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思想 的世俗化转型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也是 思想文化飞跃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日趋活跃，探讨的问题越 来越多，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个新特点，是以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动作 为依据的。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迅速的发展，其主要的标志是铁制生产工 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生产力的新发展带来两个明显的结果：一是争夺 土地的斗争日益激烈，二是剥削方式的新变化。 这一时期政治形势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周天子的式微，诸侯、卿大夫势 力的崛起，以及家臣的活跃和民的地位的提高等方面。周天子的统治地位 削弱之后，形成了若干个大小不同的政治中心。这些政治中心的相互对 立、争夺，是春秋时期政治思想具有多样性特点的政治根源之一。 在动乱中，随着旧制度的衰落，一些新制度诞生了。这些新制度包括 军衔制、官僚制、新成文法和君主集权制。从春秋的历史看，君主集权化是 双线双层发展的。也就是说，诸侯在积极进行集权活动，防止大权旁落；卿 大夫也利用自已在战争中所处的有利地位，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权力，与 诸侯相抗衡。诸侯、大夫的集权运动是相当复杂的。诸侯反对大夫的斗争， 或者大夫反对诸侯的斗争，往往都不是单线进行的。这里有大夫与大夫之 间的斗争与联合，也有诸侯与大夫之间的斗争与联合。尽管运作的方向不 同，产生的合力却是一致的，即都是朝着集权的方向运动。 春秋时期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时期：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 大变动，带来了政治的活跃，人的个性某种程度的解放，人的价值的提高， 上帝规念及周天子的权威受到蔑视等等；另一方面，又是从一种君主专制 ·12
第二章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思想的世俗化转型 向另一种君主专制发展。春秋时期的政治思想必须从这个矛盾上加以阐 述和解释。 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政治思潮 春秋后期各种思想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如果说以孔子、老子为标志 开始了以流派为其特点的百家争鸣，那么春秋则是各种思想的滥觞时期。 《国语》、《左传》虽不是专门记录思想的著作，但是其中记述的言论反映了 春秋时代的精神面貌，特别是有关政治的认识，记载尤为充分。 由于记载比较零散，不可能按人论述。这里按问题把各种各样的论点 列出来，加以述评，以表现这个时期政治思想的动向。 一、关于天人关系与政治的指导思想 天人关系，-一般都把它视为哲学问题，其实，它在政治上也很重要。 在西周，天、上帝是同一个东西，是至高无上的神。到西周末年，有人 开始把天视为自然现象，如《诗·小雅·正月》中就有“谓天蓋（盍）高，不 敢不局。谓地羞（盍）厚，不敢不踏”之言。 “天”与“道”在西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道的本意是道路，有时也有规 则之意。“天道”的概念最早见于《康王之诰》，到了春秋，“天道”已成为一 个流行很广的概念。不过人们所赋予它的内容很不一致，可归纳为如下两 种： 一种是神秘主义的理解。天道、天命都是“上帝”或“天”的意志的表 现，同西周时期的认识没有什么区别。这种观念在春秋时期还相当流行， 为众多的人所遵循。 另一种则认为，天道是一个模糊概念，其中有多层含义，不仅包括天、 地、人统：一的必然性、规律性，有时也不乏神秘的成分。就每个人的论述来 看，强调的重点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天道指的是日月的运行规律，如范蠡 讲的“天道皇皇，日月为常”，“天有还（环）形”(《国语·越语下》)。有的认 为，天、地是自然现象的物质本源，如单襄公所说：“天六地五，数之常也。 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国语·周语下》)韦注：“六， 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五，五行：金、木、水，火、土。”依照韦昭的说法， 天、地是由诸种元素构成的，这些元素又是自然万物的本源。还有一种说 法，把事物变化的某些规律视为天道，如邓曼说的“盈而荡，天之道”(《左 ·13*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传》庄公四年)，吴子胥讲的“盈必毁，天之道”(《左传》哀公十一年)。还有 人把人伦关系也归于天道，晏平仲说：“君人执信，臣人执共，忠、信、笃、 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人们对天道的看法尽管大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人受 天道的支配，因此，天道对政治有直接的作用与影响。 神秘主义认为，天道、天命主宰一切人事。，天象示人、天应人事的认识 在这个时期发展得较为突出。公元前525年冬，有星“孛于大火，西及汉”。 申须曰：“慧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必出布焉，诸侯其有 火灾乎？”梓慎日：“往年吾见之，是其徵也。”(《左传》昭公十七年)这一类 记载甚多。 怀疑或否定天道神秘的人，对天道的态度大致分为两种：一种理论认 为，顺乎自然才能使人事兴旺。周太于晋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周灵王认 为谷水与洛水会合之后，水流急，会冲毁王宫，谋划修堤控住谷水。太子晋 谏道，自然为民提供了财物，“是以民生而有财用，死而有所葬”。自然万物 各有其本性，如水往低处流等等，身为君主只能利用自然的本性，不能反 其道而行之。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共工的失败就在于逆水性而动，不是疏 导，而是壅塞，结果为害天下。鲧复蹈共工之份辙，也酿成大祸。夏禹改变 共工之法，采取了“疏川导滞”的办法，为利于天下。太子晋劝王不要壅塞 谷水，否则要酿成大祸。他考察了历史上圣王与天地、民、神之间的关系后 提出，只有上“象天”，下“仪地”，中“和民”，顺时，敬神，才能平安。他把这 五者称为“五则”，其中虽然还有敬神一项，但已处于末位。圣王只有遵从， 并通盘考虑“五则”，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国语·周语下》)。 上述观点提出了如下一个基本命题，即如何对待自然是政治的主要 内容之一。这种观点很有价值。政治不仅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同时也包 含着如何对待自然。人类不可能离开自然，而是必须在自然中生存和发 展。怎样对待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性，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个人的私事， 而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 另一种理论则强调天人相分。一次周单子预言晋将有乱，鲁侯问：“敢 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对日：“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国语·周语下》) 他认为乱的原因在于人，与天无关。晋发生大火，晋侯问士弱“可必乎”？即 是说：这是必然的吗？士弱答：“在道，国无乱象，不可知也。”(《左传》襄公 九年)在士弱看来，天虽有神秘性，但不于人事。再有子产讲的“天道远，人 道迩”，更清楚地表明了天人相分。 从神秘主义方面追求天人之间的统一性，不可能得出合理的结论，只 。14·
