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名牧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367 (《世说新语·伤逝》)。都可以为王戎所说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作注 释。推而及于兄弟，亦复如此。王子猷奔弟子敬丧，初都不哭，径人，坐 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 (《世说新语·伤逝》)这是至性至情的流露，然而显然不合乎儒家的礼 法。 夫妇之间的关系，魏晋时代也发生了基本的变化，亲密的情感代替 了严峻的礼法，《世说新语·惑溺》篇言： 荷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 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 荀粲是魏明帝太和时（二七一二三二年）人，这是在夫妇关系上以 情代礼的一个较早而著名的例证。《三国志》卷二十二《卫臻传》说： 夏侯惇为陈留太守，举臻计史，命妇出宴，臻以为未世之俗，非 礼之正。惇怒，执臻，既而赦之。 据《三国志》《魏武帝纪》与《夏侯惇传》，惇领陈留太守在兴平元年(·九 四年)。而其时妇人参加宴会竟已成“末世之俗”，这也反映夫妇关系的 变化0]。到了葛洪的时代，这种风气则已发展得极其普遍。《抱朴子》 外篇卷二五《疾谬》说： 今俗妇女…舍中馈之事，修调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 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肺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 道袭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反，游戏佛寺，观视渔 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睾帏，调章城邑；杯觞路酌，絃歌行 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 不但妇女的社交游览的活动大为盛行，男女之间的交际也达到了相当 不拘行迹的地步。葛洪继续告诉我」： 无赖之子，白醉耳热之后，结党合群，游不择类…携手连袂， 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观人妇女，指玷修短，评论美丑，不解此等，何
368 士与中国文化 为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其或妾隧藏避不及，至搜 索隐僻，就而引曳，亦怪享也。…然落拓之子，无骨鞭而好随俗 者，以通此者为亲密，距此者为不恭，诚为当世不可不尔。于是要 呼愦杂，入室视要，促膝之狭坐，交杯觞于咫尺；弦歌淫治之音曲， 以逃文君之动心。载号载呶，谑戏丑亵。 葛洪是一个极端维护礼法的人，他的话自不免有故意丑化的地方。但 他在这里所描绘的当时上层社会妇女生活的面影测大致可信。像“入 室视妻”、“促膝狭坐”、“杯觞咫尺”，种种现象在中国社会史上极为少 见。葛洪屡用“亲至”或“亲密”来刻画当时的入际关系，尤其值得注意。 正如父子关系一样，魏晋时期夫朋友之间的“亲密”也表现在称呼方 面。《世说新语·惑溺》篇云： 王安丰好，常卿安丰。安丰日：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 尔。妇日：亲卿爱鄉，是以卿卿：我不卿脚，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晋书》卷五十《庾散传》说： 王衍不与數交，數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为耳（按《世说新语 ·方正》篇，耳作尔)。数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 卿自用卿家法。 这两个故事，一属夫妇，一属朋友，但几乎如出一辙。“卿”字在魏晋南 北朝时代是狎呢之称，足与《抱朴子》“亲密”之说互证。附带说明一· 句，这时期有关妒妇的记载特别多，宋明帝至令虞通之撰《妒妇记》 (见《宋书》卷四十一《后妃传》王宪嫄条)，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曾引及 其书。妒风之盛显然和夫妇关系的亲密化有关，王我之妇“我不卿卿， 谁当卿卿”之问已透瑶其中消总矣。西晋时束皙撰《近游赋》（见严可均 辑《全晋文》卷八十七)，写他所向往的“逸民”生活，其中有云： 妇皆卿夫，子呼父字。 尤可证儒家的名教已不复为士大夫所重，无论是在父子或夫妇之间，亲
七、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369 密都已取代了礼法的地位。 (四)玄风南渡后的名教危机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到，汉未以来名教的崩遗不但是全面性的， 而且这一危机表现在家族伦理方面较之在政治秩序方面更为深刻而持 久。西晋统一以后，通过君主“无为”和门第“自为”的理论，大体上使政 治方面自然与名教的冲突获得了满意的解决。但在家族伦理方面通过 礼与情的特殊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却发展到了表面化 的阶段。据现存史料所见，破坏札法的士风在西晋初年已很盛行，至元 康（二九一一二九九年）时代更成燎原之势，此下一直到渡江之初，余 势仍未衰。《晋书》卷九十-一《儒林·范宣传》载宣语： 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程为高。 同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上说： 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傈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 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盖貌之不恭，胡狄侵中 国之萌也。其后遂有二胡之乱，此又失在狂也。 《抱朴子》外篇卷：七《刺骄》篇说： 余观怀、愍之世，俗尚骄亵，夷虏自遇。其后羌胡猾夏，侵掠上 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 葛洪所指乃西晋末年事，其实便是元康士风的延续。《晋书·五行志》的 “贵游子弟”，其领袖为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等人。王隐《晋书》说 他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见《世说新语·德行》篇注所 引)。这些人避难渡江之后仍不略改故态。《晋书》卷四十九《光逸传》 说： 寻以世难，（逸）避乱渡江，复依（胡毋）辅之。初至，属辅之与
