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最容易的一部分，那么就必须慎重地思考这种必要性的后果。 否则，在已有的社会学观点明显破产之后很容易会出现过激的 反应。即一旦力图将大屠杀经历包容在社会功能失调的理论框 架之中（如现代性无法压制在本质上与之相异的非理性因素，文 明的压力无法征服情感和暴力的驱力，社会化进程走岔了道因 而无法产生所需量的道德驱力)的希望破灭，人们就容易被诱惑 去打开理论困境里“显眼的”那个出口，将大屠杀宜称为现代文 明的一个“范式”，是它“自然的”、“正常的”（谁知道呢一或许 还可能是普遍的)结果，也是它的“历史趋势”。以这种看法，大 屠杀就将被提升到现代性之真相的地位（而不是被当做现代性 所包含的一种可能性)一一一个被那些受益于“大谎言”的人强 加的意识形态陈规浅浅地遮掩着的真相。而在一种荒谬的风气 里，这种据说已经提高了大屠杀的历史和理论意义的观，点（我们 在第四章里将更深人地阐述)只能贬低其重要性，因为种族灭绝 营造的恐怖就将在本质上无法与现代社会无疑每天都在产生 的一并且是大量产生的一—其他劫难区别开来。 作为现代性之验证的大屠杀 几年前，《世界报》的一名记者采访了一些遭遇过绑架的受 害者，他发现的最有趣的一件事是那些一同经历过人质磨难的 夫妇有高得出奇的离婚率。出于好奇，他进一步研究了那些离 异者做出分手决定的原因。大多数的受访人告诉他，在绑架发 性 生之前他们从未想过离婚。但是，在恐怖事件发生的过程中， “他们的眼睛被擦亮了”，“他们在一束新的光亮中看见了他们的 伴侣”。平常的好丈夫“被证明是”自私的人，只顾自己的死活； 大胆的生意人表现出令人厌恶的怯懦；而足智多谋的“男子汉
论：人大格杀：之指的狂会学 形如土灰，只有为他们即将到来的死亡而哀戚。这个记者自问： 这些两面神明显拥有的两面化身中，哪一面是真实的，哪一面又 是伪装？他的结论是自己的问题提错了。哪一面也不比另一一面 “更真实”。这两面都是受害者所一直具有的品性一它们只是 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环境下显露而已。“好的”一面之所以看起来 正常只是因为正常环境使它覆盖于另一面之上。而另一面尽管 通常看不见，却总是存在。而这个发现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如果 不是绑架者的冒险，这“另一一面”将可能永远隐藏下去。那些伴 侣们将继续沉浸在他们婚姻的幸福之中，自以为了解他们的配 偶，并喜欢他们所了解的配偶，而不知道一些不期而至或者异常 的情况可能揭示的那些不讨人喜欢的品质。 我们上面从特克的研究中)述的段落的结尾是这样的：“要 不是大屠杀，大多数救助者将继续行进于他们的独立道路之上， 一些人从事慈善工作，一些人过着简单而不引人注目的生活。 他们是潜在的英雄，常常无法把他们与身旁的人区分开来。”她 的研究中一个得到最有力（也是最令人信服的）论证的结论就 是，不可能“提前看出”个人为牺牲而做出准备或者个人在灾难 面前会表现出懦弱的迹象、征兆或者暗示：也就是说，不可能在 要求他]振作起来或者仅仅是“使他们醒悟”的情境之外来判断 他们其后的表现。 J.K.罗斯提出了与我们的问题直接相关联的潜在性对现 实性（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尚未揭露的状态，后者是前者已经实 现一一并因此在经验上容易接近一一的状态)的问题： 假如纳辩政权当道的话，那么裁定孰是孰非的权威就 会发现，在大屠杀中没有自然法受到破坏，也没有犯下任何 有悖于上帝和人性的罪恶。虽然应该继续，扩大、还是废止
使用奴隶劳动是一个问题。但做出的选择都建立在理性的 基础之上。① 大屠杀弥散于我们集体记忆中的那种无言恐怖（它时常让 人们产生强烈的愿望，不要去面对那场记忆)就是要令人痛苦地 去怀疑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仅是人类进步 的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仅是文明社会健康机体的一次癌 变；简而言之，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 (或者说我们喜欢这样想)的一个对立面。我们猜想（即使我们 拒绝承认)，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杜会 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现在这两面都 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同一实体之上。或许我们最害怕的就是， 它们不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每一面都不能离开另外一面 而单独存在。 面我们经常止步于可怕事实的门槛上。因此费恩戈尔德坚 持认为大屠杀事件确实是漫长的、从总体上无可指责的现代社 会历史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这是一个我们不曾期望也无法预 料的事物，就像一个据说已经被驯服了的病毒衍生出新的有害 变体那样： “最终解决”吧标示出了欧洲工业体系走上歧途的那一 点；走到了升华生命这个启蒙运动之夙愿的对立面，这个体 系已开始自我损耗。而当初欧洲正是凭借其工业体系以及 ①罗斯，“大屠杀事件”(John K.Roth.‘dlocaust Business'),《美国政治和杜 会学研究院年报》(Annuls o∫4APSS),no.450,July1980,p.70。 @Final Solution.德国纳粹提出的对欧洲犹太人采取肉体消灭政策的用 语。一译注 10
