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承这之的学 这样，由于致使大屠杀发生的种种因素是前社会的并且不受文 化支配的影响，这些因素就被切实地从社会学所关注的领域中 除出去。往最好处说，大屠杀会被置于最可怕和最邪恶 的—但仍是理论上可吸收的—种族灭绝中去：否则，大屠杀 就会简单地被消融在于普遍的、人人熟悉的那类人种、文化或者 种族之间的压迫与迫害当中。① 无论选择哪种方法，结果都是一样。大屠杀被搁置到人们 熟知的历史之流中： 以这种方式看待大屠杀，再恰当地举一些其他的历史 惨剧的例子（宗教改革、对阿尔比派异端⑤的血腥大屠杀、 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以及英国在布尔战争期 间所发明的集中营)，就更容易把大屠杀看做是“独特 的”—尽管也是合乎常态的。⑥ 或者，大屠杀也可以潮源到数百年来在基督教主宰的欧洲 那些屡见不鲜的犹太人隔离区、法律歧视、对犹太人的屠杀和迫 害记录中—因此大屠杀虽然被当做一种史无前例的恐怖，却 ④举例来说，“安杰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去往达乔(Dachau)的途中变成了 一个犹太人的妻子：削域粮票计划变成了种族灭绝中的一次行动：越南船民变成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倒霉的犹太人逃堆者”，费恩戈尔德，“大屠杀到底有多么独 特？”(enry L.Feingold,“How Uniquc is the Hokcaust?”,【n Alex(obman&. Daniel Landes ed.,Genocide:Critical Issues of the Holoaust,Los Angelcs:The Simon Wiesenthal Centre,1983),p.398 ⑤起源于十一世纪法国阿尔比的基督教派别，十二世纪被指为异端而道教皇 和法王组织的十字军镇压。——译注 ⑥克雷恩和拉波波特.《大屠杀和人类行为的危机》(eorge1.Kren&Rap- poport,The Holocaust and the Crisis of Human Behaviour),New York:Holmes Meier,1980,p.2。 3
是种族和宗教仇恨完全合乎逻辑的产物。无论如何，危害被解 除了；确实无需对我们的社会理论作重大的修正；我们对于现代 性、对于它尚未揭示出来但却经常存在的潜能和它的历史趋势 的看法，也无需另外一种严肃的眼光，因为社会学所积累的方法 和概念已经足够对付这个挑战一足以解释”它、“了解”它、理 解它。最终的结果是理论上的沾沾自喜。但是，对于另外一种 很好地充当了社会学实践之理论框架和实用正当性(pragmatic legistimation)的对现代社会模式的批评，却没有做出任何真正 的合理说明。 迄今为止，对于这种自鸣得意、自我陶碎态度的有价值的不 满之音大多数发自历史学家和神学家。社会学家对这些声音却 置若罔闻。与历史学家所完成的数量惊人的工作，以及基督教 与犹太神学家所做的大量灵魂探索相比，专业社会学家对大屠 杀研究的贡献看起来就微不足道。毋庸置疑，迄今为止已经完 成的这些社会学研究只是表明，大屠杀对于社会学现状所能说 的要多于目前状态下社会学可以为我们增加的大屠杀的知识。 而这个令人忧虑的事实并没有被社会学家所重视（做出反应的 就更少了)。 也许社会学专业内最杰出的代表E.C.休斯已经就业内人 士在对待所谓“大屠杀”事件时，是以何种方式来理解他们的任 务的，做了最贴切的表述：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在犹太人的历史上犯下了最大 的一桩“卑酈勾当”。面对这样的事件，要处理的关键问题 就在于：(1)那些真正干这件事的人是什么样的人；(2)其他 的那些“好”人让他们那样做的环境又是什么样的？我们需 要知道的是更好地了解他们上台掌权的迹象和更好地把他
学论：大将杀之的社会学 们排除在权力之外的方法。⑦ 休斯忠实于社会学实践已有的原则，认为问题是去揭示心 理一社会因素之间特有的结合，而这些因素很明显是（作为决定 性要素)与“卑鄙勾当”的操作者所表现出来的特有行为取向相 关联的；还要去探究另外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削弱了其他个体 (即使不是即将到来的，也是为人们所期望的)抵御这种取向的 能力：最后还要在结果中得到一定量的解释与预测的知识，这些 知识将使得掌握它们的人在我们这个理性组织化的世界、这个 因果法则和统计概率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可以阻止那些“卑鄙” 取向变成现实，阻止它们以实际行为自我表达而带来有害与“卑 鄙”的后果。要实现后一个任务，可以应用将我们的社会理性地 组织起来，使之变得可操纵、“可控制”的那种行为模式，我们所 需要的是运用于社会工程的旧有一且决没有遭怀疑的一行 动的更好技术。 到目前为止，对大屠杀研究做出杰出社会学贡献的人当中， 最值得关注的是海伦·费恩⑧，她忠实地遵从休斯的观点。她将 研究任务界定为详细说明若干心理的、意识形态的和结构的变 量，这些变量是与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各个国家与民族实体里 犹太受害人或幸存者的百分比紧密相关的。