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国传统学术源头的先泰时期13 的框架，解除了氏族血缘关系纽带对人们个性的束缚，手工业与农业 的分工比较明显，商业比较发达，神权的统治比较松弛，政治上形成 奴隶主民主制等等社会条件，产生一批人身与思想皆比较自由的脑 力劳动者，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产生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和哲学。 而中国进人阶级社会之后，仍袭用氏族制度的躯壳以建立统治政权， 血缘氏族纽带经过改造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种族关系与宗法关系纽 带，实行土地公有，在政治上也表现为王权专制，所谓“溥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即反映了这种状祝。于是，与王权 专制对应的上帝崇拜和反映宗法关系的祖先崇拜相结合，形成牢固 的宗教世界观，各个层次的人都被神权和族权所控制，思想的理性自 由受到抑制，文化的发展走上与古希腊不同的途径。 中国上古从夏代至商代，弥漫着浓重的宗教、迷信观念，夏代遗 存的文化资料很少，商代的卜辞则反映出儿事皆须仰求上帝以定然 否，一切皆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决定，人是绝对被动的，统治者也 没有对政务独立判断的自觉意识，而最早的脑力劳动者基本上均担 任或兼任占卜、祭祀类的神职，并不具备独立进行理性思维的社会 条件。文化发展的成就主要呈现在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相关联的 气象、历法、冶炼及直接观察的天文星象等方面，却缺乏如古希腊那 样灿烂的学术遗产。据传夏朝经历了约五百年，商朝的历史也达五 百年之久，然而至春秋时期，孔子已经发出夏、商“文献不足”的浩 叹②，其实更为不足的乃是理性思维及其成果。夏商两代，漫漫千 年，社会意识上严重缺乏自觉精神，是愚不可及的盲月和蒙昧。在中 国上片，理性思维要冲破神天迷信罗网的禁锢，只能等待机缘、另辟 蹊径，这机缘就是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这蹊径就是首先从历史恩考 上打开缺口。 周族原为臣属于殷商的小邦，逐步强大并最终取代殷商的统治 心《诗经·小雅·北山》。 ② 参见《论语·八佾》
14中国学术史 地位，这在当时是“个巨大的社会振荡。殷商末年，商朝的个别政治 人物已经预感危机，向商纣王提出警告，而纣王则认为自己“受大命 于上天”①，不以为意。可见在商代，除极少数人之外，统治者对“天 命”皆抱有极其僵化的迷信。周灭殷商，现实表明了“天命”的可变 性，在此之后，周仍然面临着殷人领强的反抗，这一切引发了周初主 要统治人物的忧思：殷商为何败亡？周政权如何巩固、如何避免重蹈 殷商的覆辙？于是形成了明晰的“宜鉴于殷，骏命不易”的观念②，意 思是以殷商的覆灭为鉴戒，则知“天命”之难保。“殷鉴”是周初统治 者对历史的思索与总结，这种思索深化到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民众的 作用以及施政措施和政治原则等问题，形成了在天命论外壳内具有 理性的历史观与政治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天命转移的观念。周初统治者在《康诰》中，通过总结历 史明确地提出“惟命不于常”③，这与《诗·文王》中“天命靡常”一 样，都是说“天命”是可以改变和转移的，周初的许多诗歌、文诰皆在 叙述历史时表达了这一思想。那么“天命”发生转移的条件是什么？ 《尚书》中《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等篇记载周公多次详细 总结夏、商、周政权变革的历史，认为统治者如果对天帝失敬、行为放 纵、贪图安逸、弃德任刑、残害无辜，都会被上天遗弃并降下惩罚，转 移天命。上天密切地关注着人世，特别是监督人间统治者的举动。 《多方》记载周公的话说：“天惟时求民主”，即上天时刻寻求着好的 君主，这样，天命的转移是随时可能的，使周初统治者充满上帝可怕而 不可依赖、保守天命很不容易等忧患意识。这种天命转移、上天时刻 监督下界的观念，是殷商统治者所没有的，在思想上顺理成章地可引 出两个重要的认识：其一是上天成了制约王权的力量，君主不能为所 欲为；其二是承认改朝换代的合理性，甚至从历史变动的现实出发来 ①见《尚书·西伯戡黎》。 ②见《诗经·大雅·文王》。按《文王》一诗，据（吕氏春秋》所言为周公旦所作。 ③《康诰》载于今文《尚书》。其作者有二说，一为周武王，又一说为周公
第一童中国传统学术源头的先秦时期15 说明天命的归宿。这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学术均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敬德”以修人事的观念。周初统治者的“天命转移”观 念，形式上似乎强化了天命的权威，而在描述天命转移原因时却注人 了理性思维的因素，实际上探讨了天命与人事间的关系。人在“天 命”面前不是无所事事，不是无能为力，统治者可以通过其符合“天 意”的作为以“祈天永命”，巩固政权。这种能够“祈天永命”的作为 包括较多的内容，诸如敬天敬祖、勤政恤民、谦逊俭朴、行教化、慎刑 罚等等均在其内，大多属于修治人事的范围，这些内容被抽象地概括 为“德”的概念①，因而提出“敬德”的政治原则。“敬”，就是以恭谨 态度对待和执行，“敬德”的主张在《尚书·召诰》中再三申说，认为 夏、殷的灭亡都是“不敬厥德”造成的。在周初历史文献中，《康诰》、 《梓材》、《多士》、《多方》等篇均强调“明德”，“明德”与“敬德”的含 义基本一致②，其他周初文献也普遍使用“德”的概念阐述政治、教化 和个人修养的问题，“德”已经成为带有哲理性的政治范畴。