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139 谁毁谁誉，誉其有试。泯泯群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时同 功异。设世遗爱，民有余思。述循吏传。 循吏之所以“时同功异”，正由于他们的具体工作是因地制宜，不拘一格 的。但是班固对循吏的赞词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最值得深思的问题： 为什么汉代会出现这许多以“化民成俗”为己任的“淑人君子"呢？我们 能满意于已有的一些简单答案，例如说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的结果或者说这是“吏治视上之趋向”所使然吗？像循吏这样的人 物是仅仅由于朝廷的提倡奖励便能在短期内塑造得出来的吗？ (四)循吏教化与汉廷政策 中外学者研究汉代循吏都是从政治制度的观点出发，所以往往以 酷吏与循吏相对照。汉家制度自始便是“以霸王道杂之”，汉高祖十一 年二月诏书并举周文王与齐桓公为典范(《汉书·高帝纪下》)实已露王 葫兼采的端猊9)。终两汉之世，循吏和酷更两大典型虽因各时期的中 央政策不同而互为消长，租始终有如一水分流，未曾间断。从思想源流 的大体言之，循吏代表了儒家的德治，酷吏代表了法家的刑政：汉廷则 相当巧妙地运用这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力量，逐步建立了一个统一的 政治秩序。 关于汉代循吏的政治功能，已经有人讨论过了，本文不想多说[0]， 本文所特别重视的则是循吏的文化功能。与酷吏相比较，循更显然具 有政治和文化两重功能。循吏首先是“吏”，自然也和一般的吏一样，必 须遵奉汉廷的法令以保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作。但是循吏的最大特色 则在他同时又扮演」大传统的“师"(teacher)的角色。上文U说明汉代 的大传统以儒教为主体，而儒教的基地则在杜会而不在朝廷。因此循 吏在发挥“师”的功能时，他事实上已离开了“吏”的岗位；他所奉行的不 复是朝廷法令，而是大传统的中心教义。由于国的大传统并非寄身 于有组织的宗教，所以它的传播的任务才落到了俗世人物的循吏的肩 上。汉代大传统的传播者，借用《周礼》的名词，可称之为“师儒”；循吏 便是以“师儒”的身分从事“教化”工作的。循吏自然不是大传统的唯一 传播者，但在汉代，“师儒”之中，循吏却是教化成绩最为卓著的一型。 在上一节中，我们曾指出，《史记》中的“循吏”基本上是黄老一派的
540士与中国文化 道家观念：司马迁撰史时，《汉书》所载的儒家型的循吏尚未引起普遍的 注意。《汉书·循吏传》中所载虽仅寥寥数人，但多在宣帝之世。那么我 们是不是可以断言儒家型循吏的出现完全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儒 术”的结果呢？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汉武帝正式提倡儒学对于儒家型循 吏的出现可能发生了激励的作用。但是事实具在，循吏毕竟另有独立 的文化传统，不能简单地看作汉廷政策的产品。在这一节里，我们将根 据文翁、完宽、韩延寿三人的传记资料来说明汉代循吏教化的起源及其 与汉廷之间的复杂关系。 《汉书·循吏文翁传》说：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县吏察举。景帝末 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 选郡县小吏…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 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召下县子弟 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 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宫诸生明经伤行者 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 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 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 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 化也 汉代循吏“所居民富”，即执行孔子“富之”而后“教之”的规划，文翁自然 也不是例外。《汉书》未记其“富民”的事迹，但《华阳国志》卷三云： 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 顷。 《华阳国志》大约根据地方记载，足补《汉书》之略，不过文中误“景帝”为 “文帝”而巴。所以把《汉书》与《华阳国志》合起来看，文翁完全合乎宣 帝以后儒家型循吏的标准。 但是文翁守蜀郡在景帝之末和武帝初年，尚在汉廷正式定儒学于 一尊之前，他的推行教化决不可能是奉行朝廷的旨意。文翁和汲黯、郑
四、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141 当时约略同时，如果说那时已有循吏，则汲黯、郑当时比文翁更具有代 表性。以汲黯为例，他任东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静”，后来位列九卿 也依然遵守“治务在无为”的原则（见《史记》本传）。这种循吏合乎《史 记》所谓“奉法循理”、“百姓无称”的标准，俱显然与《汉书》所谓“所居民 富、所去见思”的典型截然不同。换句话说，在文翁的时代，循吏的特征 是“因循”和“无为”，因为这才符合文、景两朝棠尚黄老之治的要求。文 翁在蜀实行教化则是本于他个人平素所持的信念；这种信念只能源于 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儒教大传统。严格地分析，上引“文翁传”中所描 述的设施已不在郡守职务的范围之内；文翁所发挥的也不是“吏”的功 能，而是“师儒”的作用。文翁的例子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循吏兼具“吏” 与“师”的双重身分。文翁的郡守职权虽然曾给他的教化[作提供了很 大的便利，但“吏”与“师”两种功能却又不是混而不分的。“吏的基本 职责是维持政治秩序，这是奉行朝廷的法令：“师”的主要任务则是建立 文化秩序，其最后动力来自保存在民间的儒教传统。用汉代的语言来 表示，这一分别即是“政”与“教”的不同。汉代有关地方行政的文献往 往以“政”与“教”并提，其“教”字的涵义颇不简单，下文将另有分疏。 本文讨论循吏的文化意义，其重点则放在“教”的方面。 