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汉代循更与文化传播1]9 这个历史结论正：足以说明中国的“雅言”传统是多么的顽固。 如果“雅言”传统仅仅保存在“君子”、“士大夫”阶层的手中，和…般 下层人民毫无关系，那么它在文化统一上的功能仍然是很有限的。以 欧洲史为例，它的“雅言”是拉丁文，其传授则在学校，是属于上层贵族 的文化。至于各地的人民则都用方言，可以和拉丁文互不相涉。欧洲 的大传统和一般人民比较隔阂，成为一种“封闭的传统”(closed tradi- tio),是不难理解的，一殷地说，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一方面固然相 互独立，另一方面也不断地相互交流。所以大传统中的伟大思想或优 美诗歌往往起于民间：而大传统既形成之后也通过种种管道再回到民 闻，并且在意义上发生种种始料所不及的改变[8]。但理论上虽然如此， 在际的历史经验中这两个传统的关系却不免会因每个文化之不同 而大有程度上的差异。和其他源远流长的文化相较，我们可以肯定地 说：中国大、小传统之间的交流似手更为畅通，秦汉时代尤其如此。这 种特殊情况的造成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上 面所提到的“雅言”传统。中国的方言虽多，但文字的演变自商周以来 大体上则一脉相承。国维断定战国时六国用“古文”，属于东土系统， 秦用“籀文”，属西土系统。但是他又说这两个系统“其源皆出于殷周 文9。秦统一之后，李斯推行“书同文”的政策，更加强了文字统一的 趋势。这个看法并不否认六国文字各有地方色彩的事实，更不是说中 国文字在任何时期已取得完全的统一。这里所强调的只是中国文字远 从商周以前起，大体上是沿着一个共同的系统而发展的。而耳一直到 今天，我们还没有考古的证据可以断定它不是起源于本土的[]。所以 有不少中国字，古今的写法仍相去不远，例如古文中的“文”、“字”两个 字，今天依然一望可识。中国的“雅言”传统不能与欧洲拉丁文相提并 论，其道理是很自然的。自六七世纪蛮族人侵以来，相对于欧洲各地的 方言来说，拉丁文实不啻为一种外国语文。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但不 会读，不会写，而且也不会听)。中国的“雅言”则是本国语文的标准 化或雅化。例如《诗经》中“杨柳依依”、“雨雪罪罪”、“牛羊下来”之类的 句子，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完全听得懂。中国大、小传统之间互相 通流恐怕和这一特殊的语文情况很有关系。汉代流行的两部字书一一 《尔雅》与《方言》一也有助于说期问题。《尔雅》所释的是“雅言”，属 于大传统的范围：《方言》所释的是各地方的土语，自属小传统无疑。这 两部字书正是沟通大、小传统的重要工具。《尔雅》不但以今语释古语
120土与中国文化 而且还以俗名释雅名，尤可见汉儒对小传统的重视。[2]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很早便已自觉到大、小传统之间是一种共 同成长、互为影响的关系。《论语·先进》：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 吾从先进。 此处“野人”指一般农民，“君子”指贵族大夫，似无可疑3]。“礼乐”自 是古代的大传统，所以孔子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大传统起源于农村人民 的生活。孔子说：“绘事后素”(《论语·八佾》)。子夏听了，举一反三地 问：“礼后乎？”孔子大为称赞。礼属后起，即起于生活的内在要求。总 之，根据中国人的一贯观点，大传统是从许多小传统中逐渐提炼出来 的，后者是前者的源头活水。不但大传统（如礼乐）源自民间，而且最后 又必须回到民间，并在民间得到较长久的保存，至少这是孔子以来的共 同见解。像“缘人情而制礼”、“礼失求诸野”之类的说法其实都蕴涵着 大、小传统不相隔绝的意思。 若以古代大传统中的经典而言，此一中国文化的特色更为显著。 《左传》襄公十四年条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 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子市，百工献艺。 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国语·周语上》也说：“故天子听政，使 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 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海，蓍艾修之，而后王斟的焉。”这种记 截虽不免有理想化之嫌，但可见《诗》、《书》等经典中确反映了一些民间 各阶层人的思想和情感。无论我们是否相信周代有“采诗”之事，《诗 经》国风中有不少诗起源于各地的小传统，在今天看来已成定论。至于 汉武帝设立乐府之官，有系统地在各地搜集民间歌谣，则更是尽人皆知 的历史事实。今天文学史家大概都不否认现存汉代乐府中有许多源出 民间的作品，承担大传统的统治阶层对子各地的民间小传统给予这样 全面而深切的注意，这在古代世界文化史上真可谓别具一格。《汉书· 艺文志》在“诗赋家”之末论之曰：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 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四、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121 可见乐府采诗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想要了解各地的风俗，而观察风俗 则又是为“移风易俗”作准备的。这是整个儒家“礼札乐教化”理论中的一 个重要环节，与本文所研究的循吏关系甚大，下文当续有讨论。《孝经· 要道》章记孔子之语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此即汉代乐府制度的 理论根据。汉儒所最重视的是文化统一，故宜帝时王吉上疏有云：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汉书》卷七二 本传) 自董仲舒以来，所谓“春秋大一统”都是指文化统一而言，与政治统一虽 有关而实不相同。用现代的观念说，移风易俗不能诉诸政治强力，只有 通过长时期的教化才可望有成。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共俗”，徜不先 深知各地传统之异而加以疏导，则大传统的教化亦终无所施。