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应性政治专题研究 从反应性政治到能动性政治 一地方政府维稳模式的逻辑演进 余敏江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摘要:在当代中国,反应性政治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反应性政治的勃兴,使得 地方政府维稳的惯性思维展呈为以“管控打压”的刚性维稳、注重“事后控制”的静态维稳以及“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被动维稳。这种模式有不断异化和内卷化的趋势,使“维稳”工作在朝制度设计的反方向行进 因此,需要将稳定问题及其背后的政治资源供给问题提升到必要的高度,进行合理的策略选择,实现维稳模 式的现代转型。能动性政治是一种有预见性的政治、承认的政治、互构型政治,是一种建设性的话语逻 能动性政治更具有前瞻性、包容性,不仅实现了对反应性政治的超越,而且也是一种更适应政治资源变化的 可资利用的维稳新模式 关键词:反应性政治;能动性政治:维稳:社会冲突事件 作者简介:余敏江(1977—),男,江西九江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苏省新型城 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公共治理与政治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重点招标课题“城镇化战略的 正当性论证”(项目编号:G卫1310⑦)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同时受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政治学 和江苏高校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403014040059-07收稿日期:2014-06-12 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利要么“捂盖子”,心存侥幸地躲避风险。久而久之, 益关系不断分化,民众的利益诉求愈加多元,以事态逐渐升级。等到暴力冲突加剧了,焦点事件 街头式集体行动呈现的社会冲突也日益激烈、多发生了,社会舆论关注了,上级政府施压了,地 样和频发。然而,权威体制的两个维系机制 方政府才会“高度”重视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呈 科层制度和一统观念制度却受到了多重挑战:科现出一种典型的反应性政治特性,也就是在一定 层制度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治理功能,不堪重负,的触发因素刺激下,地方政府才着力化解社会冲 呈现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或“组织性无政府”突或挽回因社会冲突带来的损失的政治形态。这 态:一统观念制度受到利益诉求多元化、复杂种刺激一反应性政治的应急性逻辑是一种典型的 化的挑战,难以为继。这样的政治生态,使得地借助公权力的强制性和施压机制的“管控”逻辑 方政府面对许多社会冲突问题,要么消极作为,不仅诱发了地方政府在维稳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倾
·59· 从反应性政治到能动性政治 ——地方政府维稳模式的逻辑演进 余 敏 江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在当代中国，反应性政治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反应性政治的勃兴，使得 地方政府维稳的惯性思维展呈为以“管控打压”的刚性维稳、注重“事后控制”的静态维稳以及“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被动维稳。这种模式有不断异化和内卷化的趋势，使“维稳”工作在朝制度设计的反方向行进。 因此，需要将稳定问题及其背后的政治资源供给问题提升到必要的高度，进行合理的策略选择，实现维稳模 式的现代转型。能动性政治是一种有预见性的政治、承认的政治、互构型政治，是一种建设性的话语逻辑。 能动性政治更具有前瞻性、包容性，不仅实现了对反应性政治的超越，而且也是一种更适应政治资源变化的 可资利用的维稳新模式。 关键词：反应性政治；能动性政治；维稳；社会冲突事件 作者简介：余敏江（1977— ），男，江西九江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苏省新型城 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公共治理与政治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重点招标课题“城镇化战略的 正当性论证”（项目编号：GJ213107）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同时受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政治学 和江苏高校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4)04-0059-07 收稿日期：2014-06-12 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利 益关系不断分化，民众的利益诉求愈加多元，以 街头式集体行动呈现的社会冲突也日益激烈、多 样和频发。然而，权威体制的两个维系机制—— 科层制度和一统观念制度却受到了多重挑战：科 层制度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治理功能，不堪重负， 呈现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或“组织性无政府” 状态；一统观念制度受到利益诉求多元化、复杂 化的挑战，难以为继。这样的政治生态，使得地 方政府面对许多社会冲突问题，要么消极作为， 要么“捂盖子”，心存侥幸地躲避风险。久而久之， 事态逐渐升级。等到暴力冲突加剧了，焦点事件 发生了，社会舆论关注了，上级政府施压了，地 方政府才会“高度”重视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呈 现出一种典型的反应性政治特性，也就是在一定 的触发因素刺激下，地方政府才着力化解社会冲 突或挽回因社会冲突带来的损失的政治形态。这 种刺激—反应性政治的应急性逻辑是一种典型的 借助公权力的强制性和施压机制的“管控”逻辑， 不仅诱发了地方政府在维稳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倾 ● 反应性政治专题研究
