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一中国民国教育史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广州同文馆（1864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等。这些学校一般以招收正途人员为主，年龄要求渐趋年轻化。学习的语言以英语为主，后来也扩大到法、德、俄等国语言，并由浅入深地学习西方的历史、地理及科学技术。西艺方面，主要是设立了些军事学校和专业技术学校。如上海江南制造局及其附设的机械学校（1865年）、福州船政局及其附设的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水师学堂（1866年）、广东陆师学堂（1886年）广东水师学堂（1887年）、天津军医学堂（1893年）、湖北武备学堂（1895年）南京陆军学堂（1895年）以及技术方面的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湖北铁路局附设的化学堂、矿学堂（1892年）和工艺学堂（1898年）等。同时，注意介绍和翻译西学知识，形成了江南制造局译书局、北京同文馆译员班及来华西人的“广学会三个西学传播中心。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派出了多批学生赴西方留学，最著名的是留美幼童和闽厂生徒。经容閃的倡导和奔波，詹天佑等120名幼童从同治十-年（1872年）起，分四批赴美，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以期“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中国（容闵《西学东渐记》）。由于保守势力作梗，这些学生在光绪七年（1881年）被提前撤回。光绪元年、二年（1875、1876年）派赴英法的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则多已成年，学多有成，不少人成了北洋水师的骨干。后来出使英、法、美、德、俄、日大臣也带学生出洋。必须指出·洋务教育也烙上了封建性的印痕。首先是其指导思想，张之洞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学”即经史之学，必须放在首要的主体地位，“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阐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在张之洞看来，“学校、地理、度
近代教育的终了和总结-9-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地：算，绘、矿、医、声、光、电、化，西艺也”，“政龙急于艺”，而最切要的是“兴学校”。可见，西政根本不涉及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谈不上改革现政制了。这就难怪早期维新派一直批评洋务派学的只是西方的皮毛而已。其次，念念不忘中文学习，是洋务教育封建性的重要表现。所有的洋学堂学生和留学生，都得用相当时间学习“圣谕广训”，并不时*望阙行礼”，注重学生的资格和出身，注重规范学生的“道德等，更昭著了其封建性。同时，洋务教育也有相当的买办性。国内学校长期由外国人主持，如丁鞋良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达25年，学生出洋也由外国人率领，日意格和被梁启超斥为“似蝎、似鼠、又似”的傅兰雅，都任过留学生监督。学习内容也只知适应，而不懂选择和如何变为已有。但从教育发展的角度看，洋务教育第一次引进了一些新的教育内容和形式，突破了传统教育长期以经史禁人心的沉重氛围，在中国近代教育兼采中西以求发展方面，迈出了功不可没的第一步。戊成时期的维新运动则在更新的意义上突破了传统的教育制度。在维新运动中，起初的宣传鼓动、后来的论战及改革内容都涉及到教育的改新，而其领袖们的想主张无疑起着指导作用。维新派的鼓吹活动主要有三种方式，办学会、兴学堂、办报纸。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一1898年）。全国共设立学会24所，著名的有北京、上海的强学会、北京的保国会、湖南的南学会和湘学会等；设立学堂19所，有康有为早期讲学的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主办的时务学堂等；报馆8所，如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梁启超在上海主办的《时务
中国民国教育史- 10 ---报》、产复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和《国闻汇编》、谭嗣同在湖南主编的《湘报》等。这些成功的宣传活动导致了守旧派的反对和洋务派的阻扼。维新派高举天赋人权的大旗把孔子改观为倡言变革的“素王”，从两提出了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变法标，认为只有这大是保国、保教、保种的良法。与洋务派的变“未不同，他们提出变“本”，即“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时务报》第三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不同，维新派从人权天赋的角度出发，提出民本君末等一系列民主思想，冲击了封建的三纲五常。谭嗣同更提出了“冲决一切网罗”的大胆主张。维新派认为变法追切需要“开民智”，所以后来实施的变法内容多涉及教育的改新：废八股，改试策论，借以选拔“体用兼备”、“通经济变”的人才，筹办高、中、小各级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改各级书院为中西学兼修的大小学堂，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学堂，奖励捐建学堂者；筹办京师大学堂，设立农学会，刊发农报，创办农务学堂，促进农务；在产丝茶区设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设立翻译局及编译学堂；鼓励出版书报，自由开设报馆学会，开放言论鼓励书：筹设医学堂：鼓励设各种实业学堂，鼓励新著作和新发明。全C力一维新运动对中国教育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从此撤起的兴学校热，实为教育史上的又一新台阶。当时已出现了私人办学的现象。如盛宣怀在光绪二十--年（1895年）兴办的西学学堂（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和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是以后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就被认
近代教育的终了和总结11为是当时最进步的教西学的学校”。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软弱，反对派的过份强大，戊成维新中这最强的强项，也一样难免失败的命运。历史的书页翻到了20世纪，衰微中的统治者和崛起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花大力气于教育。满清统治者首先废除了科举制，建立了一套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废科举的举措有过多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都有过这样的诏旨，但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才明“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废止了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与此同时，新的教育制度开始建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王寅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王寅学制”。分学校为7级；蒙学堂4年，寻常小学堂3年高等小学堂3年，中学堂4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年，大学院无定期。儿童6岁入学至大学毕业共20年。此外，与中学堂并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和中学堂附设的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并行的有高等学堂附设的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王寅学制受本身因素和清政府的影响，未得实行。光绪二十九年（奖卯年，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是第一个在全国颁行实施的学校教育制度。*奖师学制”共分3·段7级，长达近30年。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蒙养院3年，初等小学5年（学生7岁入学），高等小学4年，共3级13年，第二段为中学教育，设中学堂一级共5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3年，分科大学堂3一4年，通儒院5年，共3级11一12年。与此并行的有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系统。师范
~12中国民国教育史教育分为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性质）及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师范学堂性质）两等，修学8年：实业教育除艺徒学堂和实业社习普通学堂外，分初等实业学堂（程度相当于高等小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性质）、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性质）3等，修学共15年。此外，还设有译学馆及方言学堂，属于高等教育阶段，修学的5年：为新进士学习新知识设立的进士馆，为已仕官员设立的仕学馆，都属于高等教育性质。新的教育体系的建立，带动了国内教脊的发展。据统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十四年和宜统元年（1909年），全国幼稚生的人数分别为918586、1179958、1522793人，而后两年的女学生分别为755，13498人，处于明显的增长趋势中。宣统元年（1909年），全国官立高等学堂已达123所，其中法科学校47所；学生22262人法科点12282人。这与当时的法政热有关，也呈现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还跟新的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和教育宗旨的厘订有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成立了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一-学部。尚书为长官，左右侍郎为副。下设左右丞等各项事务官、下辖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等5司、司下设若干科，并有规学官视察全国学务。省级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裁撤学务司，设立提学使司。设提学使一员，下设总务课、专门课、普通课、实业课、会计课和图书课。另外，设视学、议长、议绅若干名，巡视各州县，并辅佐提学使。同年设府厅州县劝学所，设总董一人，由县视学兼任，下设①据陈景努《中国近代教育史》181、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