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士与中国文化 式与原始儒家教义之间的一致性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决不能以偶 然的巧合视之。我们在上文之所以详论孔、孟、荀以至董仲舒诸家的思 想便是为了说明这一点。 以下我们将转人汉代循吏的研究。 (三)“循吏”概念的变迁 “循吏”之名始于《史记》的《循吏列传》，而为班固《汉书》和范晔《后 汉书》所承袭。从此“循吏”便成为中国正史列传的一个典型，直到民国 初4所修的《清史稿》仍然沿用不变。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 中的“循吏”，艺细加分析，其涵义仍各有不同，尤以《史》、《汉》之间的差 别为最值得注意5。《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 传。 同书《循吏列传》开宗明义说： 法令所以手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 者，宫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这两段话大致可以代表司马迁的循吏观。但在进一步分析之前，我们 必须对《史记·循吏列传》在传统史学上所引起的若干重要疑点略姐疏 解，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五《循吏列传》条云： 史公传循吏无汉以下，传酷吏无秦以前，深所难晓。 明未陈子龙已说过同样的话，不过他的结语是“寄慨深矣”四个字（见泷 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卷一一九所引)。《史记·循吏列传》共收五， 人，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这一点曾引起各种椎测。司马迁著史必 有“微言大义”在内，这是后代专家大致都承认的。这一看法自然是有 根据的，因为司马迁在《自序》中不但提出了《史记》是否上承《春秋》的 问题，并且故作“唯唯否否”之辞。但是我们虽然可以肯定《循吏列传》
四、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135 的特殊写法含有某种“微言”，却已无法确定这个“微言”究竟是什么了。 方苞《史记评语·循吏列传》条说： 循吏独举五人，伤汉事也。…史公盖欲传酷吏，而先列古循 吏以为标准、…然酷吏恣睢实由武帝侈心，不能自克，而倚以集 事。故曰：身修者官未曾乱也。(《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补遗》 卷二） 这是说，司马迁写循吏传故意只列古代人物以反照汉代但有酷吏。所 以《循吏列传》事实上是史公对汉武帝的“侈心”表示一种深刻的批评。 另一种见解则恰好与此相反。《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二十《汲、郑列 传》引宋代叶梦得之言日： 循吏传后即次以黯，其以黯列于循吏乎？而以郑当时附之。 黯尚无为之化，当时尚黄老言，亦无为云。〔2] 这是以汲黯、郑当时为汉代的循吏，故《循吏列传》并不是“无汉以下”， 如梁玉绳或方苞所云。日本学者颇有相信此说者，泷川氏在同书卷六 十一《伯夷列传》卷首“考证”下即说： 《循吏列传》后叙汲黯、郑当时者，以两人亦循吏也。 冈崎文夫也推断汲、郑两人是“奉法循理”的循吏，并特别指出他们之间 的共同点是“好黄老言。但此外还有第三个看法，《史记志疑》卷三 十五引陈仁锡《史诠》云： 汉之循吏，莫若吴公、文翁，子长不为作传，亦一缺事。 这是以《史记》无汉代循吏乃出于史料搜集之疏漏，未必是司马迁有意 如此。 以上三种看法各有理油，但也各有困难，此处不能详说，本文不想 在《史记》无文字之处再添一种推测，兹就《史记》本文略加分析，以澄清 司马迁的循吏观。我们试读上引《太史公自序》中“奉法循理之吏，不伐
136士与中国文化 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几句话，便可发现他对循吏的描写完全是 负面的；他只强调循吏在消极方面不做什么，却无一语道及他们在积极 方面究竞做什么。他在《循吏列传》记述鲁相公仪休也说： 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 大者不得取小。 这仍然是强调“无”、强调“不”，全从反面落笔。我们看了这些文字，似 乎可以推断司马迁心中的循吏是汉初文、景之世黄老无为式的治民之 官。我们必须记住一个重要的事实：司马迁生活在酷吏当令的武帝时 代，因此他没有机会看到昭、宣以下那种“先富后教”型的循吏。他对酷 吏的深恶痛绝确是情见乎辞的，故不但《循吏列传》有“何必威严”之语， 《酷吏列传》的序论更是立场鲜明。序文是这样开端的：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 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 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日：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 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 司马迁引孔、老两家之说，显然是针对武帝过分重视政刑法令而发。