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馆 散 籍志》及清丁国钧之《补晋书艺文志》可见也。故吾常谓，晋 代玄学之外惟有史学，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晋为全盛时代。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刘知几极推尊此体，谓“其包举 一代，撰成一书，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史通·六家篇》)。 郑樵则极诋之，谓：“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 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已之续迁，既无衍 文，又无绝绪。…固为彪之子，不能传其亚。…断代为 史，无复相因之格。…会通之道，自此失矣。”(《通志·总 序》)此两种反对之批评，吾侪盖袒郑樵。樵从编纂义例上 论断代之失，其言既已博深切明（看原文）。然迁、固两体之 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 休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 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夫史之为状 如流水然，抽刀断之，不可得断。今之治史者，强分为古代、 中世、近世，犹苦不能得正当标准，而况可以一朝代之兴亡 为之划分耶？史名而冠以朝代，是明告人以我之此书为某 朝代之主人而作也。是故南朝不得不谓北为“索虏”，北朝 、 不得不谓南为“岛夷”，王凌、诸葛诞、毋丘俭之徒，著晋史者 势不能不称为贼，而虽以私淑孔子自命维持名教之欧阳修， 其《新五代史》开宗明义第一句，亦不能不对于积年剧盗朱 温其人者大书特书称为“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也。断代史 之根本谬误在此，而今者官书二十四部，咸率循而莫敢立 异，则班固作俑之力其亦伟矣。 章学诚曰：“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 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后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 19
图赵馆 故 会 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 所取。”又日：“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 裘，渴饮饥食，尤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 ”(《文史通义·书教篇》)。此言班书以下，作者皆陈陈 相因，无复创作精神。其论至埔切矣。然今所谓二十四史 者，其品之良秽亦至不齐。同在一体裁中，而价值自固有高 下。前人比较评骘之论既甚多，所评当否，当由读者自悬 标准以衡审之，故今不具论。惟有一明显之分野最当注意 者，则唐以前书皆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唐以后书皆官撰而 成于多人之手也。最有名之马、班、范、陈四史皆出私撰，前 已具陈。即沈约、萧子显、魏收之流，虽身为史官，奉救编 述，然其书什九独力所成。自唐太宗以后而此风一变，太宗 既以雄才大略削平天下，又以“右文”自命，思与学者争席。 因欲自作陆机、王義之两传赞，乃命史臣别修《晋书》，书成 而旧著十八家俱废（看《史通·正史篇》）。同时又敕撰梁、 陈、齐、周、隋五书，皆大开史局，置员猥多，而以贵官领其 事。自兹以往，习为成例。于是著作之业，等于奉公，编述 之人，名实乖迕。例如房乔、魏徽、刘胸、托克托、宋濂、张廷 玉等，尸名为某史撰人，而实则于其书无与也、盖自唐以 后，除李延寿《南史》、《北史》，欧阳修《新五代史》之外，其余 诸史皆在此种条件之下而成立者也。此种官撰、合撰之史， 其最大流弊则在著者无责任心。刘知几伤之曰：“每欲记一 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汗青无 日。”又曰：“史宫记注，取禀监修。一国三公，适从何在？” (《史通·忤时篇》)概无从负责，则群相率于不负责，此自然 20
图馆 放 之数矣。坐此之故，则著者之个性湮灭，而其书无复精神。 司马迁忍辱发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班、范诸贤， 亦同斯志，故读其书而著者之思想品格皆见焉。欧阳修《新 五代史》，其价值如何，虽评者异辞，要之固修之面目也。若 隋、唐、宋、元、明诸史，则如聚群匠共画-壁，非复艺术，不 过一绝无生命之粉本而已。坐此之故，并史家之技术亦无 所得施。史料之别裁，史笔之运用，虽有名于，亦往往被牵 掣而不能行其志，故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 (《明史》不在此例)。万斯同有言：“治史者善如入入之室， 始而周其堂寝昱福焉，继而知其蓄产礼俗焉，久之，其男女 少长性质刚柔轻重无不寸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 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 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耳。”（方苞撰《万季野墓表》）此言可谓 博深切明。盖我国古代史学因置史官而极发达，其近代史 学亦因置史官而渐衰敝，则史官之性质，今有以异于古所云 也。 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帐簿式之旧编年体起原最 古，既如前述。其内容丰富而有组织之新编年体，旧说以为 起于《左传》。虽然，以近世学者所考订，则左氏书原来之组 织殆非如是。故论此体鼻祖，与其谓祖左氏，毋宁谓祖陆贾 之《楚汉春秋》。惜贾书今佚，其真面目如何得确知也。 汉献帝以《汉书》繁博难读，诏荀悦要删之，锐乃撰为《汉纪》 三十卷，此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也。悦自述谓：“列其 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以副本书。”又谓：“省 约易习，无妨本书。”语其著作动机，不过节钞得书耳。然结 21
