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上与中国文化 从理论上说，刘献廷的话并不算新颖。《中庸》云：“君子之道费而隐。 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王阳明说“与 愚夫愚妇同的便是同德”。后来章学诚《原道》篇也说：“学于众人，斯为 圣人。”圣人之“道”源出于百姓的人伦日用，这一点是古今儒家所一致 肯定的。但是在刘献廷之前，从来未有人能这样明确而具体地把六经 分指为以小说、戏曲、占卜、祭祀为前身。由于他的点破，儒家大传统和 民间小传统之间的关系便非常生动地显露出来了。而刘献廷之所以有 此妙悟，则又有其时代的背景。十六世纪以来，由于商人阶层的兴起， 城市的通俗文化有了飞跃的发展；戏曲小说便是这一文化的核心，因此 才引起了士大夫的普遍注意。中国的大、小传统之间也再一次发生了 密切的交流。[1] (二)汉代的大传统与原始儒教 汉代大、小传统之间的关系既明，循吏的特殊功能才可获得深-一层 的理解。雷德斐指出，所有的大传统都要通过教师(teachers)传播到一. 般人民。他并且举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教人物和方式来说明他的 论点[8]。但是汉代的大传统和有组织的宗教不同：它的教师也不是专 业的宗教人物，如印度寺庙中的“诵经者”(reciters)或伊斯兰的圣者 (saints)。本文的重点便是讨论汉代大传统的传播究竟具有那些中国 的特性。汉代的循吏毫无疑问地曾扮演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但这正 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什么传播大传统的责任在中国竟会落在循吏的 身上呢？ 首先我们必须从澄清汉代大传统的基本性质开始。雷氏所谓大传 统主要指在某一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价值系统而言；这种价值系 统往往托身于宗教，如西方的基督教或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但汉代 大传统的形态则颇有不同：它不是通常意义下的“宗教”，尤与拥有正式 的教会组织、专业的传教十：，以及严格的教条(dogmas)那种形态的宗教 截然有别。《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列举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为汉初 的六大思想流派，这大概可以代表当时的大传统。不过严格地说，在补 会、政治、文化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则只有儒、道、法三家。由于汉代 思想界已趋向混合，差不多已没有任何一家可以完全保持其纯治性，而 不受其他各家的影响。其中阴]五行的观念则尤其如水银泻地，无所
四、汉代循更与文化传播125 不在。不过阴阳五行说所提供的主要是一个宇宙的间架：儒、道、法三 家虽都采用其间架，基本上却并未改变它们关于文化、政治、社会的理 论内容。墨、名两家在汉代则已退居支流，可以存而不论。 儒、道、法三家之间也早已发生了交互影响，其间的关系甚为复杂。 例如在政冶思想方面不但黄老与申、韩已合流，儒家也有法家化的倾 向9]。但以文化、社会价值而言，则我们不能不承认儒家在汉代大传 统中的主流地位、道、法两家似不能与之争衡。顾炎武论“秦纪会稽山 刻石”，特别指出： 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 (《日知录》卷十三) 顾炎武根据泰山、碣石门及会稽等地的刻石，指出素始皇提倡三代礼教 以矫正各地传统中的风俗。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坚强的历史证据之上。 可见在文化、社会政策方面，秦始皇仍不能不舍法家而取儒家。应劭 《风俗通义》云： 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以故礼 乐座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荷温饱完结，所谓治安之国也（卷二 《正失》篇) 这是指摘汉文帝的黄老之治未能发挥移风易俗的积极功效。这一论断 也是有根据的，虽然道家“我无为而民月化”的态度曾为儒家的教化导 其先路。总之，从文化史的观点看，儒教在汉代确居于主流的地位，因 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用它来代表当时的大传统。似是从政治史的观点 看，我们却不能轻率地断定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已变成了一 个“儒教国家”(Confucian state)。儒教对汉代国家体制，尤其是中央政 府的影响是比较表面的，当时的人已指出是“以经术润饰史事”。以制 度的实际渊源而言，“汉承秦制”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有明白而详细 的记载：法家的影响仍然是主要的。汉宜帝的名言云：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汉书·元帝本纪》)
26士与中国文化 这是汉代政治未曾定于儒家之一尊的明证。儒教在汉代的效用主要表 现在人伦日用的方面，属于今天所谓文化、社会的范畴。这是一个长期 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无形重于有形，民间过于朝廷，风俗多于制度。 在这些方面，循吏所扮演的角色便比卿相和经师都要重要得多，因为他 们是亲民之官。 儒教在中国史的不同阶段中曾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出现。汉代的儒 教究竞具有什么特点？这是我们必须进一步说明的问题。从唐代的韩 愈以来，很多人都相信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道统”在汉代中断了，因 为以心性论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已被阴阳五行的系统取而代之。这个看 法当然有相当的历史根据。不可否认，《孟子》、《中庸》以及《大学》中都 有所谓心性论的成分。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韩愈以来儒家心性论的 再发现是受佛教的刺激而起。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心性论为决定 儒家道统的唯一标准呢？ 本文不能讨论儒家道统论是否可以成立的这个大问题。