蘇州大摩謦報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向,而且直接导致了社会冲突的扩大化。在维稳题化”甚至“政治化”后寻求非理性的解决方式。 过程中出现的反应性政治景象,显然不是国家制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不是通过平等、理性的对话 度设计的初衷,反应性政治所引发的社会稳定风方式去解决大量的普通利益冲突,而是通过其掌 险更是偏离了国家预设的轨道。如何在中国特色控各种政治资源的主导地位,不断强化管控民众 的语境下顺势而为,实现地方政府维稳模式的现利益诉求的强度与力度,从而导致普通利益冲突 代转型,最大限度地维护变革时代的社会稳定,升级为社会冲突事件,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马 成为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克思曾言:“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止 重大使命。 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2l 、反应性政治的勃兴及其局限 费埃德伯格在其《权力与规则》一书中也提到,行 动者的行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选择” 反应性政治是对地方政府维稳机制的形象化行为的能力余地,认为“行动者对行为的选择建 概括,是地方政府解决公众利益诉求和纷争的一立在‘投机’性的基础之上,其投机领域或多或少 种政治手段。反应性政治不是学者们在书斋里凭是可能选择的延伸领域”[317。费埃德伯格所说的 其心智和发散思维导演出来的人工气候,其稳定投机性行为与行动选择,就是指多元主体间的利 存在和重复再生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所处政治生态益博弈和矛盾冲突。由此推之,利益问题是社会 的产物。其中,制度化利益协调机制的匮乏、压肌体发挥维护与治疗自身秩序功能的一种反应 力型体制的激励、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张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是社会结构的 力和信任社会资本的缺失共同促进了反应性政治固有成分,是社会发展过程的常态。对于利益矛 的生成。同时,反应性政治有着广泛深厚的体制盾问题,政府不能因为其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而 基础。反应性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人大横向监一味打压,更不能用政治甚至意识形态化的方式 督不力、政府机构条块分割以及“一把手”集权进行匆忙定性 体制所导致的预期结果。在地方政府的维稳过程 了由政府决策和管理失误、政府成员不当 中,反应性政治行为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作为等引发的社会冲突以外,大多数社会冲突事 了的非正式行为。反应性政治的勃兴,使得地方件的行为对象并不总是直接针对政府,只是由于 政府维稳的惯性思维展呈为以“管控打压”的刚政府所承担的“裁判员”角色和公共职能,使 性维稳、注重“事后控制”的静态维稳以及“头痛些角色对其他角色提出集体性的要求,这些要求 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维稳。这种维稳思维,尽的实现影响到这些角色的利益,此时,某种政府 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政府的资源集聚,却成为这些要求的关联者”4134。即使民众将地方政 导致了地方政府的维稳与民众的维权陷入了连续府作为诉求对象,集体行动的目标仍在于表达民 的非理性博弈状态,加剧了民众与地方政府间的生利益诉求或施加压力以引起地方政府对某一问 冲突与对立 题的关注。然而,反应性政治不是从问题的本质 首先,反应性政治将公众物化为管控和防范出发来寻找解决之策,更多的是依靠其拥有的权 的对象,阻碍了公众与地方政府平等、理性的对威和体制资源优势甚至地方势力进行“摆平”和 话,加剧了群体性事件的再生产。所谓“物化”是“打压”。这种“灭火式”的维稳思维常常使问题 指作为主体的人类被当成物的过程与现象,也即的性质发生了转化一一集体行动的首要目标从争 是说人类异化为非人类或客体化的状态。“一个取群体的利益诉求开始转化为如何防止地方政府 物化的世界即非人的世界,它是人类视己为陌生的打压,以获得底线的承认。也就是说,从具体 的外造物之经验,这经验是一种创作品的疏离,利益的纠纷开始转化为人格的对抗。当集体行动 其己非人类所能操控,也已不是人类自身活动之最初还基本上是在围绕利益补偿、利益诉求问题 创造品之专有。”119在反应性政治的行动逻辑展开时,事情远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局面,“行动精 中,地方政府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英”也没有到豁出去的地步,但是地方政府的打 起来,甚至将民众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压却使集体行动的方向开始围绕反抗政府对行动 定。这种将公众物化为管控和防范对象的维稳组织者的严厉整治而展开。地方政府对“行动精 思维,不仅未能将民众的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的英”的打击,本来是为了遏制其抗争行动的势头 处置渠道,反而激励了民众通过将利益诉求“问没想到正是这种打击使“行动精英”产生新的动
·60·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4 向，而且直接导致了社会冲突的扩大化。在维稳 过程中出现的反应性政治景象，显然不是国家制 度设计的初衷，反应性政治所引发的社会稳定风 险更是偏离了国家预设的轨道。如何在中国特色 的语境下顺势而为，实现地方政府维稳模式的现 代转型，最大限度地维护变革时代的社会稳定， 成为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 重大使命。 一、反应性政治的勃兴及其局限 反应性政治是对地方政府维稳机制的形象化 概括，是地方政府解决公众利益诉求和纷争的一 种政治手段。反应性政治不是学者们在书斋里凭 其心智和发散思维导演出来的人工气候，其稳定 存在和重复再生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所处政治生态 的产物。其中，制度化利益协调机制的匮乏、压 力型体制的激励、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张 力和信任社会资本的缺失共同促进了反应性政治 的生成。同时，反应性政治有着广泛深厚的体制 基础。