论：大搭承之短的补学 依附于它的精神才得以统治全世界的。 表面上，统治世界所需要和利用的技术似乎.与确保“最终解 决”达到效果所需要和利用的技术在性质上有所不同。然而，费 恩戈尔德直而真相： [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广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 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 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 生产表上。面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一烟囱一一则拌焚化 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 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这同运输其他货物没有 什么两样。在毒气室里，受害者们吸入由氢氰酸小球放出 的毒气，这种小球又是出自德国先进的化学工业。工程师 们设计出了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了以落后国家可能会忌 妒的热情与效率运转着的官依制度体系。就连整个计划本 身也是扭曲的现代科学精神的映射。我们目睹的一切的只 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 事实上大屠杀的每一个“因素”一一即那些使大屠杀成为可 能的所有条件一一都是正常的：这种“正常”并非人们所熟悉的 意思，也不是早就被充分描述、解释和接纳的一大类现象中的又 一个标本（恰恰相反，大屠杀的经验是崭新而陌生的）；“正常”所 指的是完全符合我们所熟悉的文明、它的指导精神、它的精髓、 它内在的世界观等等一“正常”还指追求人类幸福和完美社会 0 费恩戈尔德，“大屠杀到底有多么独特？"，p.399一00。 11
的正确方式。用斯蒂尔曼和普法夫的话来说： 流水生产线应用的技术和与之祖伴的物质普遍丰富的 观念与集中营应用的技术和与之相伴的大量死亡之间的联 系不仅仅是完全偶然的。我们或许希望能够否认这种联 系，但布痕瓦尔德和底特律的里维罗格(River Rouge)一样 是属于我们西方的一一我们不能把布痕瓦尔德当做是本质 上健全的西方世界的一次偶然失常而加以否认。 我们也想起了希尔博格对大屠杀之实施卓越而又具权威性 的研究最终得到的结论：“就是说，毁灭机器与有组织的德国社 会从整体上说在结构土是没有区别的。从它所扮演的那个特定 角色来说，毁灭机器就是组织起来的社群。” R.L.鲁本斯坦得出的结论在我看来则可以是大屠杀的终 极教训。他写道：“它见证了文明的进步。”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 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进步。在“最终解决”中，备受我们文明夸 耀的工业潜能和技术知识在成功地完成一个史无前例的重要任 务时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同样在“最终解决”中，我们的社会 向我们展示了其至今无人怀疑的能力。由于我们一直被教育要 尊重和崇尚技术效率和认真计划，因此我们只能承认，在赞扬我 们的文明所带来的物质进步时，我们已经过分低估了它的真实 潜力。 @斯蒂尔曼和普法夫，《欧斯底里的政治》(Edmund Stillman&William Pfaff, The Politics of Hysteria),New York:Harper Row,1946,pp.30-1c ⑩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第3卷(Raoul Hilberg,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mpean Jets.vol I1I),New York:Holmes Meier,1983,p.994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