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恩主义社会学专栏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固化还是流动 16r-◆管理者 一专业技术人员 般非体力人员工人一×一农民 1950-19651966-19771978-19891990-1 教育同期群 数据来源:CGS2010、2012、2013、2015,同期群根据最高学历获得年份划分。 图6基于家庭背景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变化 好的单位,获得好的工作(Bian,1997)。此外,由于上山下乡政策的废 止,大批下乡知识青年返城,使得城镇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为此, 子承父业”的接班顶替制度在这一时期大规模推广,也就进一步提高 了代际继承的强度。①大量研究显示,在改革初期,家庭背景对子代单 位地位与初职地位的影响均有所上升( Zhou et al.,1997;郝大海、王卫 东,2009;李路路、朱斌,2015)。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去分 层化”政策的限制,家庭资源的作用空间不大,主要是政治资本能够影 响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周雪光,2015)。改革开放之后,一旦这 些政策取消,那么家庭资源的作用空间也就随之扩大。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此时发挥影响的家庭资源主要是文化资本与政 治资本,这是因为改革前的平等主义政策使得改革初期家庭累积的经济 资本差异较小,而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使得政治资本更加容易传递。 但文化资本与前二者不同,文化资本因为内在于父母自身,外部很难予 以剥夺,只要外在环境不是极端恶劣,父母总能通过言传身教把文化资 本传递给子女,因此,文化再生产过程相对稳定,其所产生的不平等效应 具有更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郝大海,2007;刘精明,2008;吴愈晓,2010)。 2.改革中期(1990-2007年)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将近20年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在阶 ①这一现象的存在也说明,影响代际流动的机制可能是十分复杂 National social sclences atal 11
数据来源：ＣＧＳ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同期群根据最高学历获得年份划分。 图 ６ 基于家庭背景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变化 好的单位，获得好的工作（Ｂｉａｎ，１９９７）。此外，由于上山下乡政策的废 止，大批下乡知识青年返城，使得城镇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为此， “子承父业”的接班顶替制度在这一时期大规模推广，也就进一步提高 了代际继承的强度。① 大量研究显示，在改革初期，家庭背景对子代单 位地位与初职地位的影响均有所上升（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７；郝大海、王卫 东，２００９；李路路、朱斌，２０１５）。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去分 层化”政策的限制，家庭资源的作用空间不大，主要是政治资本能够影 响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周雪光，２０１５）。改革开放之后，一旦这 些政策取消，那么家庭资源的作用空间也就随之扩大。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此时发挥影响的家庭资源主要是文化资本与政 治资本，这是因为改革前的平等主义政策使得改革初期家庭累积的经济 资本差异较小，而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使得政治资本更加容易传递。 但文化资本与前二者不同，文化资本因为内在于父母自身，外部很难予 以剥夺，只要外在环境不是极端恶劣，父母总能通过言传身教把文化资 本传递给子女，因此，文化再生产过程相对稳定，其所产生的不平等效应 具有更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郝大海，２００７；刘精明，２００８；吴愈晓，２０１０）。 ２．改革中期（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 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开始将近 ２０年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在阶 １１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固化还是流动？ ① 这一现象的存在也说明，影响代际流动的机制可能是十分复杂的
