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论：人州杀之丽阿江会学： 死亡集中营的世界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揭示出犹太教一 基督载文明与日俱增的阴暗面。文明意味着奴隶制、战争、 剥削和死亡集中营。它同时也意味着医疗卫生、庄严的宗 教思想，动人的艺术和优雅的音乐。把文明和野蛮想像成 对立面是个错误…当今时代，如同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其 他方面一样，野查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有效的管理。 它们还没有，同时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创造和毁灭同是 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⑥ 希尔博格是历史学家，鲁本斯坦是神学家。而我曾急切地 查找社会学家的著作，想在其中找到一些对大屠杀提出的任务 的紧迫性有类似察觉的内容；想找到证据以表明跟其他的一些 事物一样，大屠杀对作为一项职业和学术知识载体的社会学是 一个挑战。而与历史学家和神学家所做的工作相比，大多数学 院社会学所做的看起来更像是集体忘却和闭眼作瞎。总的来 看，大屠杀教训在社会学常识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些常识 包括诸如理性压倒情感的益处、理性优越于（还有什么？）非理性 行为，或者效率的需求与无可救药地充溢着“人际关系”的道德 倾向之间的特有冲突等信念。无论对于这些信念的反对声有多 高多刺耳，都无法穿透现有的社会学理论之墙。 我也知道，社会学家，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并没有太多的机 会公然面对大屠杀的史实，1978年当代社会问题研究所召集 的“大屠杀之后的西方社会”的座谈会曾提供了这样的一次机会 ⑥鲁本斯里，《历史的铰计》(Richard L,Rubenstein,The Cunning of Histo- ry),New York:Harper,1978,pp.91,195 13
(尽管规模较小)。⑦在座谈会期间，鲁本斯坦提出了一个富有 想像力的、尽管可能过于感情化的尝试，即根据大屠杀的经验来 重读韦伯对现代社会的趋势的一些人所皆知的诊断。鲁本斯坦 希望发现，是否可以从韦伯所了解、察觉和加以理论化的事物中 预见（由韦伯本人和他的读者）到我们知道而韦伯当然不知道的 事情，或者至少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他认为他对上述问题已经 找到了肯定的答案，或者至少他做出了这样的暗示：在书伯阐述 的现代官僚制度、理性精神、效率原则、科学思维、赋予主观世界 以价值等理论中，并没有可以排除纳粹暴行的可能性的机制；而 且，在韦伯的理想类型当中也没有任何东西将纳粹政权的活动 必定地描述成暴行。举个例子来说，“德国的医学界或者技术专 家所犯下的罪行没有一件不是秉承了价值具有内在的主观性、 科学具有内在的工具性和价值中立这样的观，点。”而研究韦伯的 著名学者、具有高度威望且当之无愧的社会学家，G,罗斯 (Guenther Roth)的不满溢于言表：“我完全不同意鲁本斯坦教 授的观点。他发言里的任何一话我都无法苟同。”或许鲁本斯 坦的观点可能会导致对韦伯形象的损害，因而激怒了罗斯（正是 在“预期”的观点存在着-…种潜在的损害)，他提醒与会人士韦伯 是一个拥护宪法并且赞同工人阶级拥有选举权的自由主义者 (因此，不应当把他与大屠杀这样可怕的事情联系起来)。但是， 他却没有利鲁本斯坦的主张让面交锋。正是如此，他也丧失了 一次机会，去认真思考被韦伯界定为现代性之本质特征并对之 做出了最有价值的分析的日益增长的理性统治的那些“没有预 料到的后果”。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正视社会学传统的经典传 参看里杰持斯编着，《大屠杀之后的西方世界》(Lyman H.Legters cd., Western Society after the Holocaus!),Boulder:Westvnew Press,1983 14
学伦：大搭杀之样的社会学 承下来的富于启发性的观，点的“另一面”：他也没有利用这个机 会思索，我们的那些令人悲伤衡的知识（那是经典作家们所不具有 的)是否可以使我们能够以他们的洞觅在事物中发现他们虽朦 胧感知却无法确知的全部后果。 当然，罗斯并不是惟-一…个宁愿以牺性相反的证据为代价 来积极捍卫我们共同传统中的神圣真理的人：这只是因为其他 的多数社会学家没有被迫如此直接地来做这样的事情。总的来 说，在日常的学术实践中我们没有必要为大屠杀的挑战而感到 烦忧。作为一种职业，我们成功得几近于把它给抛到脑后，或者 把它搁置在“专业兴趣”的领地，而在这个领地当中它没有可能 与学术的主流搭上界。如果完全在社会学的文本中来讨论，那 么最佳的情祝就是，大屠杀会被视为一种人类内在的、未被甄化 的侵略性可能造成的悲剧当中的一个，然后被当做一个借口来 宣讲通过增加文明化压力和兴起又一个专家解决问题的热潮以 驯服这种侵略性的好处。