反应性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人大横向监 督不力、政府机构条块分割以及“一把手”集权 体制所导致的预期结果。在地方政府的维稳过程 中，反应性政治行为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 了的非正式行为。反应性政治的勃兴，使得地方 政府维稳的惯性思维展呈为以“管控打压”的刚 性维稳、注重“事后控制”的静态维稳以及“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维稳。这种维稳思维，尽 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政府的资源集聚，却 导致了地方政府的维稳与民众的维权陷入了连续 的非理性博弈状态，加剧了民众与地方政府间的 冲突与对立。 首先，反应性政治将公众物化为管控和防范 的对象，阻碍了公众与地方政府平等、理性的对 话，加剧了群体性事件的再生产。所谓“物化”是 指作为主体的人类被当成物的过程与现象，也即 是说人类异化为非人类或客体化的状态。“一个 物化的世界即非人的世界，它是人类视己为陌生 的外造物之经验，这经验是一种创作品的疏离， 其已非人类所能操控，也已不是人类自身活动之 创造品之专有。”［1］191在反应性政治的行动逻辑 中，地方政府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 起来，甚至将民众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 稳定。这种将公众物化为管控和防范对象的维稳 思维，不仅未能将民众的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的 处置渠道，反而激励了民众通过将利益诉求“问 题化”甚至“政治化”后寻求非理性的解决方式。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不是通过平等、理性的对话 方式去解决大量的普通利益冲突，而是通过其掌 控各种政治资源的主导地位，不断强化管控民众 利益诉求的强度与力度，从而导致普通利益冲突 升级为社会冲突事件，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马 克思曾言：“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止 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2］165 费埃德伯格在其《权力与规则》一书中也提到，行 动者的行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选择” 行为的能力余地，认为“行动者对行为的选择建 立在‘投机’性的基础之上，其投机领域或多或少 是可能选择的延伸领域”［3］7 。费埃德伯格所说的 投机性行为与行动选择，就是指多元主体间的利 益博弈和矛盾冲突。由此推之，利益问题是社会 肌体发挥维护与治疗自身秩序功能的一种反应， 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是社会结构的 固有成分，是社会发展过程的常态。对于利益矛 盾问题，政府不能因为其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而 一味打压，更不能用政治甚至意识形态化的方式 进行匆忙定性。 除了由政府决策和管理失误、政府成员不当 作为等引发的社会冲突以外，大多数社会冲突事 件的行为对象并不总是直接针对政府，只是由于 政府所承担的“裁判员”角色和公共职能，使“一 些角色对其他角色提出集体性的要求，这些要求 的实现影响到这些角色的利益，此时，某种政府 成为这些要求的关联者”［4］34 。即使民众将地方政 府作为诉求对象，集体行动的目标仍在于表达民 生利益诉求或施加压力以引起地方政府对某一问 题的关注。然而，反应性政治不是从问题的本质 出发来寻找解决之策，更多的是依靠其拥有的权 威和体制资源优势甚至地方势力进行“摆平”和 “打压”。这种“灭火式”的维稳思维常常使问题 的性质发生了转化——集体行动的首要目标从争 取群体的利益诉求开始转化为如何防止地方政府 的打压，以获得底线的承认。也就是说，从具体 利益的纠纷开始转化为人格的对抗。当集体行动 最初还基本上是在围绕利益补偿、利益诉求问题 展开时，事情远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局面，“行动精 英”也没有到豁出去的地步，但是地方政府的打 压却使集体行动的方向开始围绕反抗政府对行动 组织者的严厉整治而展开。地方政府对“行动精 英”的打击，本来是为了遏制其抗争行动的势头， 没想到正是这种打击使“行动精英”产生新的动
从反应性政治到能动性政治 员因素,使这种行动得以再生产出来。[5 主要关注社会冲突过程中的某一片段、某一环节 其次,反应性政治未实现对各类社会冲突的集中于对事中的现实性社会冲突进行有限的调 全范围覆盖和全过程应对。社会学领域中较早将处,对社会冲突的事前的预警和协商机制、事后 冲突作为独立命题来研究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的修正机制则着力不足,从而陷入头痛医头 尔。齐美尔将冲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参与痛医脚的陷阱。 者只是作为“私人的个体”参与的冲突,另一种是 再次,反应性政治化解社会冲突的结构模式 参与者主观意识上作为集体代表的有部分人格投较为单一,社会化的维稳运行机制缺失。社会冲 入的参与冲突。前一种冲突参与的目标是个人利突和社会矛盾大多是由各种原因和条件相互交织 益,建立在个人计算基础之上:后一种冲突参与而成,呈现出“一果多因”或“一因多果”的复杂 则体现了“缺少自我利益的高尚性”,具有不妥协关联,各类社会矛盾之间同样相互纠结、叠加 的特征。6139齐美尔的这一冲突分类思想对美共同构成社会冲突的复杂内容,因而也必然要求 国社会学家科塞的冲突思想有较大影响,被科塞冲突化解体系自身的整体性和周延性。反应性政 发展并命名为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在科治体系主要采取的是按类型分部门应对。履行维 塞看来,“现实性冲突”是指“由于在关系中的某稳职能的相关职能部门条块分割、力量分散的情 种要素得不到解决,以及由于对其他参与者所得况较为严重,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各自为战、各 所做的估价而发生的冲突,或目的在于追求没有行其是,既造成资源浪费,又难以形成解决问题 得到的目标的冲突”而“非现实冲突”是指“虽的整体合力,从而形成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个 然也涉及到两人或更多人的互动,但它不是由对体问题演变成群体问题,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之 立双方竞争性的目标引起的,而是起因于至少其间形成互动,问题、矛盾易发酵,有的问题甚至 中一方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m25。