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 国家学社会料学术数6 本划分为1936-1947年、1948-1959年、1960-1969年、1970-1977 年、1978-1985年五个出生同期群。根据本文的假定,这五个同期群 最终的职业地位获得时期分别在1966-1977年、1978-1989年、 1990-1999年、2000-2007年、2008-2015年。 基于上述数据,本文首先计算了各出生同期群的总流动率,然后使 用对数乘积层面效应模型计算了代际关联系数,结果如图1所示,为了 分析和解释的方便,我们将个人的最终职业地位获得时期作为横坐标。 0.754总流动率一一关联系数 0.49 0.45 1966-1977 1978-1989 199-1999 -200720082015(年份) 最终职业地位获得时期 图1中国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 从图1的数据看,我国代际流动的变迁具有两个特点:其一,自改 革开放以来,代际间的总流动率持续上升,从20世纪70年代的0.38 激增至当前的0.71,这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有38%的被访者的职业 阶层地位与其父代职业阶层地位不一致,而最近这一比例则高达 71%。其二,测量相对流动率的代际关联系数呈N型变化。改革开放 前到20世纪80年代末,代际关联系数陡然上升,相对流动率下降;从90 年代至21世纪初的近二十年间,代际关联系数持续下降,相对流动率不 断增长;然而在最近十年,代际关联系数出现反弹,相对流动率再次下 降。如何解释总流动率的持续上升和相对流动率的N型变化呢?我们 下面将首先分析总流动率的持续上升接着再分析相对流动率的变化 (二)总流动率的持续提升 图1结果说明,只有在改革中期时,相对流动率才有所增长;而在 6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l
本划分为 １９３６－１９４７年、１９４８－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０－１９７７ 年、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五个出生同期群。根据本文的假定，这五个同期群 最终的职业地位获得时期分别在 １９６６－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 基于上述数据，本文首先计算了各出生同期群的总流动率，然后使 用对数乘积层面效应模型计算了代际关联系数，结果如图 １所示，为了 分析和解释的方便，我们将个人的最终职业地位获得时期作为横坐标。 图 １ 中国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 从图 １的数据看，我国代际流动的变迁具有两个特点：其一，自改 革开放以来，代际间的总流动率持续上升，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的 ０３８ 激增至当前的 ０７１，这表明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有 ３８％的被访者的职业 阶层地位与其父代职业阶层地位不一致，而最近这一比例则高达 ７１％。其二，测量相对流动率的代际关联系数呈 Ｎ型变化。改革开放 前到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代际关联系数陡然上升，相对流动率下降；从 ９０ 年代至 ２１世纪初的近二十年间，代际关联系数持续下降，相对流动率不 断增长；然而在最近十年，代际关联系数出现反弹，相对流动率再次下 降。如何解释总流动率的持续上升和相对流动率的 Ｎ型变化呢？我们 下面将首先分析总流动率的持续上升，接着再分析相对流动率的变化。 （二）总流动率的持续提升 图 １结果说明，只有在改革中期时，相对流动率才有所增长；而在 ６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６
马克恩主义社会学专栏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固化还是流动 其他时期,相对流动率都是下降的,但总流动率则持续上升,说明总流 动率的上升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相对流动率,主要取决于结构流动率的 提高,而结构流动率的提高又主要是因为社会职业结构变迁带来的。 不过,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职业结构变迁除了由工业 化推动之外,经济体制转型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图2利用人口普查数据给出了我国近30年职业结构的变化。可 以看到,我国体力劳动人员(包括农林牧渔生产相关人员与生产运输 设备操作相关人员)的比例从1990年的86%下降到2016年的51%。 这就意味着,1990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中,只有14%的人能够成为 非体力劳动者,但30年后,等他们子代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将有49% 的人能够成为非体力劳动者,其机会是他们父代的3倍多。这一社会 职业结构变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特别是最近二十年变化速度更 快。因此,我国代际流动的总流动率在最近二十年里从49%快速上升 到71%,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职业结构变化造成的。具体机制包括两 方面。 单位负责人 一一专业技术人员 ●-商业服务人员 一农林牧渔生产相关人员X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相关人员 米米一“其“-米“米““着-米“X 著”一 1990199520002006200720082000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年份) 据来源:《中国就业和人口统计年鉴》2006-2016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0年 1995年、2000年、2005年 图2我国职业结构变迁(1990-2016年) 首先,随着职业技术的发展与科层组织的膨胀,社会对专业技术人 员与办事人员的需求增加,而我国教育规模的扩张则为此提供了大量 高素质劳动力。从图3可以看到,2017年,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 9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甚至达到了100%,这说明我国义务教育已 National social sclences atal
