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2土与中国文化 《史记·礼书》且明著“缘人情而制礼”之语，或即曹羲之所本。但是像魏 晋以来的人这样处处把情礼紧密地扣在-一起加以对举，则显然是一种 新的态度。这不仅是一个名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魏晋时代的情与礼 都取得了新的意义。 但是“缘情制礼”并不是完全放纵，容许在礼法上“任情不羈”。事 实上这一时代的新礼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禁止居丧不守礼之类的 情况，另一一方面则是防止居丧过礼。魏晋以来因“哀毁过礼”以至“毁几 灭性”的事例很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新礼法对过与不及都同样地加 以限制，过礼有时候也是要受到批评甚至惩罚的。魏嘉平元年（二四九 年)钟毓“以出母无主，后迎还，辄自制服”，这在“情”的一方面是可以了 解的。这事当时虽引起了讨论，然而结论是可以这样做。到了刘宋时 代，庾蔚之却批评道：“钟毓率情而制服，非礼意也。”（见《通典》卷九十 四)再举一个比较复杂的例子，《通典》卷九十四“父卒继母还前继子家 后继子为服议”条云： 东晋元帝太兴三年（三二○年）淮南小中正王式继母先嫁有继 子，后嫁式父。式父临终，继母求出。父许，有遗命。及式父亡，母 制服积年，后还前继子家。及亡，与前夫合葬，式追服周。国子祭 酒杜夷议：以为…今王式不忍哀怆之情，率意违礼，服已绝之服 …励薄之义，矫枉过正，苟在于厚，恕之可也。 依杜夷初议，此事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经过许多人详细讨论之后，不但 王式的小中正之职被革，连带扬州大中正陆晔和准南大中正胡弘等“并 贬爵免官”。可见当时礼法对于“率情”或“率意”是加以严禁的。 不但礼制如此，法律也是一样，即一方面要斟酌人情，而另一方面 又不能“任情”。《晋书》卷三十《刑法志》： 及于江左，元帝为丞相时，朝廷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 议，高下无状。主簿熊远奏日：礼以崇善，法以闲非，故礼有常典， 法有常防…若每随物情，辄改法制，此为以情坏法。…凡为驳 议者，若违律令节度，当合经传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 愚谓宜令录事更立条制，诸立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 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也
七、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383 熊远是南方人，最看不惯放荡之风(《晋书》卷七十一本传)，所以特别指 斥“以情坏法”、“任情破法”、“直以情言”的流弊。这时中士逃来的门第 势力已把“情”宜扬成一种最高的杜会价值，并利用它作为破坏法制的 根据了。《通典》卷一六七《刑五·杂议下》记载宋文帝元嘉七年（四三○ 年)郯县人黄初妻赵氏打死儿媳王氏，王氏的父母和儿子（即赵氏的孙 子)要求“依法徙赵二千里”。司徒左长史傅隆加以调停，博隆的理论 是： 礼律之兴，盖本自然，求之惰理，非从天堕，非从地出。（亦见 《宋书》卷五十五《傅隆传》) 这本是一个法律案件，傅隆则以礼与律并论。可见礼必须与情取得调 和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法律方面，因为法律也是广义的名教的一个组成 部分。这个例证足以使我们了解到所谓名教与自然的合一，东晋以下 仍然大有事在。而上引熊远的议论尤其显示出情与礼律之间实有极为 激烈的冲突，并未因西晋已出现名教与自然合一的一般理论，便一切迎 刃而解也。 (七)余 论 总结地说，魏晋的名教危机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其中可以分 为两个大阶段：从汉末到西晋统一，这个危机主要暴潺在政治秩序一方 面。因此以士风而论，竹林七贤反抗性的放达最具有代表意义。嵇康 “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句话尤其能够说明这一阶段 名教与自然冲突的政治性质（此层详见俞正燮《癸已存稿》卷七《书文选 幽愤诗后》)。到了西晋初年，司马氏的政权和势族高门打成一片，“君 臣之节，徒致虚名”（语出《南齐书》卷二十二《史臣论》），政治上名教与 自然的矛盾已失去其现实的根据。但是名教危机在一般杜会秩序，特 别是家族伦理一方面却全面地爆发了。阮瞻、王澄、胡毋辅之、谢馄等 人的“元康之放”便是第二代士风的典型代表。第二代对嵇康的“非汤 武而薄周孔”已不发生兴趣，但他们继承并扩大了阮籍、王戎的任情废 礼的精神，其结果是形成一种“妇皆卿夫，子呼父字”的风气，情与礼的 冲突尖锐化而变成当时士大夫的生活与思想中的一个中心问题。郭象
384士与中国文化 注庄，一则说“礼者，世之自行，而非我制”，再则说“知礼意者，称情而直 往”，这是西晋初年情礼问题未获解决的确切表示。 永嘉乱后，名教危机随着玄风一起渡江，到了南方。关心杜会秩序 的人，无论是北人或是土著，儒家或是道家，在痛定思痛之余，大声疾 呼要消弭这一危机。但此时传统旧礼法既不足以适应已变的社会状 态，而魏晋以来一直支配着士大夫生活的新的伦理价值—一情一也 不能完全置之不顾。因此如何革新旧礼法以安顿新价值，使情礼之间 得到调和，可以说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东晋以后礼玄双修的学风 便是在这种情势下发展起来的。从此以后，玄学世家多有兼冶·二礼之 人，儒林传中也不乏善谈三玄之士了。《晋书》卷九十二《文苑·衰宏传》 载宏作《三国名臣颂》。其中赞夏侯玄末语云： 君亲自然，匪由名教；爱敬既同，情礼兼到。[2] 此语的前半截说名教出于自然不过西晋以来门面话，结尾“情礼兼 到”四字才是东晋以下玄礼合流的真精神之所在。但是“情礼兼到”必 须建筑在“缘情制礼”的坚固基础之上，这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功的 了。 经过东晋以下一两百年的礼玄双修，再加上佛教的大力量，名教的 危机终于被化解了。到了南朝后期士风已从绚烂而复归于平淡，虽则 任情违礼之事偶然尚有所见。颜之推（五三一一五九○年）是南朝后 期的人，而且由南入北28]，他对江南的“士大夫风操”大体上是相当称 许的。所以他说： 昔在江南，目能视而见之，耳能听而闻之，蓬生麻中，不劳翰 墨。汝曹生于戎马之间，视听之所不晓，故聊记录以传示子孙。 (《颜氏家训》卷二《风操》篇) 《风操》篇所举避讳、丧礼、称呼诸项都是南方家族伦理的特色。从他所 引“礼缘人情”一语便可见玄礼合流确有效验。清谈决不完全等于空 谈，即以情谈一事而论，不但谈士必须博学（见《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 虔《城子书》)，而且情谈本身便发展出一套札节，转为谈士的一种约束。 《陈书》卷三十三《儒林·张讥传》：