也就是说,现易形成国内国际联动等复杂的态势。在这样的情 实性冲突,主要是基于不同成员和群体之间由于势下,大多数地方政府仍然习惯于体制“包干” 现实利益分配不公而引发的利益冲突,冲突是 自我封闭的运行模式,而将致使NGO这些不可或 种作为达成确定目标的手段:非现实冲突,是基缺的社会力量排除在外,从而使社会成员失去利 于价值观、信仰等对立形成的,两方或多方执着益诉求与表达的组织化依托,落入“原子化”的境 于宣泄情绪或缓解紧张压抑的冲突行动。冲突本地。在一个“原子化”的社会里,大量在个体层面 身就是目的。反应性政治模式更多着眼于各种现积聚起来的“怨气”或者个体以极端的手段来表 实社会冲突的化解,维稳逻辑趋向于简单化、机达,或者在某个偶然事件的诱发下形成大规模的 械化和物质化,在更深层次的社会认知引导、社群体性事件,这种以突发形式表达自身利益的行 会情绪舒缓等方面明显缺位。事实上,在持续的为具有强烈的非理性特征,往往会对社会稳定产 社会转型过程中,世俗化、精致利己主义以工具生极大的破坏。显而易见,如果一个社会中各种 理性的方式摧毁了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道德生活分散的个体缺乏组织依托,或通过现存的组织无 的完整性,弥散出来的社会焦虑感、群体紧张、法充分代表自己的利益诉求时,就可能出现大量 个体内在心灵的冲突,恰恰是当前社会矛盾日趋对抗性组织,并引发“蝴蝶效应”,从而对地方政 激化的重要结构性诱因和内在动力。 府维稳造成困难。 按照现代系统论的观点,社会冲突系统同样 最后,反应性政治制度设计的着力点在于非 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冲突从现实性冲突的理性行为层次,而非伦理控制,这种着力点的偏 潜伏、群体内部能量的积聚、导火索事件的诱致,颇,使得反应性政治没有能力提升政治人格这 到最终演化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 深层次的、较为持久的影响因素。反应性政治往 个熵值增加、事件强度与烈度递増、事件性质改往倾向于追求维稳目标的短期化效应。一旦爆发 变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社会冲突事件的每一社会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惜 个阶段都会成为事件演化的关键节点并为下一阶 切手段压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在危机事件的 的演化积聚能量。因此,社会冲突的化解需要处理上,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利益收买和暴力维稳 植根于其产生、发展、激化以及平息的全过程,非常悖谬的是,无原则的利益收买和暴力维稳, 在其中的每个阶段都需要采取相应的化解措施,不仅没有使社会问题解决,反而从不同层面促使 特别是要找准源头处置的关键点。但反应性政治了社会问题的恶化。利益收买型维稳在短期内或
·61· 从反应性政治到能动性政治 员因素，使这种行动得以再生产出来。［5］ 其次，反应性政治未实现对各类社会冲突的 全范围覆盖和全过程应对。社会学领域中较早将 冲突作为独立命题来研究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 尔。齐美尔将冲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参与 者只是作为“私人的个体”参与的冲突，另一种是 参与者主观意识上作为集体代表的有部分人格投 入的参与冲突。前一种冲突参与的目标是个人利 益，建立在个人计算基础之上；后一种冲突参与 则体现了“缺少自我利益的高尚性”，具有不妥协 的特征。［6］39-40齐美尔的这一冲突分类思想对美 国社会学家科塞的冲突思想有较大影响，被科塞 发展并命名为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在科 塞看来，“现实性冲突”是指“由于在关系中的某 种要素得不到解决，以及由于对其他参与者所得 所做的估价而发生的冲突，或目的在于追求没有 得到的目标的冲突”；而“非现实冲突”是指“虽 然也涉及到两人或更多人的互动，但它不是由对 立双方竞争性的目标引起的，而是起因于至少其 中一方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7］25 。也就是说，现 实性冲突，主要是基于不同成员和群体之间由于 现实利益分配不公而引发的利益冲突，冲突是一 种作为达成确定目标的手段；非现实冲突，是基 于价值观、信仰等对立形成的，两方或多方执着 于宣泄情绪或缓解紧张压抑的冲突行动。冲突本 身就是目的。反应性政治模式更多着眼于各种现 实社会冲突的化解，维稳逻辑趋向于简单化、机 械化和物质化，在更深层次的社会认知引导、社 会情绪舒缓等方面明显缺位。事实上，在持续的 社会转型过程中，世俗化、精致利己主义以工具 理性的方式摧毁了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道德生活 的完整性，弥散出来的社会焦虑感、群体紧张、 个体内在心灵的冲突，恰恰是当前社会矛盾日趋 激化的重要结构性诱因和内在动力。 按照现代系统论的观点，社会冲突系统同样 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冲突从现实性冲突的 潜伏、群体内部能量的积聚、导火索事件的诱致， 到最终演化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一 个熵值增加、事件强度与烈度递增、事件性质改 变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社会冲突事件的每一 个阶段都会成为事件演化的关键节点并为下一阶 段的演化积聚能量。因此，社会冲突的化解需要 植根于其产生、发展、激化以及平息的全过程， 在其中的每个阶段都需要采取相应的化解措施， 特别是要找准源头处置的关键点。但反应性政治 主要关注社会冲突过程中的某一片段、某一环节， 集中于对事中的现实性社会冲突进行有限的调 处，对社会冲突的事前的预警和协商机制、事后 的修正机制则着力不足，从而陷入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的陷阱。 再次，反应性政治化解社会冲突的结构模式 较为单一，社会化的维稳运行机制缺失。社会冲 突和社会矛盾大多是由各种原因和条件相互交织 而成，呈现出“一果多因”或“一因多果”的复杂 关联，各类社会矛盾之间同样相互纠结、叠加， 共同构成社会冲突的复杂内容，因而也必然要求 冲突化解体系自身的整体性和周延性。反应性政 治体系主要采取的是按类型分部门应对。