其他时期，相对流动率都是下降的，但总流动率则持续上升，说明总流 动率的上升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相对流动率，主要取决于结构流动率的 提高，而结构流动率的提高又主要是因为社会职业结构变迁带来的。 不过，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职业结构变迁除了由工业 化推动之外，经济体制转型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图 ２利用人口普查数据给出了我国近 ３０年职业结构的变化。可 以看到，我国体力劳动人员（包括农林牧渔生产相关人员与生产运输 设备操作相关人员）的比例从 １９９０年的 ８６％下降到 ２０１６年的 ５１％。 这就意味着，１９９０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中，只有 １４％的人能够成为 非体力劳动者，但 ３０年后，等他们子代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将有 ４９％ 的人能够成为非体力劳动者，其机会是他们父代的 ３倍多。这一社会 职业结构变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特别是最近二十年变化速度更 快。因此，我国代际流动的总流动率在最近二十年里从 ４９％快速上升 到 ７１％，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职业结构变化造成的。具体机制包括两 方面。 数据来源：《中国就业和人口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 图 ２ 我国职业结构变迁（１９９０－２０１６年） 首先，随着职业技术的发展与科层组织的膨胀，社会对专业技术人 员与办事人员的需求增加，而我国教育规模的扩张则为此提供了大量 高素质劳动力。从图 ３可以看到，２０１７年，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 ９９９％，初中阶段毛入学率甚至达到了 １００％，这说明我国义务教育已 ７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固化还是流动？
社会学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20186 经基本普及。从1998年开始,我国开始实行大学扩招政策,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迅速从1978年的2.7%增长到2017年45.7%。 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初中阶段毛入学率 一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一◆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品音音食音音 女女女女攻 ◆ 9781991199319971999200120032005200720092011201320152017(年份) 数据来源:2001年及之前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2001年之后 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部公布的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图3我国各阶段学校入学率变化(1978-2016年) 人数 少心小心小少小心小少心心心心小小小年份) 据来源:1989、1993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其他年份数据来源于 国家统计局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图4外出务工农民工人数变化(1989-2017年) 其次,经济体制的转型同样加快了社会职业结构变迁。体制转型 首先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管理制度的变化(特别是从国家分配 到自主择业政策的转变)与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得城市与农村大量的 剩余劳动力能够相对自由地迁移,如图4所示,从1989年到2017年 8 National social sclences atal
经基本普及。从 １９９８年开始，我国开始实行大学扩招政策，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迅速从 １９７８年的 ２７％增长到 ２０１７年 ４５７％。 数据来源：２００１年及之前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０１年之后 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部公布的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图 ３ 我国各阶段学校入学率变化（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 数据来源：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其他年份数据来源于 国家统计局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图 ４ 外出务工农民工人数变化（１９８９－２０１７年） 其次，经济体制的转型同样加快了社会职业结构变迁。体制转型 首先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管理制度的变化（特别是从国家分配 到自主择业政策的转变）与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得城市与农村大量的 剩余劳动力能够相对自由地迁移，如图 ４所示，从 １９８９年到 ２０１７年 ８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６