社会学研究 国家学社会料学术数6 层间代际流动上表现为相对流动率持续增加,社会开放性不断扩大 在本文作者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时期“唯才是举”的绩效主 义原则的迅速扩散,正如前文提到的,这一过程是由相关的社会选择机 制和社会构成机制促成的。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绩效主义的扩散主 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而在教育领域,再生产机制的作用依然很强。 随着自由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选择原则 发生了重要变化。已有研究显示,我国人力资本回报在20世纪持续增 加,教育收益率从20世纪80年代时的3%左右增长到12%左右(李 实、丁赛,2003;李春玲,2003b;李培林、田丰,2010)。与此同时,也有研 究发现,在同一时期,强关系和人情资源带来的收入效应在减弱,而弱 关系和信息资源的收入效应逐渐增强(边燕杰等,2012)。上述发现说 明,随着市场化的逐渐深入,劳动力市场日趋完善,竞争日趋激烈,“唯 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中选拔人才的主要标 准,所以我们能看到父代阶层地位对子代初职地位影响有所下降(郝 大海、王卫东,2009;李路路、朱斌,2015) 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选择原则之所以能够迅速转变,劳 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随着市场化程 度更高的部门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比例的升高,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市 场化水平也会增加,“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更加普遍。这种社会 构成机制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经济体制转型催生了一个日益庞大的私营经济部门,相比于 国有部门,私营经济部门面临着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更加追求绩效最 大化,因此私营经济部门更有可能唯才是举,家庭背景的影响也就更 弱。许多研究发现,在私营经济部门中教育收益率更高(Wu,200 Zang,2002;李春玲,2003b;刘精明,2006;王甫勤,2010),教育对于晋升 的影响也更强(Cao,2001;Zhao&zhou,2004),而社会关系网回报则在 私营经济部门更弱(张顺、郭小弦,2011)。 其二,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那些拥有城镇 户籍的劳动者有更多的机会从事较好的工作,即使控制了人力资本,情 况也是如此(李骏、顾燕峰,2011);而农业户籍人口即使进入了城市, 往往从事的也多是城镇居民不愿意做的那些工作,如体力型的低技术 的、地位和声望都比较低的工作,而且他们很难通过工作流动实现向上 流动(张春泥,2011)。这就意味着,与城镇户籍的劳动者相比,农村广 12 National social Sclences Datal
层间代际流动上表现为相对流动率持续增加，社会开放性不断扩大。 在本文作者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时期“唯才是举”的绩效主 义原则的迅速扩散，正如前文提到的，这一过程是由相关的社会选择机 制和社会构成机制促成的。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绩效主义的扩散主 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而在教育领域，再生产机制的作用依然很强。 随着自由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选择原则 发生了重要变化。已有研究显示，我国人力资本回报在 ２０世纪持续增 加，教育收益率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时的 ３％左右增长到 １２％左右（李 实、丁赛，２００３；李春玲，２００３ｂ；李培林、田丰，２０１０）。与此同时，也有研 究发现，在同一时期，强关系和人情资源带来的收入效应在减弱，而弱 关系和信息资源的收入效应逐渐增强（边燕杰等，２０１２）。上述发现说 明，随着市场化的逐渐深入，劳动力市场日趋完善，竞争日趋激烈，“唯 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中选拔人才的主要标 准，所以我们能看到父代阶层地位对子代初职地位影响有所下降（郝 大海、王卫东，２００９；李路路、朱斌，２０１５）。 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选择原则之所以能够迅速转变，劳 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随着市场化程 度更高的部门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比例的升高，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市 场化水平也会增加，“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更加普遍。这种社会 构成机制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经济体制转型催生了一个日益庞大的私营经济部门，相比于 国有部门，私营经济部门面临着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更加追求绩效最 大化，因此私营经济部门更有可能唯才是举，家庭背景的影响也就更 弱。许多研究发现，在私营经济部门中教育收益率更高（Ｗｕ，２００２； Ｚａｎｇ，２００２；李春玲，２００３ｂ；刘精明，２００６；王甫勤，２０１０），教育对于晋升 的影响也更强（Ｃａｏ，２００１；Ｚｈａｏ＆Ｚｈｏｕ，２００４），而社会关系网回报则在 私营经济部门更弱（张顺、郭小弦，２０１１）。 其二，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那些拥有城镇 户籍的劳动者有更多的机会从事较好的工作，即使控制了人力资本，情 况也是如此（李骏、顾燕峰，２０１１）；而农业户籍人口即使进入了城市， 往往从事的也多是城镇居民不愿意做的那些工作，如体力型的、低技术 的、地位和声望都比较低的工作，而且他们很难通过工作流动实现向上 流动（张春泥，２０１１）。这就意味着，与城镇户籍的劳动者相比，农村户 １２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