第二章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思想的世俗化转型 能引导人们走向迷信与愚昧。天人相分的观点地开了天道的神秘主义内 容，无疑具有积极的方面，但是这种认识又具有明显的弱点，它忽视了天 人之间客观的统一性内容。从自然规律方面追求关人的统一性是思想史 上的伟大贡献，但在当时条件下，人们不可能把问题说清楚，在众多的疑 难面前，又很容易走向神秘主义。 二、对“民”在政治成败中地位的新认识 西周的“德”，除了同“天”、祖相关外，重要内容是如何对待民。不管当 时对民如何重视，但总的来说，民的问题还没有离开神学体系，当然这种 情况在春秋和以后一直存在，不过春秋时期对“民”的认识确实有了突破， 有许多人把“民”作为一种独立的认识对象，对民在政治成败中的地位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 1.关于神、君与民的关系 对于这三者的关系，春秋时人大体有以下几种看法： 教民、敬神和事奉君主是西周以来的传统思想，这种思想在春秋时期 仍被许多人所提倡。周襄王时内史说：“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 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春分）、夕月（秋分）以教民事君。”(《国语· 周语上》)在这种认识中，民没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民生来就是神和君的 从属物。 与上述思想相近的一种看法是，把民视为君主的对立物，认为当政者 切不可使民“富”起来，民富则淫，淫则难治，只有使民处于生死线上才有 利于统治。鲁国的公父文伯之母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昔圣王之处民也，择 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 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 也。”(《国语·鲁语下》)晋韩献子也有类似论述。在历史上公然把这种主 张作为治国之策者为数并不多。 这个时期在神、民关系上比较开明的一种看法是，认为民是神之主， 先民而后神，神依民面行事，民和而神降福。随国季梁说：“夫民，神之主 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左 传》桓公六年)宋公要用人祭，司马子鱼说：“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 之？”(《左传》傅公十九年)这种思想引申出的政治原则是对民的重视。號 国的史嚣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寥 寥几字，表明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方针。 由于对民的重视，许多人提出了“抚民”、“亲民”、“恤民”、“安民”、“利 ·15*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民”、“惠民”、“以德和民”等等政治主张。这些主张的中心思想是要求君主 和当政者施惠于民。他们指出，君民关系的核心是一个“利”字。民是君主 的财源，君主不可竭源以取利，否则必将走到自己愿望的反面。楚灵王时 期的伍举说：“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 侈，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国语·楚语上》) 这种言论把君主养民的传统观念揭破了，表明不是君主养民，而是民养君 主。君主的德和财成反比，搜刮越多，德行越寡。不过这个时期提出的亲 民、利民主张，并不是政策的目的，而是为了役使民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正 像楚子西说吴王：“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 也。”(《左传》昭公三十年)晋士荒也说：“夫民，让事、乐和、爱亲、哀丧，而 后可用也。”(《左传》庄公二十七年) 在君民关系中，最为激进的言论是民可以推翻和抛弃“困民之主”。当 时有些残暴的君主被民推翻了，对于这种现象，统治圈中的多数人是反对 的，认为这是作乱抗上，罪莫大焉。但有些开明之士却认为是合理的。晋 知武子对献子说：“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左传》裹公九年)楚尹戍在谈 到梁国被灭时说：“民弃其上，不亡，待何？”(《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从贵人 们口里说出民抗上具有合理性，不能不说是前所未见的，更有份量的话是 晋师旷讲的。卫国的民众赶跑了君主，晋侯认为太过分了。师旷回答说， 良君“养民如子”，“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如果君主是“困民之主”，民众 赶他下台是应该的。“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 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传》袭公十四年)师旷当然不是鼓动民众造反， 但他认为君主肆意横行必将受到惩罚，赶跑暴君是合乎天理的，这样的认 识在当时是相当邀进的。 2.对民的政治作用的认识 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战争此起彼伏。在生死存亡面前，人们规察和分 析胜败的原因，希望从中找到避免失败和争取胜利的秘决。一些人囿子传 统的束缚，从天命神柢那里寻求根由。但也有不少人能面向现实，力求从 事情内部寻找原因。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结 论：民之背向是成败之本。 楚国灭了六、蓼之后，鲁大夫臧文仲评论道：六、薯的国君“德之不建， 民之无援，衰哉！”(《左传》文公五年)梁伯因“沟其公宫而民遗”，被秦灭 掉。这件事给当时的政治家以深刻的影响，在许多年之后，楚尹戍在总结 历史经验时还引以为戒，指出：“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左传》昭公二十 三年)这些认识代表了当时统治者重视民的政治作用的程度。在实际历史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