《文翁传》说汉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这 一点十分重要，足以说明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文翁设立郡学显然是根 据古代的庠序传统，当时的汉廷还没有制定一套普遍的教育政策。相 反地，后来，武帝立天下郡国学官倒是闻文翁之风而起的31)。不但如 此，我们还有理由相信，汉代的太学制度也有取于文翁郡学的规模。公 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事在元朔五年（前一二四年），是为太学之始（见 《汉书·武帝纪》)。《汉书·儒林传序》，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 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太学将学生分为两等，高第 为郎，次补文学掌故，和文翁所订“学官弟子…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 孝弟、力田”的规章几乎如出一辙。这一制度上的相合恐非出于偶然。 武帝立太学与立郡国学官同时，而郡国学官的实行则“自京师始，由内 及外”（亦见《儒林传序》），所以我们推测太学曾取法于文翁的规制，根 据是相当坚强的。总之，文翁的例子不但说明了循吏的历史渊源，而且 也透露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化背景。战国以来，儒教已逐渐在 国的大传统中取得了主导的地位，“先富后教”早已成为汉代一般儒生 的天经地义。袁文（一一一九 一一九○年)《瓮牖闲评》卷一云：
142士与中国文化 汉儒记郑子产之事日：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 之。《左氏传》乃云：我有子弟，子产诲之。 袁文这条笔记的本意是在纠正汉儒对子产的误解，指出子产不仪“富 民”，而且也“教民”。但是我们却恰可从汉儒的误解中看出他们的“教 化”意识植根之深。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公孙弘的倡立太学和文翁的 化蜀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即大传统的儒教。汉代的皇帝终于承认 儒教的正统地位与其说是由于儒教有利于专制统治，毋宁说是政治权 威最后不得不向文化力量妥协。儒教大传统对于皇权的压力早在汉初 便已见端倪。《史记》卷九十七《陆贾传》载：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祖骂之日：通公居马上而得 之，安事《诗》、《书》？陆生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 怿，而有惭色。 这个著名的故事极富于象征的意义，最能显示帝王对儒教所持的两难 心理。“不怿”是不甘向儒教低头，“惭色”则是不得不承认儒教所代表 的价值观念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出身“无赖”的汉高祖尚且如此， 早年已接触过儒教的武帝更可想而知。武帝接受儒教也许主要是出于 “缘饰”的动机，但肯定儒教在各家之中最具“缘饰”的作用即是承认它 是大传统中的支配力量。欧洲中古的“君权神授说”也与此相类。俗世 君主同样假基督教的“缘饰”之用。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正好证明基 督教已取得大传统的主宰地位，以致政治势力也不得不借重它的精神 1 权威。 汉武帝时，兒宽任左内史，领京畿诸县；他的措施完全合乎循吏的 典型。《汉书》卷五十八本传说： 宽既治民，劝农桑，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 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宽表奏开六辅 渠，定水令以广溉田。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 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 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罐属不绝。课吏以最。上由此愈奇宽
四、汉代循更与文化传播143 循吏具有“吏”和“师”的双重身分。“吏”的身分要求他执行朝廷的法 令，“师儒”的身分则要求他以“仁爱”化民。但这两重身分发生抵触时， 他往往舍“法令”而取“仁爱”。这是汉代循吏的特征。所以兒宽收租税 时“与民相假贷”，不能完成“法令”所规定的任务，要受到免职的处分。 相反地，酷吏则不惜用严厉的刑罚以执行朝廷的“法令”，宣帝时代酷 吏严延年的母亲斥责其子日： 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 刑罚，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见《汉书·酷吏严延 年传》) 这位严老太太所根据的正是儒教大传统的“循吏”理想，认为郡守的 最主要的责任是“仁爱教化”，可见兒宽在左内史任内的施政方针，其动 力乃来自当时的大传统而不是号称“独尊儒术“的朝廷。完宽的儒家背 景在《汉书》本传中有清楚的说明： 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 用，尝为弟子都养。（颜师古注：供诸弟子烹炊也，）时行赁作，带经 而粗，休息辄读诵，其精如此。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 史。…时张汤为廷尉，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宽以儒生在 其间，见谓不习事，不署曹，除为从史，之北地视畜数年。（并可参 看《史记·儒林传》) 可知武帝时代的汉廷尚是“文史法律之吏”的天下，以致完宽以“儒生” 侧身其间，落落寡合，武帝后来对他的赏识显然是由子他竞能由“负租、 课殿当免”一跃而为“课吏以最”。左内史治下的人民自动向政府缴租 税，使他能超额完成“吏”的任务，这是武帝始料所不及的。换句话说， 他受知于武帝仍在于他是一个能执行法令的能吏，而不是因为他是一 个“仁仁爱教化”的循吏。 不但武帝时如此，下逮宣帝之世，情况依然未变。《汉书·循吏传》 中人物虽多出宣帝一朝，但这只是表象，不足以为宣帝认真奖励循吏之 证。韩延寿的事迹颇能说明礼乐教化和朝廷法令之间的紧张关系。 韩延寿名不列《汉书·循吏传》，但以推行教化而论，他的成绩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