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 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 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 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 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 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 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 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 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 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 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 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 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 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 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 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 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 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 不同。 1
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 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 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 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 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 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 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已的符码记录 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 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 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滋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 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一研究得非 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 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 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 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 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 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 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 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徜若拒绝看出窗 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 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 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 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 (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 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 2
科 f J 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键康、健全的社会 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 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 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 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 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 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抢杀和毒气的受害者 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 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 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一“外在”的和“内在”的一一互为补 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 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 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 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 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 它为可能要于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 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 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 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 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发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 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 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 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 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 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 3
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 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 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已的专家一一那些在 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 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 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一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 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 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 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 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 自以为是一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 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 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 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 对犹太人对未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 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一一犹太居 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 bowed to the ground)在 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 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 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①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 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 ①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Rosk, Against the Apocalypse,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uish Culture )Cam- 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252
切 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贵。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仪仅是犹太人 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 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 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 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 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 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 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 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 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 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 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 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 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 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 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 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 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一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 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一的的确确发 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 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 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 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 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