履行维 稳职能的相关职能部门条块分割、力量分散的情 况较为严重，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各自为战、各 行其是，既造成资源浪费，又难以形成解决问题 的整体合力，从而形成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个 体问题演变成群体问题，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之 间形成互动，问题、矛盾易发酵，有的问题甚至 易形成国内国际联动等复杂的态势。在这样的情 势下，大多数地方政府仍然习惯于体制“包干”、 自我封闭的运行模式，而将致使NGO这些不可或 缺的社会力量排除在外，从而使社会成员失去利 益诉求与表达的组织化依托，落入“原子化”的境 地。在一个“原子化”的社会里，大量在个体层面 积聚起来的“怨气”或者个体以极端的手段来表 达，或者在某个偶然事件的诱发下形成大规模的 群体性事件，这种以突发形式表达自身利益的行 为具有强烈的非理性特征，往往会对社会稳定产 生极大的破坏。显而易见，如果一个社会中各种 分散的个体缺乏组织依托，或通过现存的组织无 法充分代表自己的利益诉求时，就可能出现大量 对抗性组织，并引发“蝴蝶效应”，从而对地方政 府维稳造成困难。 最后，反应性政治制度设计的着力点在于非 理性行为层次，而非伦理控制，这种着力点的偏 颇，使得反应性政治没有能力提升政治人格这一 深层次的、较为持久的影响因素。反应性政治往 往倾向于追求维稳目标的短期化效应。一旦爆发 社会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惜 一切手段压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在危机事件的 处理上，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利益收买和暴力维稳。 非常悖谬的是，无原则的利益收买和暴力维稳， 不仅没有使社会问题解决，反而从不同层面促使 了社会问题的恶化。利益收买型维稳在短期内或
蘇州大摩謦報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许会有些效果,但在一定程度之后,其边际产出变其政治策略,从而使其能够在复杂的利益博弈 和收益是递减的,甚至是负的,导致更多的侵权,过程中从容应对,从而赢得足够的政治支持。政 更多的群体事件,而且也激发了社会冲突事件参治策略的选择主要是基于政治精英和政府官员对 与者与旁观者的机会主义心理,使其更加笃信“不面临问题的认知力和现实的政治需要,尤其是当 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而对于一官僚体制对利益群体的诉求缺乏足够的体制性回 些“钉子户”或参与人数较多的群体性事件,由于应,而利益团体也缺乏有效利益整合机制和系统 不好花钱或花钱“摆不平”,则采取硬压的方式。性参与政治过程的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些地方常常超越现行法律规定,采取“围堵”、 公民政治参与式微 “非法拘禁”、或将访民“劳动教养”或“被精神病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 等暴力方式来解决社会冲突和矛盾。暴力维稳模是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获得广大群众支持与 式极大地刺激着草根行动者的神经,促使其在紧配合的强大政治资源。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 状态下迅速形成“同仇敌忾”的集体意识和组织顿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要摧毁盘根错节的 化的群体,激发聚集的草根行动者与地方政府抗传统权益,常常需要动员新的社会势力参与政 争到底的决心和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应性治,因此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 政治是一种短视的并缺乏有效自我修复的维稳模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 式,其最大的不足是缺乏伦理控制。“伦理控制是的能力。”10享廷顿所说的“新的社会势力参 官僚机构的根本性控制。它低廉、可靠、在伤害之与政治”无疑就是公民或公民组织参与政治,它 前发挥作用而非仅仅事后提供惩罚或赔偿。”[813是政治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公民政治参与 政府维稳人员缺乏伦理控制,不仅会导致社会价式微,会造成中间阶层对政治秩序的疏离、甚至 值尺度的扭曲和政治人格的变形,而且会加剧地离异,销蚀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最终为显性的社 方政府维稳行为的合法性危机。 会冲突酝酿能量。亨廷顿对这个问题也有深刻阐 维稳过程中政治资源的匮乏与政治释:“社会颓丧导致对政府提出各种要求,而参 策略的选择 政面的扩大则坚持要求实现这些要求。一个国家 在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对政府的要 政治资源是地方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源求很难一一如果不是不可能一一通过合法渠道得 ,是实现社会稳定目标的基本保证。何谓政治资到表达,并在该国政治体系内得到缓解和集中。 源?达尔认为:“政治资源包括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因此政治参与的剧增就产生政治动乱。”[1015由 团所获取的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人行为的任何此可见,公民政治参与具有自反的功能。公民政 东西。人类社会在时间和地点上不尽相同的许多治参与影响着政治行为,被影响的政治行为又调 东西都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源:军队、武器、金钱、节了公民政治参与机制的运行,使目标群体能有 健康、商品和服务、生产性资源、收入地位、荣誉、效地向地方政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尊敬、爱、魅力、威望、信息、知识、教育、联络、 公民政治参与需要在政治系统内为公民提供 通信媒介、组织、职务、合法地位、对观念和信仰制度化的参与渠道。目前,我国正式的公民政治 的控制、投票权等等,还有其他的许多。”1简参与渠道有两种:其一,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 单地说,任何具有政治交换价值的东西,都可称商会议,人民通过选举人民代表和推荐政协委员 为政治资源。政治资源可分为硬性资源和软性资的方式参与政策过程:其二,党和政府开设的信 。硬性资源主要有警察、武装、传媒、政党、团访、领导接待日、各种不定期的座谈会等渠道。 