可能正在于想到要让社会上 下都有个“标准”和“尺度”，让人们的行为规范有个不可灵变 的一致性，从而叫社会踏实稳定、方寸不乱。也叫商人这个实力 阶层，无法挑刺。其实，《慎子》、《管子》和《商君书》那些古 书，不厌其烦地使用这些语汇，正想深一层地说明法律的普遍性 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君王除外）的意思，并以此说明社会 如何依赖这一点。“圣人之为国…一刑…”，而“所谓一刑 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者、 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 这种解释是否附会牵强，请读者拿个主意断定了。 现在，再说“规矩方圆”在国家法之外的民间法或“礼”那 样的规则之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