图馆 会 构既新，遂成剑作。盖纪传体之长处在内容繁富，杜会各部 分情状皆可以纳人。其短处在事迹分隶凌乱，其年代又重 复，势不可避。刘知几所谓：“同为一事，分为数篇，断续相 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故贾谊与 屈原同列，曹沫与荆柯并编。”(《史通·二体篇》)此皆其弊 也。《汉纪》之作，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学者 便焉。悦之后，则有张璠、意宏之《后汉纪》，孙盛之《魏春 秋》，习凿齿之《汉肾春秋》，干宝、徐广之《晋纪》，裴子野之 《宋略》，吴均之《齐春秋》，何之元之《梁典》…等（现存者 仅荀袁二家)。盖自班固以后，纪传体既断代为书，故自荀 悦以后，编年体亦循其则。每易一姓，纪传家既为作一书， 编年家复为作一一纪而皆系以朝代之名，断代施诸纪传，识者 犹讥之，编年效颦，其益可以已矣。宋司马光毅然矫之，作 《资治通鉴》以续《左传》。上纪战国，下终玉代（西纪前四○ 三至后九五九)，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按年纪载，一气衔 接。光本邃于掌故（观所著《涑水纪闻》可见），其别裁之力 又甚强（观《通鉴考异》可见），其书断制有法度。胡三省注 而序之曰：“温公遍阅归史，旁采小说，抉谪幽隐，荟萃为书。 而修书分属，汉则刘放，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 禹，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而成。”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 以降一大创作。做至今传习之盛，与《史》、《汉》埒。后此朱 熹因其书稍加点窜，作《通鉴纲目》，窃比孔氏之《春秋》，然 终莫能夺地。光书既讫五代，后人纷纷踵而续之，卒未有能 及光者。故吾国史界称前后两司马焉， 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 22
图馆 故 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未》。缩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使读 者能了然于史迹之时际的关系，此其所长也。然史迹固有 连续性，一事或国数年或豆百数丨年，编年体之纪述，无论 若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帐簿式。读本年所纪之事，其原 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来历，其结果在若干年后者苦不 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检为劳，抑亦寡味矣。枢钞《通鉴》，以 事为起讫，千六百余年之书约之为二百：十有九事。其始 亦不过感翻检之苦痛，为自已研究此书谋一方便耳。及其 既成，则于斯界别辟一蹊径焉。杨万里叙之日：“搴事之成， 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 而约。”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未体 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菲 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未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 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章学诚曰：“本末之为体， 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 隐括，尤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 圆用神。…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语此。… 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 见。”(《文史通义·书教篇》)其论当矣。枢所述仅局于政治， 其于社会他部分之事项多付阙如。其分目又仍涉琐碎，未 极贯通之能事。然彼本以钞《通鉴》为职志，所述不容出《通 鉴》外，则著书体例宜然。即提要钩玄之功，亦愈后起而愈 易致力，未可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苛责古人也。枢书出后， 明、清两代踵作颇多。然谨严精粹，亦未有能及枢者。 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