七、名教思想与魏背士风的演变385 后主尝幸钟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敕召讥竖 义。时索麈尾未至，后主敕取松枝，手以属讥，曰：可代鏖尾。（参 看赵翼《廿二史割记》卷八“清谈用麈尾”条) 张讥没有麈尾便不能清谈，所以陈后主必须使人取松枝为代替品，可见 用麈尾已成为清谈所不可少的“礼”了。东晋以后，大抵土大夫所共有 的一些“情”，都有各种形式的“礼”起而与之相应。这是一个长期的“以 礼化情”的发展过程。 名教危机下的魏晋土风是最近于个人主义的一种类型，这在中国 社会史上是仅见的例外，其中所表现的“称情直往”，以亲密来突破传统 伦理形式的精神，自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即士的个体自觉。这一点我 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巴有比较详细的讨论。现在我们 进一步看到了名教危机在家族伦理方面持续之久及其解决之不易，我 们就更不能相信魏晋的新士风只是少数人一时激于世变面发展出来的 了。基本伦理价值的改变在整个魏晋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曾发生了具有 关键性的作用，虽则这并不是唯一关键之所在。但是另一方面，魏晋正 是士族开始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个别的土并不能离开家族 基础而有其独立的社会意义。因此分析到最后，士的个体自由是以家 族本位的群体纲纪为其最基本的保障的。这里我们看到了魏晋任诞之 风的内在限制，“情礼兼到”是必然的归宿。尽管如此，因个体自由而激 起的名教危机在中国社会史上还是留下了明显的痕迹。魏晋南北朝时 代虽然南方和北方都是门第社会，但南北的家族组织则颇有不同。这 一点，当时的人固然有切身之感，后世史家也每多论及。现在让我引两 家之说于下，并参以史传，以为本文的结束。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北土重同姓”条： 世以同宗族者为骨肉。《南史·王懿传》云：北土重同姓，谓之 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王懿闻王愉在江南贵盛，是 太原人，乃远来归愉。愉接遇甚薄，因辞去（英时按：亦见《宋书》卷 四十六《王懿传》)。又按，颜之推《家训》日：凡宗亲世数，有从父， 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己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 者，虽百里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 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日：卿北人，何故
386土与中国文化 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荚时按：见《颜氏家训》卷 二《风操》篇)。予观南北朝风俗，大抵北胜于南。距今又数百年， 其风俗犹尔也。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分居”条： 宋孝建（四五四一一一四五六年）中，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启日： 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 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忌疾谗害，其间不可称数。 宜明其禁，以易风俗（英时按：见《魏书》卷九十七《刘裕传》。原文 见《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殷乃朗字之讹)。当日江左之风，便 已如此。《魏书·裴植传》云：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 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隋卢思道聘陈， 南人诗曰：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英时按：《隋书》卷五十七、《北 史》卷三十本传均不载聘陈事。《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七诙谐三 卢思道条有之，唯作北齐卢思道聘陈，诗首句饭作水，殆非颜氏所 本，俟考)。 吴曾指出北方重宗族，顾炎武则强调南方好分居，合起来看，正好显出 南北门第的家族关系不同，即北方较亲而南方较疏。造成这种南北之 异的历史条件当然很复杂，社会经济的因素尤其重要[29]。但是我愿意 在这里别进一解，即南方宗族关系的疏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其源 至永嘉乱后的玄风南渡。《梁书》卷二十八《夏侯亶传》云： 直…辩给能专对。宗人夏侯溢为衡阳内史，辞日，直侍御 坐，高祖谓蜜曰：夏侯溢于卿疏近？重答：是臣从弟。高祖知溢于 度已疏，乃日：卿伧人，好不辨族从。重对日：臣闻服属易疏，所以 不忍言族。时以为能对。 这个故事显然就是上引颜之推“风操”篇之所本，足见当时流传甚广 (按：颜氏转述于“族”下夺“从”字，易“服属”为“骨肉”，致不可解)。夏 候度用“服属易疏”四个字来解释北人“不辨族从”是否中肯是另一问 题，但对于南方的宗族关系而言，这句话确是一针见血。而且夏侯宽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