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是各种专门史的简单组合。 (二)文化史的分期此期的研究者都将进化的观点 引入了文化史，强调要“注意动的研究方法，从历史进 化变迁的法刚，说明社会演变，人类活动行为的影响”①。 他们普遍注意到了中国文化史的分期问题，也反映∫这 点。梁启超不愧是文化史研究的创始者，他看到了义 化史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史的分期不 应与政治史划的重要思想。②从宏观上看，此期的研 究者多以上古、中古、近世对中国文化史作长时段的区 分：从微观上看，则是超越王朝界限，力图以文化发展 的自身特点作中时段的区分。前者可以柳诒徵的《中国 文化史》为例，它以远古至两汉为上古；魏晋至宋、元 为中古；明至当代为近世，并依此分三编，构建全书体 例。柳诒徵写道： 吾书凡分三编：第一编，自邃古以迄两汉 是为吾国民族本其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 沟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 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 化由抵梧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今 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 思想、宗教、攻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 合之时期。此三期者，初无截然划分之界限， ①陈安：《中国文化演进史观·绪论》。 ②《饮冰室专集》之99，第172页
16 中 特就其婵联说化之际，骆分珍胖，以便寻绎。① 后者以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为例，它分中国文 化史为八期： 自太古至西周的宗法时期：春秘战国时代 的宗法社会破裂后文化自由发展的时期：秦汉 两代统一安定的向外发展的时期；魏晋朝民族 移徙印度新文化输入的时期：隋唐两代民族同 化成功新文化出现的时期；晚唐五代宋朝民族 能力萎缩保守思想成惑的时期；元明清三朝与 西方文化接触逐漱蜕化的时期：晚清以至今日 大革新的时期。② 他们的上述分期是否科学，可不肾论：重要在，它 们都力图从中外文化融合和中国文化发楼变化的大势 上，考量中国文化史的分期，无疑都表现}了可贵的 新思维。 (三)唯物史观的运用尽管此期的多数研究者并未 接受唯物史观，但是毕竞有部分学芹已开始尝试和倡导 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文化史。例如，陈竺同的《中国 文化史略》说，“社会生：，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这本小册子是着重于生产力去分析文化的进程”。③陈仁 安的《中国文化演进史观》也强调，一国的经济“与一 国的文化进程，有密切的关系，重大的影响”。作者且 ①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第1项。 ②常乃德：《中国文化小史》第1草，中华书局1928年。 ③陈竹同：《中国文化史略》，文光书店1948年，第144页
17 进而引德国学者的话说：“无论如何，唯物史论包涵 个大真埋，植物赖其所生地的肥料而生：长，繁殖开发， 同样道理，可知食物根源的扩张（如由农业），生产力 法的进步（如因资本主义的制度），工艺上的文明（如 铁路、省芳动的机器等等)，对于文化发达发生的影响， 远胜于道德教训、宣讲书籍、艺术品、哲学系统”。尽 管经济并非影响义化发展的唯-因素，“但就一切社会 学的现象看起来，经济唯是有大影响于文化发达的”。① 固然，这些研究者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与把握，尚属 初浅，故其于文化史现象的分析·时也难以避免简单 化的倾向。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尽管取得了明显 的成就，但终究属」发轫期，粗犷有余而精密不足。30 年代初，朱谦之著《文化哲学》一书，以为已有文化史 研究的不足，在乒普遍缺乏理论基础：与此同时，陈寅 恪也指出，“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其缺点是 只行死材料而没有解释”，失之在“滞”：新派多留学 生，喜欢照搬外国理论，琪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 条理，然甚危险”，失之在“诬”。②.二者的批评有相通 之处，颇能中其肯綮。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如文学、艺术、史 ①陈安：《中国文化演进史观》，上海5店1992年据文通5局1942 年版彰印，第61页。 ② 蒋天枢：《寅格先尘编年事辑》，上海1籍出版礼1997牛，第 222页
18 学、哲学等县体的部门文化史的研究还在继续外，文 化史作为一个独7的学科，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 实陷中断。这要是受“左”的思潮彬响，视文 化史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渊数而加以简单否定的结 果。 中国文化史研究枯木逢春，其根本转机在70年代 末。1978年党的十一届二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路 线，国人得脱“左”的羁辔，百业发舒。与此相应， 中国文化史研究与“义化热”阿时升温，尤其是进入 80年代后，更以春潮勃发，迅速蔚为大观：报上就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长时间展F激烈的争论：文化史 研究的专门机构在许多高校利科研单位先后建立了起 来；专门的学术体、期刊现了；国际的国内的或 地方的相关学术讨论会，每年都在举行：文化史不仅 进入了高校的课堂，而且成为了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研 究方问。这场文化和文化史“热”，其持续时间之长， 影响范围之“，为建国以来所仅见，以至于我们迄今 都可以感受到它。 自70年代末以来，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丰顶的成果， 已出版的著作为数十分可规。冯天喻等的《中华文化 史》、阴法鲁等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刘蕙孙的《中国 文化史稿》等，是有影响的通史性的著作；万绳楠的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龚书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 论》、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等，则是断代 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此外，有关区域文化史、专题
19 文化史、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著 作，为数最多，更不乏精品佳构。此期的中国文化史 研究，无论是从质量与数量上看，还是从涉及领域的 度‘深度上看，均非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所得同日 而培。 一 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 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70年 代未以米，文化及文化史的研究所以得以复苏乃至于 勃兴，刂！根结底，是中国揭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时代主 题和社会酉酝酿着转型的产物。所谓现代化，不是孤立 的社会目标，对于·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臼 身整个文化的现代化。就中国而言，文化的现代化不 应也不可能是全盘西化，它贝能是传统文化的现代 化。为此，去除糟粕，饿承和宏扬巾华比族优秀的文 化传统，实现传统文化的内在超越，便成」中国现代 化课题巾的应有之义。“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 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也因是 之故，欲解答现实中的文化问题，便不能不去请教历 史。不仅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业任重道远，它需 要不断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认同感，中国文化史研 究恰恰可以高扬爱国主义，为之提供无可替代的民 族精神的支柱。很显然，20世纪末，国人重新发现 了中国文化史的价值，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当然， 思想既经解放，学术研究无禁区，文化史这块长期 荒芜却义辽阔而肥沃的学术园地，自然会吸引来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