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 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 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 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 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 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 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 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 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 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 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 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 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一一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 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情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 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 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一一“为什么有 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 的中心？”一一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 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 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 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 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 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拎漠 一一种只 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 大多败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 6
0 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 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 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 们星球的本质相悖”②的东西。也有人说一且我们完全明白了 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 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 痛”⑧。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 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县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 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 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 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 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 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 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 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 一切都发生在“外面”一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 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 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 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 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 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一我们为了 ②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Art and Ardour),New York:Dut- ton,1984,p.236。 ③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 Beller,‘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优太季刊》(Jec2 sh Quarterly）,Winter1988一9，p.36, 7
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 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一默然无声、没 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 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 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人（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 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 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 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 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 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杜 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 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 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 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 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 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 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 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 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 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 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 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 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 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 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
别 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 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 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 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 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 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 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 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 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 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著特别的热情来分析 那些我们“宁可不说”④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 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 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 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 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 的程度一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 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 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 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一这种修正主要集中 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 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 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 ④ 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V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1986,p.1 9
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 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 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 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 段义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 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 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 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 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 们可以做得更多一—面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 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 Feher),赫勒 (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 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 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 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 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 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 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 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 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 者的发言稿。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