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美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其中第二件说的就是乡土情谊。但中国文化传统，不仅重视亲情关系，而且也非常重视人际关系。中国是一个最富人情味的国家。中国人好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人重礼仪、重道德、重伦常、爱面子，凡此种种，使得中国人对人生具有一种充满善意的态度和美好的希望。“叶公问政。子日“近者悦，远者来。”“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也应该看到，古代中国虽然从来不是一个宗教国家，却是一个历史极为漫长的等级制国家。人分九等，尊卑有序。官民界线分明，奴才都分大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使人生倾斜，观念化。在官场上，宰相虽大，但皇权更大。正如明朝设有廷杖，即使身为宰相，且触怒皇帝，也马上拖下去痛打。知县在秦代还是重要的官吏，但后来官僚队伍日益庞大，县官地位亦日见卑下，所谓七品县令，不过芝麻小官。他们面对皇权，形如蚂蚁，但转脸而对百姓，便成了大象一一方百姓的父母官。虽然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但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依然属于官本位类型，这是中国自宋元以降，慢慢而至大大地落后于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的·一位学者比较中、日文化，说中国文化是“至尊”与“至强”合一的文化，而日本文化是“至尊”与“至强”分离的文化。日本历史上的至尊者，唯有天，所以除非皇族嫡亲，没有人对天皇的宝座存在幻想。但至强者却未
必是天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天皇固然至尊，幕府才是至强，所以本人的文化性格，就有了两重性：一方面不作至尊的梦想，一方面又有无比强烈的自强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则不同。至尊者，是皇帝，至强者，也是皇帝。其流势在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智慧固然绝不弱于他人，但人格很难完整，在皇权与官面前，往往不知不觉，便矮下去三尺。中国文化传统，又是一种重农抑商、重“仕”轻技的文化类型。一方面轻视和歧视商人，一方面又轻视和貌视科技。所以中国虽有“四大发明”，但在世界近代科学史上的发明创造者中，却很少有中国人的名学。郑和下西洋的时间虽然早于哥伦布，却没有取得哥伦布那样的历史性成绩。此无他，因为郑和后面缺少近代商业作后盾，也缺少近代文明的有力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在相当多的历史阶段不是一个开放性的国家，而且自我中心观念严重，总认为别人有的，我们中国全有；不但全有，而且比人家的资格更老。这种盲目的老大思想，往往使得中国人对自己缺乏正确认识。日本人总有危机感，中国人却最少危机感。很多情况下，明明已经发生危机，还以为天下无事不乐，只誉高枕无忧。公平地讲，世界小各个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宏观意义上考虑并没有优劣之分，而在阶段意义上讲，却有优劣之别。中国自15世纪以后，与西方文明拉开距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实是一部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
9兴衰史。中国虽然是唯一没有发生文化断层的历史文明古国，伯没有断层，不等于没有兴衰荣辱；中华民族虽然曾领风强于世界，但也曾成为让别人看不起的东亚病夫。友思中华民族的兴衰史，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凡开放时期，便是兴旺时期：凡封闭时期，则是已经衰落或正在走向衰落的时期。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最辉煌的一页。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齐人可以去魏，魏人可以入秦，燕人可以南下，楚人可以北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唐代文明，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徽的一段。唐前经过数百年兴衰动乱，使得唐王朝具有博大的历史胸襟。唐时文化兴旺，对儒文化、道文化、佛文化以及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均采取宽容的态度。所谓唐人有胡气，正说明了唐人剪于开放，唐人有胡气，才显示了唐文化博大瑰丽的历史风貌中国自15世纪始，落后于西方。此后一一去一百年，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直到鸦片战争，才使得中华民族从历史文化迷梦中惊醒起来。积中华民族数千年之经验，积中座历史数百年之教训：唯有开放的中国才有光明的前程！自然，开放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举措。与其说国家的开放是一项政策，不如说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性的文化工程。国家的开放，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管理体制、文化教育和经济战略相配合，要讲究科学与文明，要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未来中国要赶上世界潮流，就要造就一代具有高度科学水平和文化修养的中国人。一要开放，二要科学，三要文明，这正是中国历史兴
10盛发达的原因所在。现代中国人之所以要反思自已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就是要正确评价别人和自已，从而找出正确的发展道路，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方式，赶上世界潮流成为先进国家。李药瑟慧说过：“当东西方科技接触时，会达到一个互相融为一体的时机。”但他没有说，这是一个怎样的时机。我们认为，当世界各民族文化终于融为一体的时候，将成为人类文明的伟大历史机遇和空前盛大的历史性节日。为了迎接这个历史机遇和节日的到来，我们结合上述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在学术界老前辈的热心指导与关怀下，在人民出版社上下一致的鼎力支持和协助下，与数百位学术界精英倾心合作，主编了这套大型《中国全史》。欲以新目光省视华夏五千载凝重之历史，以新观念反思中华五干载古老之文明，并将此书作为一份心意，奉献在每个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同胞与友人面前。史仲文胡晓林1993年12月25日于北京莲花河畔
本卷提要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教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逐新地过渡到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重要转折时期。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运动等，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演变。从影响教育发展的社会力量来看，外国列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正在消退，各个时期执政者的政策和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的发展，但真正推动教育发展演变的，则是先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民国时期的教育，在五四运动前后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从局限于学校的近代教育的尝试，发展到注重实践和个性发展，遂选到社会各个领城的大教育。在民国时期众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举措中，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因为更注重下层民众，拥有广泛的教育对象，因而比较有效地改变了教育的性质和方向。本书重手论述民国时期教育发展过程的形态和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