但 是他自己的政治倾向似乎仍是在道家的一边，所以“导之以德”之“德” 在他的理解中即是“上德不德”。换句话说，他是主张“我无为而民自 化”的。后人惋惜《史记·循吏列传》不收吴公、文翁两人则是因为受了 《汉书·循吏传》的影响。班固说： 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 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 但事实上，吴公其人正是由于《史记》才流传下来的。《史记·屈原、贾生 列传》云： 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 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
四、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137 可见吴公是李斯弟子，渊源在法家。司马迁提到吴公主要是因为他是 贾谊的推荐者。他究竟是否符合史公心中的循吏标准，今已不可知。 无论如何，史公并没有称他为循吏：称吴公为循吏的是东汉的班固。文 翁为蜀郡太守则始于景帝末，与史公同时而稍早，且其人终生在蜀，位 亦未至公卿。司马迁撰史时或尚不详其事迹，故《司马相如列传》中也 没有提及文翁。总之，详考《史记》本文，我们只能获得一个比较确定的 结论，即终司马迁之世，积极从事于教化工作的循吏尚未成为普遍的典 型。所以司马迁所谓“循吏”是指文、景时代黄老无为式的人物。司马 谈论六家要旨有云： 道家无为，又日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 本，以因循为用。 此处“因循”两字即是《史记》“循吏”之“循”的确诂。 《汉书·循吏传》云： 孝武之世…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 弘、兒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 饰更事，天子器之。仲舒数谢病者，弘、宽至三公。 可见汉武帝完全是从粉饰太平的观点来提倡儒教的，至于儒家“养民”、 “教民”的基本教义测好象并没有博得他的同情。《汉书·循吏传》续言： 及至孝宣，由八陋而登至尊，兴于间阁，知民事之幕难。… 常称日：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 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 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 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 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王成、黄翡、朱 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 祀，此廪康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 上引班固两段叙事自是实录。教化型的循吏辈出确在宣帝之世。《史
138土与中国文化 记》中的循吏和宣帝以下的循吏虽同名而异实，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分别 便在前者是道家的无为，而后者则是懦家的有为。“所居民窟，所去见 思”决不是仪仪“幸法循理”所克倖致，而是只有通过积极的努力才能取 得的收获。 两汉书论循吏和酷吏的消长以及政风的变迁都归因于个别君主的 政治倾向与不同时期的社会状态。而后世论者尤重视君主的影响力。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当然是很密切的：否则何以酷吏多出现在武帝之世 而循吏却偏偏以宣帝之世为最盛「]？但是除了帝王个人和时代的因 素之外，我们也必须注意地域性的差异。中国各地风俗不同，有宜于宽 治而用循吏者，有宜于严治而用酷吏者：更有宜先严后宽或先宽后严 者，则循吏、酷吏交互为用。如卫地的东郡，据《汉书·地理志下·风俗》 篇云： 其俗刚武，上气力。汉兴，二千石治者亦以杀戮为威。宣帝时 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承圣恩、崇礼义、尊谏争。至今东郡号善为吏， 延寿之化也。 这便是先严后宽的一例。《后汉书·循吏列传》序论说： 若杜诗守南阳、号为杜母，任延、锡光移变边俗，斯其绩用之最 章章者也c 后汉的循吏在边郡的成绩确很突出，这也和地域性有关。但他」的任： 用并不限于边郡，南阳在后汉是所谓“帝乡”，当然不能算是边郡。《汉 书·地理志下》韩地风俗条下云： 南阳好商贾，召父（召信臣）富以本业；颍川好争讼分异，黄 (霸)、韩（延寿）化以笃厚。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信 矣！ 尤可证虽同为循吏，但内有地域性之别，教化之道也随之而各有不同。 所以班固在《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