民族等,软性资源主要有政治权力、社会支前者为主要渠道。我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构 持力、体制资源、制度资源、政治文化资源、信息成整体呈现出精英政治的特征,普通公众的利益 资源等。政治资源同其他物质资源一样,都在 诉求不易通过这些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直抵决策 定的环境中生长、积累、消耗、再生长,从而维持中枢:后者为辅助渠道,大多是为了党和政府密 着政治共同体的存续,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落都将切联系公民,纠正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而 导致政治共同体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而消失或转开设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信访制度是具有中 换。目前,在地方政府的维稳过程中,由于政治资国特色的公民政治参与制度,但在现实中,由于 源的相对匮乏,迫使政治精英和政府官员考虑改过分强调“非正常上访”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民众
·62·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4 许会有些效果，但在一定程度之后，其边际产出 和收益是递减的，甚至是负的，导致更多的侵权， 更多的群体事件，而且也激发了社会冲突事件参 与者与旁观者的机会主义心理，使其更加笃信“不 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而对于一 些“钉子户”或参与人数较多的群体性事件，由于 不好花钱或花钱“摆不平”，则采取硬压的方式。 一些地方常常超越现行法律规定，采取“围堵”、 “非法拘禁”、或将访民“劳动教养”或“被精神病” 等暴力方式来解决社会冲突和矛盾。暴力维稳模 式极大地刺激着草根行动者的神经，促使其在紧 张状态下迅速形成“同仇敌忾”的集体意识和组织 化的群体，激发聚集的草根行动者与地方政府抗 争到底的决心和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应性 政治是一种短视的并缺乏有效自我修复的维稳模 式，其最大的不足是缺乏伦理控制。“伦理控制是 官僚机构的根本性控制。它低廉、可靠、在伤害之 前发挥作用而非仅仅事后提供惩罚或赔偿。”［8］344 政府维稳人员缺乏伦理控制，不仅会导致社会价 值尺度的扭曲和政治人格的变形，而且会加剧地 方政府维稳行为的合法性危机。 二、维稳过程中政治资源的匮乏与政治 策略的选择 政治资源是地方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源 泉，是实现社会稳定目标的基本保证。何谓政治资 源？达尔认为：“政治资源包括一个人或者一个集 团所获取的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人行为的任何 东西。人类社会在时间和地点上不尽相同的许多 东西都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源：军队、武器、金钱、 健康、商品和服务、生产性资源、收入地位、荣誉、 尊敬、爱、魅力、威望、信息、知识、教育、联络、 通信媒介、组织、职务、合法地位、对观念和信仰 的控制、投票权等等，还有其他的许多。”［9］186简 单地说，任何具有政治交换价值的东西，都可称 为政治资源。政治资源可分为硬性资源和软性资 源。硬性资源主要有警察、武装、传媒、政党、团 体、民族等，软性资源主要有政治权力、社会支 持力、体制资源、制度资源、政治文化资源、信息 资源等。政治资源同其他物质资源一样，都在一 定的环境中生长、积累、消耗、再生长，从而维持 着政治共同体的存续，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落都将 导致政治共同体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而消失或转 换。目前，在地方政府的维稳过程中，由于政治资 源的相对匮乏，迫使政治精英和政府官员考虑改 变其政治策略，从而使其能够在复杂的利益博弈 过程中从容应对，从而赢得足够的政治支持。政 治策略的选择主要是基于政治精英和政府官员对 面临问题的认知力和现实的政治需要，尤其是当 官僚体制对利益群体的诉求缺乏足够的体制性回 应，而利益团体也缺乏有效利益整合机制和系统 性参与政治过程的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1.公民政治参与式微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 是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获得广大群众支持与 配合的强大政治资源。美国学者塞缪尔 · 亨廷 顿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要摧毁盘根错节的 传统权益，常常需要动员新的社会势力参与政 治，因此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 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 的能力。”［10］129 亨廷顿所说的“新的社会势力参 与政治”无疑就是公民或公民组织参与政治，它 是政治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公民政治参与 式微，会造成中间阶层对政治秩序的疏离、甚至 离异，销蚀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最终为显性的社 会冲突酝酿能量。亨廷顿对这个问题也有深刻阐 释：“社会颓丧导致对政府提出各种要求，而参 政面的扩大则坚持要求实现这些要求。一个国家 在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对政府的要 求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得 到表达，并在该国政治体系内得到缓解和集中。 因此政治参与的剧增就产生政治动乱。”［10］51由 此可见，公民政治参与具有自反的功能。公民政 治参与影响着政治行为，被影响的政治行为又调 节了公民政治参与机制的运行，使目标群体能有 效地向地方政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公民政治参与需要在政治系统内为公民提供 制度化的参与渠道。目前，我国正式的公民政治 参与渠道有两种：其一，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 商会议，人民通过选举人民代表和推荐政协委员 的方式参与政策过程；其二，党和政府开设的信 访、领导接待日、各种不定期的座谈会等渠道。 前者为主要渠道。我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构 成整体呈现出精英政治的特征，普通公众的利益 诉求不易通过这些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直抵决策 中枢；后者为辅助渠道，大多是为了党和政府密 切联系公民，纠正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而 开设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信访制度是具有中 国特色的公民政治参与制度，但在现实中，由于 过分强调“非正常上访”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民众