所以“观 风俗”在汉代是一项极重要的政治措施，乐府采诗不过是其中一个环节 而已。应劭《风俗通义·序》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这是 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14。《汉书·地理志下》之末所辑各地的风俗便是 成帝时丞相张禹使属下朱赣整理出来的。这是汉代中央政府的挡案中 藏有大量的风俗资料的明证。“观风采谣”在汉代决不仅是“空言”，而 确已“见诸实事”。班固《汉书》中所记是根据西汉时代的官方文书，而 东汉以下各地风俗，政府仍在随时搜集。《后汉书·方术李郃传》载： 和帝即位，分遗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 举此一例即可见汉代“观采风谣”制度的推行是极其普遍而认真的。使 者“微服单行”便是为了掩饰他们的官方身分：唯有如此，各地人民才肯 无所顾忌地说出他们内心的感情和想法。这个例子也为儒家理论在汉 代的实践提供了真凭实据。 前已指出：“观采风谣”是儒家“礼乐教化”的预备工作，其目的在推 动文化的统一。这种文化统一的努力当然有助于政治统一，因此才获 得汉廷的积极支持。但是我们又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专为便于皇帝 专制而设计的制度。即使皇帝的动机是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我们也 不应据此而否定儒家理论别有超越政治之上的更深涵义。《汉书》卷五 十一《贾山传》载他在文帝时所上的《至言》有云：
122土与中国文化 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轰谏，瞽诵诗谏，公卿比 谏，士传言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 贾山的话显然本于前引《左传》襄公十三年条及《国语·周语上》所记邵 公关于“防民之口”的议论。《左传》在前引文之后说： 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 性（按：即生），必不然矣。 可证“观采风谣”也涵有限制帝王“一人肆于民上”的用意。所以《至言》 特别强调“今人主之威”不下“雷霆万钧”，必须通过“观采风谣”以防止 其滥用。 总之，儒家基本上是主张文化统一的，即以札乐的大传统来化民成 俗。这个教化的过程是以渐不以剧的。《汉书》卷四十三《叔孙通传》引 鲁国两个儒生的话云： 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 颜师古注日： 言行德教百年，然后可定礼乐也。 这两个儒生谨守孔子的旧义，所以终不肯曲学阿世，随叔孙通到汉廷去 定朝仪。儒家关于礼乐教化的原始教义决不是帝王专制的缘饰品，这 可以从上引贾山的“至言”和鲁两生的言论中获得确切的证明。至于汉 代朝廷实际上曾通过种种方式来以“儒术缘饰吏事”，那当然是另一个 问题。 汉代儒家的大传统在文化史上显然有两种意义：-一是由礼乐教化 而移风易俗，一是根据“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理论来限制大 一统时代的皇权。“观采风谣”在这两方面都恰恰发挥了关键性的作 用。由于古代中国的大、小传统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因此大传统一方 面固然超越了小传统，另一方面则又包括了小传统。周代《诗经》和两 汉乐府中的诗歌都保存了大量的民间作品，但这些作品之所以成为经
四、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123 典，其一部分的原因则在于他们已经过上层文士的艺术加工或“雅 化”[5。这是中国大传统由小传统中提炼而成的一种最具体的说明。 汉代大、小传统之间的交流尤其活泼畅遂，文人学士对两种传统的文献 都同样加以重视。事实上，由于汉代的大一统开剑了一个“布衣君相” 的新局面，古代贵族杜会已告终结，代之而起的则是以士、农、工、商为 主体的四民社会。这一新局面在文化上所表现的特殊形态便是大、小 传统互相混杂，甚至两者之间已无从截然划清界线。只要我们细读《汉 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即可对当时的文化状态有一清楚的概 念。 七略之中，术数和方技两类显然是民间小传统中的产品。六艺、诸 子、诗赋三类似乎应该划到上层大传统之内。但一究其内容，则几乎没 有一类不受到小传统的侵蚀。汉代的六经整个地在阴阳五行的笼罩之 下，而阴阳五行根木便是长久以来流行在民间的观念，不过到战国晚期 才受到系统化的处理而已。举例来说，《易》为六经之首，《艺文志》便明 言“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孟喜是汉初易学大师， 《汉书·儒林传》却告诉我们：“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 (王孙)且死时枕喜郊，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本文开始时引人类学家 之说，大传统流人民间便会在意义上发生始料不及的变化。汉代的六 经便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易经》如此，《诗经》亦然。《艺文志》说 汉初训诗，“采杂说，咸非其本义”。这也是由于受到小传统的干扰，并 不完全是因为一切“圣典”(sacred text)传衍既久必然因适应新情况而 发生新解所致[16]。再就诸子九家而言，其中小说家是“街谈巷语，道听 途说”，纯属小传统。故注引如淳日：“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 称说之。”至于诗赋类中的乐府采自民间，上文已经讨论过了。 汉代以后，中国大、小传统逐渐趋向分隔，但儒家关于两个传统的 关系的看法则没有发生：根木的改变。十七世纪的刘献廷对于这一点有 最明白的陈述。他在《广阳杂记》卷二说：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 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 鬼神者，此性天中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木人情。而后之儒 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 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