我们只想 指出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即从战国到汉代，不但心性论尚未成为儒教 的中心间题，孟子也还没有取得正统的地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和“儒林列传”都是第一手的证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云： 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瑞，列往世兴衰。作 孟子萄卿列传第十四。 这段话的解释向来争论很多，此处不能详及。但梁玉绳《史记志疑》 卷三十六说： 孔、墨同称，始于战国，孟、苟齐号，起自汉儒，虽韩退之亦不 免。（原注：见《进学解》）盖上二句指萄卿，即传所谓萄子推儒、墨、 道德行事兴坏著数万言者，下二句指孟子，《儒林传》言孟子、荀卿 咸遵夫子之业，非孟、苟并列之证欤？夫荀况尝非孟子矣，岂可并 吾孟子哉！ 梁飞绳的话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他已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后世孔、 孟让统的观念。因此在情绪上他无法承认批评孟子的荀况“可并吾孟 子”。但是他是《史记》的专家，客观的证据逼使他不能不得出“孟、荀齐
四、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127 号，起自汉儒”的结论。《史记·儒林列传》上所载“孟子、荀卿之列，咸遵 夫子之业面润色之”的事实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不但如此，以西汉一代 而论，荀子在儒教中的重要性恐怕还在孟子之上。[] 本文是历史的研究，孟、荀轨得孔子的嫡传，在此无关紧要。我们 所重视的则是司马迁所说的，孟、荀“咸遵夫子之业”那句话。换句话 说，在汉代人的理解中，孟、荀两家都承继了孔子的儒教，他们之间的相 同处远比相异处为重要。本文论汉代儒教根据两个标准：第一，在先秦 儒教传统中孔、孟、荀家的共同点是什么？第二，汉儒接受先秦儒教 并且见之于行事的究竞是那些部分？只有通过这两个标准的检验，我 们才能比较有把握地确定汉代儒教的基本内容；也只有这样的儒教才 有资格被称为“大传统”。中国思想自始即不以抽象思辨见长，儒家尤 其如此。所以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2] 儒家教义的实践性格及其对人生的全而涵盖使它很自然地形成中国大 传统中的主流。这个大传统不但事实上在汉代没有中断，而且儒教之 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支配力量，其基础正是在汉代奠定的。汉代儒 教和阴阳五行之说相混杂确属事实。例如董仲舒以后，儒家多说“天人 相应”，并以阴阳配情性、五行配五常。凡此之类，不可胜数，其大异于 先秦儒家的立论是无可讳言的。从严格的哲学观，点看，我们当然可以 说儒家已“失传”了。但是从文化史或广义的思想史的观点着，这种情 形恰足以说明儒教在汉代是一个有生命的大传统，因为它真正和小传 统或通俗文化合流了。前面已经指出，依人类学家的观察，大传统一旦 落到下层人民的手上便必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因而失去其原义。 不但汉代如此，明代的王学也是一一样。黄宗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 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又说：“泰州之后，其 人多能以赤手博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后名教之所能羈 络矣。”（见《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秦州学案”序）黄宗羲从严格的哲学观 点为阳明惋恰，但是我们却正可由此面断定王学在晚明是充满看活力 的大传统。而且更深一层分析，阴阳五行说对先秦儒教的歪曲其实仅 限于它的超越的哲学根据一方而，至于文化价值，如仁、义、礼、智、信之 类，则汉儒大体上并没有改变先秦旧说。事实上，孝梯观念之深人中国 通俗文化主要是由子汉儒的长期宣扬。汉儒用阴阳五行的通俗观念取 代了先秦儒家的精微的哲学论证，但儒教的基本教义也许正因此才冲 破了大传统的樊篱，成为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道理
128土与中国文化 以上我们试图从大、小传统的关系着眼，说明汉代儒教何以是一个 有生命的大传统。从纯哲学的观点说，汉代儒教自是“卑之毋甚高论”， 但它确曾发挥了“移风易俗”的巨大作用。中国文化流布之广，持续之 久和凝聚力之大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而儒教在这一文化 系统中则无疑是居于枢纽的位置。无论我们今天对儒教持肯定或否定 的态度，这个历史事实都是无法抹杀的。《中庸》描写儒家的“至圣”有 云： 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散，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 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 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幕所队，凡有血气者，奠不尊亲。 这在《中庸》作者的时代尚不过是一种高远的想象。然而自汉代以来， 孔子和他所开刨的儒教在中国甚至东亚的世界中几乎已达到了这个想 象的境界。在这一化想象为现实的历史进程中，两汉的儒家，包括循吏 在内，是一批最重要的先驱人物。 根据上面所设立的两个标准，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指出，从孔、孟、 街到汉代，儒教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文化秩序。孔子以前的中 国大传统是所谓三代的礼乐，即《论语·为政》所说“周因于殷札，般因于 夏礼”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在春秋时代巴陷于“札坏乐崩”的局面，但 孔子仍然向往周代盛世的礼乐秩序：他一生最崇拜的古人则是传说中 “制礼作乐”的周公。所以他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但孔子深知“礼”是随着时代的变动而必然有所“损益”的，所以他的“从 周”决不能理解为完全恢复周公的礼制。从“其或继周者，百世可知也” 的话来看，他不过是主张继承周文的精神以推陈出新而已。他普这样 描写理想中的文化秩序：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有耻且格。(《论 语·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