从所有的正统标准 来看，费恩的研究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民族团体的特性、当地 反犹主义的强度、犹太人的文化适应和同化的程度以及相应的 ⑦休斯，“善良的人和肮脏的工作"(Everett C.Hughes,‘(ood people and Dirty Work'),《杜会问题)(Social Problems),Summer1962,pp.3一10。 ⑧参看费恩，《解释大屠杀：大孱杀期间国家的反应和犹太人的受害》(Helen Fein,Accounting for Genocide:National Response and Jewish Victimization during the Holocaust),New York:Free Press,1979 5
跨团体凝聚力都被小心翼翼并且很恰当地做了编目，这样可以 准确地计算和核实它们的相互关联以得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一些假设的联系被表明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在统计上是无效 的：而其他一些规律性则在统计上得到了确认（比方缺乏团结和 “人们变得不受道德约束”的可能性之间的关联)。恰恰是因为 作者无可挑剔的社会学技巧以及施展运用这些技巧的能力，传 统社会学的弱点自然而然地在费恩的书中显露出来。除非修正 一 些关键而又为人]默认的社会学话语的假设，否则任何人所 做的都不会跟费恩已做的一切有什么不同：将大屠杀构想成社 会和心理因素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所导致的独特而又完全必 然的结果，而这些因素造成了确保人类行为正常的文明化调控 的暂时失灵。依照这样一种观点（即使不是明确的也是暗含 的)，从大屠杀经历中引出的一件铁定不移的事情就是，社会组 织对支配前社会或者反社会个体行为的非人性驱力进行了人性 化和（或者）理性化（在此这两个概念是同义的）。人类行为中发 现的任何道德本能都是社会的产物。一旦社会功能失调，道德 本能就会分崩离析。“在社会失范—不受任何社会约束— 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无视伤害他人的可能性而做出各种反 应。”⑨这就暗示着有效的社会约束的存在使这种淡漠不可能 发生。社会约束的目标一因此还有现代文明的目标，它显然 在于将规范的宏图拓展到以前从未听说过的领域一是将道德 的制约强加在原本就泛滥猖獗的自私自利和人身上与生俱来的 动物性野蛮之上。由于正统社会学是通过个手工作坊来把握 性 大屠杀的事实的，这个作坊因袭着将正统社会学确立为一门学 术性学科的方法论，因此它只能传递出个更多地与它的假设 ③费恩，《解释大诺杀》，P.34。 6
…炉论：火格系之所的社：念学 相关联而不是与“事实真相”相关联的思想：大屠杀是现代性的 一个失败，而不是它的一个产物。 在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有关大屠杀的社会学研究中，内哈 马·特克试图探究社会频谱中的对立面：那些救助者一他们不 允许“卑鄙勾当”发生，在普遍自私的世界里将他们自己的生命 奉献给受难的他人；简而言之，他们是在非道德环境下坚守道德 的人，特克非常忠诚于社会学研究的规则，她力图挖掘出在当 时用任何标准衡量都属异常的那些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她将 任何一个受人尊敬、学识渊博的社会学家在研究规划中都可能 会应用的假说逐一进行了检测。一方面是救助的意愿，另一方 面是坚守阶级、教育、宗教派别或者政治立场的各种因素一她 计算这两方面之间的相互关联，而最终只是发现不存在任何关 联。无法顾及她自己的以及她那些受过社会学训练的读者的期 望，特克不得不得出惟一一个说得过去的结论：“这些救助者在 以自然的方式行事一一他们可以自动地反抗那个时代的恐 怖。”0换句话说，这些救助者愿意救助因为这是他们的本性。 他们来自“社会结构”的各个角落与各个部门，证明了道德行为 存在“社会决定因素”的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即便有的话，这 种决定因素的作用的表现也只是无法压制救助者对其他处境悲 惨的人实施帮助的强烈愿望。因此，特克比大多数社会学家更 接近于发现问题的真正要害不在于“对于大屠杀，我们社会学家 能说些什么？”，而在于“大屠杀对于我们这些社会学家，还有我 ]的研究，可以说些什么？”。 既然问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好像是大屠杀的遗产中最为紧迫 ⑩特克，《当光亮刺透黑暗》(Nechama Te比c,When Light Pierced the Darkness), ()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93.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