“皇天 无亲，惟德是辅”③，“敬德”观念在思想上原本是要调和天命与人 事，使之合一的，但天命掌握在神明的上帝手中，人只能在修治人事 上下功夫，“敬德”实际是立足于人间的现实事务，因此周初统治者 甚至说出“天不可信，我道椎宁王德延”④的话来。 第三，明确的以历史为鉴戒的思想。周初对政权兴亡问题的理 性思考，是从“殷鉴”的思索得出的，这种对“殷鉴”的思索没有停留 于笼统的认识，而是深化到一些细节，注意到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与教训，并且“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⑤，即将“殷 ①《尚书》中记录商代历史的文献《盘庚》、《高宗彤日》篇已表述了“德”的概念，但学术 界多认为这两篇或经过西周初年整编，或就是周代的作品。 ②“明”字多义，有“彰明、光大”、“勉力为之”等含义。 ③《左传》信公五年引《周书·蔡仲之命》。 ④《尚书·君爽》，此乃周公之言，大意是：上天不可信赖，我们只有继承文王的传统（才 能成功)。 ⑤《尚书·召诰》
16中国学术史 鉴”延长到对夏、商历史嬗变的考察，从而形成较明确的以历史为鉴 戒的思想。例如《康诰》中即已提出立身行政要“敷求于殷先哲王”、 “别求闻由古先哲下”，即向殷商以及更古的英明君王学习。《酒诰》 则在关于戒酒这一具体问题上，叙述了商朝国王从成汤至帝乙以及 那时的官吏都勤于政务，不贪图享乐，不但不敢纵情饮酒，而且也没 有那样做的闲暇。至纣王却放纵地饮酒作乐，臣民也都大肆饮酒，政 治败坏，终于亡国。周文王则早就教导说只有祭祀时才可用酒，我们 遵守文王之教，所以代殷受命。在《无逸》篇，更细致地列举商代勤 政君主的执政年限数字和贪图享乐君主短命的例证予以论述，要求 以此引为鉴戒。在《召诰》、《多士》、《多方》等篇都谈论了夏、商政 朝换代的历史，《君奭》、《立政》篇更较为详细地总结了夏商周（文 王、武正)三代用人行政制度的发展与经验教训，从而提出治国“立 政”的原则。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周初统治者已经做到从多种角度 总结历史，初步通贯地考察夏、商到周文王、武王的历史发展，从中概 括出一些经验和教训。因此，周初统治者的历史认识，是当时最有理 性的思想，对历史的思考，是中国上古最早的理性思维，其“敬德”观 念以及一系列政治见解，皆是从历史思考中得出的。 第四，“保民”的观念。从殷未到周初的社会振荡，令周初统治 者亲眼看到下层民众的力量。改朝换代的战争，需要许多下层民众 为之冲锋陷阵，在这种情况下，统治政策与统治者行为导致的人心向 背就成为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政治家如果认真思考这段经历过的 历史，自然会产生重视民众的思想。《酒诰》称：“人无于水监，当于 民监，今惟股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意思是说：人不要把水 当作镜子，应该把下民当作镜子，我怎能不据殷商灭亡的史实为重 要鉴戒呢？以民为鉴，包含着重民和重视人心向背的认识，这必将导 致对待民众政策上的调整，于是，周初统治者明确提出“保民”政治 观念。《康诰》中讲“用康保民”，是说要使民众安康：讲“裕民”①，是 ①《康诗》讲“乃由裕民”、“乃裕民”，“裕”是启迪诱导的意思
第一章中国传统学术源头的先泰时期】7 说要教化民众；讲“作新民”，是说要改造殷商遗民：《无逸》篇还讲到 要体察民间疾苦，施惠于民，关爱至于鰥寡孤独。这一切的目的十分 明确，就是防止民怨，使之顺从统治，为此目的，谨慎而严明地使用刑 罚当然极其重要，但鉴于殷纣王滥用酷州之弊，因而更强调“慎罚”。 民怨是可以反映人心向背的，周初统治者对此予以格外重视，认为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都必须认真对待，听到民怨，应更加“敬德”， 使不顺从的小民变得顺从。《康诰》中大声疾呼：“敬哉！天畏棐枕， 民情大可见。”意思是：要谨慎呀！可畏的上天是否诚心辅助你，可 以从民情中表现出来。这又具有将天意与民情拉向合一的意味，成 为后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思想 的先声①，是值得注意的。 总之，时至周初，中国的理性思维首先从历史思考上发端，通过 对“殷鉴”及夏商周三代历史变革的总结，给极其蒙昧的天命迷信的 思想桎梏上打开一道缺口，初步具有了政治历史观的自党意识。在 天命与人事、天意与民情关系的认识中，奠定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倾 向，这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学术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易经》的思维水平 《易经》本名《易》，因后来被尊崇为“经”，故称《易经》。《易经》 的内容包括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及其卦名、卦辞、交题、爻辞。《易 经》：生之后，又陆续形成最早解释《易经》的七种文献，其中三种分 为」：下篇，共篇，称《易传》、《周易大传》，又称之为“」翼”。《易 经》与《易传》都形成于漫长的周代，合为一书名之日《周易》。古时 传说伏羲氏画八卦，神农氏扩展为六十四卦，周文王作卦辞、爻辞，孔 子作《易传》，这当然不可据信，但是却可以说明《易经》确应很早即 已产生。目前，学术界对《易经》产生的年代尚有很大的意见分歧， 其中以成书于西周初年的说法较为合理。其中最有力的理由之一 ①《盂子·万章上》、《左传》昭公元年引《尚书·太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