从反应性政治到能动性政治 的一些正当上访往往被地方政府严格控制,从而体发布的权威信息不充分、不及时,或者信息传 人为地堵塞民众与社会组织有效利用信访参与政播主体发布的信息无法合理地解释事情真相,流 治生活的空间。而真正能够吸纳公民呼声的民间言、谣言就成为主导人们对事件评判的主要依据。 思想库、第三部门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则有限。而流言、谣言通过网络、手机短信、微信等工具 如果制度化参与渠道无法容纳公众高涨的参与愿进行传播,其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强烈,极易煽 望,那么“参与危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动易冲动的人群起哄、鼓噪,导致事态不断升级 2.信息传播观念“堕距” 3.基层组织的“体制性迟钝” 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变成一种比物质和能源 体制资源是最重要的政治资源。11体制资源 更为重要的政治资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的合理开发,有助于增强民众的体制认同,巩固 息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资源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反之,体制资源的整合不当 的拥有、利用和开发已经成为评价政府治理能力或体制资源的时空变异,则对政治稳定和发展起 的基本因素之一。掌握信息资源在某种意义上说到反向作用,甚至成为偶发事件的“助燃剂”。实 就是掌握了权力。反之,信息传播应对不当,就际上,大多数偶发事件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尖锐 会谣言四起,“乌合之众”在集群行为的特殊心理化的形式和对抗的性质,也不是不可逆转和无法 机制的驱使下大肆宣泄不满情绪,如果这时候信先期控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能在偶发事 息传播观念“堕距”,就会丧失社会冲突预控的最件与非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一种阻断机制 有利时机 道“防火墙”,偶发事件就可以就事论事地得到 信息传播观念“堕距”这一提法借鉴了“文化处理,就不会演变为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事件。反 堕距”的概念。文化“堕距”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之,在大量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开始自发性地卷入 W.F.奥格本在其《社会变迁一一关于文化和先社会冲突事件的情况下,如果基层组织或者地方 天的本质》一书中提出来的。“文化堕距”理论认政府的预警系统、矛盾排查和调处机制对此却 为,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毫无觉察”或是行动迟缓,原本在乍现之初就能 迁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有的部分及时发现、有效化解的社会冲突,却在不断累积 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中达到爆发的极值或拐点,就很可能导致局面陷 之间的不平衡、差距、错位,从而衍生出社会问入难以收拾的境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体制性 题。同理,由于信息传播的主体(地方政府及新迟钝”。 媒体)和受众(普通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地方政府维稳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留了 对信息传播的渴求程度和重视程度不同,对社会原有的单一利益格局与僵硬关系的范式,行动主 环境变动的敏感和反应速度亦不同,就必然造成体通常囿于政府内部利益格局,把更多的精力用 信息传播的速度不一致。有的信息传播快,有的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间的竞 信息传播慢,结果就会造成真实信息的扭曲、压争以及应付上级的评价,根本无心也无力顾及本 制或隐瞒。通常来说,社会冲突事件在萌芽时期,辖区民众的利益诉求。维稳体制中的条块分割是 群众呼声日益强烈,他们把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体制性迟钝”产生的重要根源。有些社会事务理 于地方政府,希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迫切想知应下放给辖区内的地方政府直接管理,却被上级 道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期待地方政府能职能部门所把持:有些需要由上级职能部门业务 给群众一个周延的解释。此时如果地方政府信息指导和直接治理的社会难题,却被上级职能部门 公开观念不强,或者怕承担责任,怕影响社会稳当作“包袱”甩给地方政府管理。这种条块分割 定而采取“挤牙膏”式的透露方式,而作为地方政组织架构,必然受到部门行业内部利益、权限的 府喉舌的新闻媒体若怕“吃不准”,怕给地方党委牵制,导致社会治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权责 和政府添乱,就集体“失语”,回避或采取“犹抱不相匹配:二是权力“内耗”严重:三是信息渠 琵琶半遮面”的态度把信息传给受众,那就产生道狭窄。[5在维稳过程中,政府一家独大的优势 了传播主体与受众的观念“堕距”。观念的“堕距”使社会管理几乎被排斥在维稳格局之外,导致官 为流言、谣言提供了传播的空间。事实上,在群僚制体系的运转日益与民众的实际需求相脱节, 体性事件的演变过程中,官方的信息传播同流言、进而形成了科层制体系的自运转特性。在当代中 谣言的传播处于一种赛跑状态。一旦信息传播主国,这种催生官僚制体系自运转特性的土壤不仅