最坏的情况则是，大屠杀被回忆成犹 太人特有的经历，以及犹太人与其仇恨者之间的事情（也就是不 受末世论关怀引导的以色列国家的代言人们已经在上面下了很 大工夫的一种“私有化”过程)。⑧ 这种情况之所以令人担忧并不仅仅也不主要是因为这些职 B用以色列前外交大克艾班(Abba Eban的话来说：“对贝京(Begn》先生和他 的同党来说，每一个敌人都是纳粹分子’，每一次打击都是奥斯维辛。”他还说：“是 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而不是六百万受害者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了。”引自玛砻斯， “新的反犹主义出现了吗？"(Michacl R.Marrus,“Is there a New Antisemitism?”ln (urtis,.Antisemitism in the(mtemporary World,pp.177一8)。贝京式的言论会招 致同样的反应：此《洛杉矶时报》将贝京的话归入“希特勒的语言”，而同时另一个 美国记者描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犹太儿童走向毒气室的照片下警惕地狱着贝 京先生的眼睛：参看《当代世界中的反犹主义》中亚历山！大(Edward Alexander)的文 章。 15
业上的原因一一尽管它对于社会学的认识能力和社会学的社会 关切度有极大的损害。使这种状况更让人坐立不安的是我们 知道，如果“大屠杀能在其他地方大规模发生，那么它就可以在 任何地方发生：它包含于人类可能性的范围之中，而不管你喜欢 与否，奥斯维辛像人类登上月球一样扩展了全人类的意识领 域”的。鉴于这样的事实，即让奥斯维辛成为可能的那些社会条 件没有一个真正消失了，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消除产生 类似于奥斯维辛这种浩劫的可能性和因果律，我们的忧虑是难 以平静的；比如L.库佩尔近来还发现：“主权领土国家会以其主 权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宣称有权利对在其统治下的民众实施种 族灭绝或者有权利参与到种族灭绝的残害之中…而联合国从 所有的现实目的考虑，竟对这个权利加以保护。”@ 大屠杀浩劫事后为我们提供了洞察在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 的各种社会原则那些本身尚未引起注意的“其他方面”的可能。 这样说来，我认为已经被历史学家全面研究过的大屠杀的历史 应当被看做一个社会学的“实验室”。而在“非实验室”的条件下 无法被揭示并因此在经验上无法去接近的社会特征已经被大屠 杀揭示和验证。换句话说，我打算将大屠杀看成是对现代社会 具有的潜在可能性进行的一次罕见而又重要并且可靠的检验。 文明化进程的涵义 深深根植于我们西方社会自我意识中的病因学神话(etio 9克雷恩和拉波波特，《大署杀和人类行为的危机，pp.126,143。 与 ④库佩尔，《种族灭绝：它在二十世纪的政治用场》(Leo Kuper,Genocide:I Political U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p. 161。 16
论：人乐之的社学 logical myth)实则是一个讲述道德之升华的故事，即人性从前社 会的野蛮中浮升起来。这个神话为很多有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和 历史叙述提供了刺激，带来了声誉，反过来，它也得到它们的广 博知识和精妙分析的支持：这种联系最近在大器晚成、一举成名 的埃利亚斯提出的“文明的进程”中有所阐述；而当代社会学理 论家相反的观点比如对各色各样的文明进程的彻底分析，可见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历史比较研究、吉登斯的理论综合 研究]刚强调武装暴力的增强和强制的不加限制使用是现代文 明出现和巩固的最关键特征；而这些观点远远不能将病因学神 话从公众意识中赶走，甚至无法将它从关于学术的广泛民闯看 法中赶走。总的来说，普通人的观点不喜欢任何对病因学神话 的挑战。而且，这种抵制得到了一些备受尊崇的学术观点的支 持，这其中包括了这样一些强有力的权威：历支中理性战胜迷信 的“辉格党人的观点”，韦伯提出的以更少的代价换取更大的收 益的理性化观，点，精神分析要去揭示、挖掘和驯化人类兽性的许 诺，马克思关于人类一旦从目前日益衰弱的狭隘性中解放出来 就能完全掌掘生命和历史的伟大预言，埃利亚斯将近代历史描 绘成从日常生活中驱逐暴力的历史等等；而且最重要的是，专家 们众口一词地要我们相信人类的问题是错误政策的结果，而一 旦政策正确了就可以消灭这种问题。屹立在这种结合之后的是 现代“园艺”国家观，将它所统治的社会看做是设计、培精和喷杀 杂草等活动的对象。 从这个早就在我们时代的常识中僵化的神话来看，大屠杀 只能被理解为文明（即人类有目的的、受理性支配的活动）无法 将自然留在人身上的任何不良的、与生俱来的癖好包容在内的 结果。很显然霍布斯的世界还没有被完全束缚，霍布斯的问题 也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换句话说，至今我们的确还不够文明。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