370士与中国文化 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逸 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 辅之惊曰：他人央不能尔，必我孟祖（按：逸字）也。遽呼入，遂与 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 但是这种风气并不限于少数“贵游子弟”，甚至朝廷大臣也都沾染上了， 我们只须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种情形。邓粲《晋纪》(《世 说新语·任诞》篇注所)说： 王导与周顿及朝士诣尚书纪瞻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颤 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作色。有司奏免颜官，诏特原之。 这位周颧就是“风德雅重”，负海内重望，官至尚书左仆射的周伯仁，晋 元帝永昌元年（三二二年）王敦谋逆时被杀。王导因当时没有救他，后 来竟流涕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周颜至今还活在这句成 语里。他的死倒表现得很有政治气节，自谓“备位大臣，朝廷衰败，宁可 复草间求活，外投胡越邪！”临刑前痛骂王敦，“收人以戟伤其口，血流至 踵，颜色不变，容止自若”（见《晋书》卷六十九《周颧传》）。对于这样一 个人，我们并不好用“轻薄无行”之类的考语加以-笔抹杀。只有通过 当时极端破毁礼教的七风，周颧的行为才能得到确切的说明。否则以 他这样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竟至当众欲通人之妾而露其丑秽，简直是 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渡江以后，南方关心伦理秩序的人，无论其思想为儒家或道家，都 以纠矫任诞之风为当务之急。这一方面的史例很多，下面所选的是比 较典型的。《晋书》卷七十《应詹传》载詹上疏元帝曰： 元康以来，戏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邵俗。 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同书同卷《卞壶传》： 阮孚每谓之日：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壶日：诸 君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壶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
七、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371 王澄、谢鲲为达，意厉色于朝日：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 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庚亮不从，乃止，然而闻者莫不折节。 应、卞两人，思想都倾向儒家，他们直以西晋之亡归罪于道家放达之风。 王导、庾亮不从壶议，大概是因为此风大盛，一加推究则牵连必广。同 书卷七十五《韩伯传》： 陈郡周勰为谢安主簿，居丧废礼，崇尚庄老，脱落名教。伯领 中正，不通勰，议日：拜下之敬，犹违众从礼。情理之极，不宜以多 比为通。时人惮焉。识者谓伯可谓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 裁者矣，与夫容己颜众者，岂得同时而共称哉！ 史言简文帝居藩，引韩伯为谈客，测他自是玄风中人，但对于维护家族 名教却不肯放松。看“识者”之议，更可以使我们了解当时破坏礼法的 风气是多么的普遍。 高门放诞之士多逃难到了南方，因此北方的士风一般说来比较质 朴、保守，但例外还是有的。姚兴时代（三九四一四一六年）的黄]待 郎古成诜便以整饬风纪著于史册。《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云： 选风韵秀举，确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为己任，时京兆韦高慕 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诜闻而泣日：吾当私刃新之，以崇 风教。遂持剑求高。高，逃匿，终身不敢见洗。2] 北人亲历亡国之惨，对元康之放达尤其深恶痛绝，所以古成诜听说有人 慕阮籍，竟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北方在苻坚时代，虽大力提倡儒经， 并明禁老庄图谶之学(《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3]，然而仍不免 有韦高这样的人出现。这也可见魏晋反礼法的风气传布得何等深而且 远了。 (五)情礼冲突一一名教与自然之争的延续 从晋室南渡以后士风的放荡情形来看，名教的危机绝未因永嘉之 乱而终止。所以广义的名教与自然的冲突无论在事实上或理论.上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