·63· 的一些正当上访往往被地方政府严格控制，从而 人为地堵塞民众与社会组织有效利用信访参与政 治生活的空间。而真正能够吸纳公民呼声的民间 思想库、第三部门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则有限。 如果制度化参与渠道无法容纳公众高涨的参与愿 望，那么“参与危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2.信息传播观念“堕距” 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变成一种比物质和能源 更为重要的政治资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 息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资源 的拥有、利用和开发已经成为评价政府治理能力 的基本因素之一。掌握信息资源在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掌握了权力。反之，信息传播应对不当，就 会谣言四起，“乌合之众”在集群行为的特殊心理 机制的驱使下大肆宣泄不满情绪，如果这时候信 息传播观念“堕距”，就会丧失社会冲突预控的最 有利时机。 信息传播观念“堕距”这一提法借鉴了“文化 堕距”的概念。文化“堕距”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 W. F.奥格本在其《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 天的本质》一书中提出来的。“文化堕距”理论认 为，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 迁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有的部分 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 之间的不平衡、差距、错位，从而衍生出社会问 题。同理，由于信息传播的主体（地方政府及新 闻媒体）和受众（普通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对信息传播的渴求程度和重视程度不同，对社会 环境变动的敏感和反应速度亦不同，就必然造成 信息传播的速度不一致。有的信息传播快，有的 信息传播慢，结果就会造成真实信息的扭曲、压 制或隐瞒。通常来说，社会冲突事件在萌芽时期， 群众呼声日益强烈，他们把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 于地方政府，希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迫切想知 道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期待地方政府能 给群众一个周延的解释。此时如果地方政府信息 公开观念不强，或者怕承担责任，怕影响社会稳 定而采取“挤牙膏”式的透露方式，而作为地方政 府喉舌的新闻媒体若怕“吃不准”，怕给地方党委 和政府添乱，就集体“失语”，回避或采取“犹抱 琵琶半遮面”的态度把信息传给受众，那就产生 了传播主体与受众的观念“堕距”。观念的“堕距” 为流言、谣言提供了传播的空间。事实上，在群 体性事件的演变过程中，官方的信息传播同流言、 谣言的传播处于一种赛跑状态。一旦信息传播主 体发布的权威信息不充分、不及时，或者信息传 播主体发布的信息无法合理地解释事情真相，流 言、谣言就成为主导人们对事件评判的主要依据。 而流言、谣言通过网络、手机短信、微信等工具 进行传播，其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强烈，极易煽 动易冲动的人群起哄、鼓噪，导致事态不断升级。 3.基层组织的“体制性迟钝” 体制资源是最重要的政治资源。［11］体制资源 的合理开发，有助于增强民众的体制认同，巩固 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反之，体制资源的整合不当 或体制资源的时空变异，则对政治稳定和发展起 到反向作用，甚至成为偶发事件的“助燃剂”。实 际上，大多数偶发事件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尖锐 化的形式和对抗的性质，也不是不可逆转和无法 先期控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能在偶发事 件与非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一种阻断机制， 一道“防火墙”，偶发事件就可以就事论事地得到 处理，就不会演变为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事件。反 之，在大量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开始自发性地卷入 社会冲突事件的情况下，如果基层组织或者地方 政府的预警系统、矛盾排查和调处机制对此却 “毫无觉察”或是行动迟缓，原本在乍现之初就能 及时发现、有效化解的社会冲突，却在不断累积 中达到爆发的极值或拐点，就很可能导致局面陷 入难以收拾的境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体制性 迟钝”。 地方政府维稳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留了 原有的单一利益格局与僵硬关系的范式，行动主 体通常囿于政府内部利益格局，把更多的精力用 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间的竞 争以及应付上级的评价，根本无心也无力顾及本 辖区民众的利益诉求。维稳体制中的条块分割是 “体制性迟钝”产生的重要根源。有些社会事务理 应下放给辖区内的地方政府直接管理，却被上级 职能部门所把持；有些需要由上级职能部门业务 指导和直接治理的社会难题，却被上级职能部门 当作“包袱”甩给地方政府管理。这种条块分割的 组织架构，必然受到部门行业内部利益、权限的 牵制，导致社会治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权责 不相匹配；二是权力“内耗”严重；三是信息渠 道狭窄。［5］在维稳过程中，政府一家独大的优势 使社会管理几乎被排斥在维稳格局之外，导致官 僚制体系的运转日益与民众的实际需求相脱节， 进而形成了科层制体系的自运转特性。在当代中 国，这种催生官僚制体系自运转特性的土壤不仅 从反应性政治到能动性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