马克恩主义社会学专栏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固化还是流动 一国有单位就业人口百分比一一集体单位就业人口百分比 一其他单位就业人口百分比 少心少少心少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图5分登记注册类型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末人数构成(1978-2016年) 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数从3000万激增至1.72亿。与此同时,私营 经济部门的迅速崛起则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图5显示,改革以来,我 国城镇国有单位与集体单位就业人口比例持续下降,而其他单位就业 人口比例则持续上升。正是因为自由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许多原 本出身于劣势家庭、尤其是农民家庭的人,通过在非国有部门中就业成 为工人、办事人员、个体户等,实现了向上的代际流动。 (三)相对流动率的变化 如前所示,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代际流动的相对流动率呈现出 一个先下降、再上升、最后又出现下降的倒N型过程。在本文看来,相 对流动率的升降主要取决于绩效主义原则的扩散效应与再生产效应的 相对强弱,而这两个效应具体体现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领域。下面分 三个时期来具体分析相对流动率的变迁过程。 1.改革初期(1978-1989年)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平均主义政策与政治运 动,对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较大程度的重组,出现了所谓“去分 层化”的现象,使得当时的社会出现了较高的相对流动率( Parish, 1984)。以教育获得为例,国家对教育机会的分配进行直接干预,使得 受教育机会明显向工人和农民的子女倾斜,这就使得当时的教育机会 分配相对平等,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联减弱,而且随着时间的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atal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图 ５ 分登记注册类型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末人数构成（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 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数从 ３０００万激增至 １７２亿。与此同时，私营 经济部门的迅速崛起则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图 ５显示，改革以来，我 国城镇国有单位与集体单位就业人口比例持续下降，而其他单位就业 人口比例则持续上升。正是因为自由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许多原 本出身于劣势家庭、尤其是农民家庭的人，通过在非国有部门中就业成 为工人、办事人员、个体户等，实现了向上的代际流动。 （三）相对流动率的变化 如前所示，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代际流动的相对流动率呈现出 一个先下降、再上升、最后又出现下降的倒 Ｎ型过程。在本文看来，相 对流动率的升降主要取决于绩效主义原则的扩散效应与再生产效应的 相对强弱，而这两个效应具体体现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领域。下面分 三个时期来具体分析相对流动率的变迁过程。 １．改革初期（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平均主义政策与政治运 动，对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较大程度的重组，出现了所谓“去分 层化”的现象，使得当时的社会出现了较高的相对流动率（Ｐａｒｉｓｈ， １９８４）。以教育获得为例，国家对教育机会的分配进行直接干预，使得 受教育机会明显向工人和农民的子女倾斜，这就使得当时的教育机会 分配相对平等，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联减弱，而且随着时间的 ９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固化还是流动？
社会学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20186 延续,这种平等化程度日益增强,并在改革开放前达到顶点(Deng& Treiman,1997;李春玲,2003a;李煜,2006;郝大海,2007)。 然而,改革前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原本是想巩固 “去分层化”的结构,但却造成了一个意外结果:这些运动不仅使得人 们摆脱了传统社会的家族伦理的限制,同时也削弱了人们对于政治价 值的信任,进而使得人们向日常生活中撤退,个人生活的价值重新得到 肯定,正因为此,人们开始以更理性的态度看待子女的升学、就业问题 (孙立平,1996;郝大海、王卫东,20090)。等到国家在改革之后放开制 度限制,逐渐取消“去分层化”政策,如恢复“择优录取”的高考制度、允 许下乡青年返城、自由就业等,阶层再生产机制就重新发挥作用,家庭 背景的影响在教育领域与劳动力市场中同时显现。 从教育获得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教育机会不平等显著增强 (Deng& Treiman,1997;李春玲,2003a;李煜,2006;郝大海,2007),有 学者甚至发现,教育机会不平等在临近改革开放的时期就有所恢复,以 家庭为单位的个体要么努力抗拒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冲击,要么利用这 种冲击所造成的混乱,通过权力因素保护其子女免受国家政策的负面 影响,延续了教育获得模式中的代际影响(刘精明,1999;zhou&Hou, 1999)。图6展示了不同家庭背景的群体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的变化。 由图6可知,在改革初期的10年间,出身于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 般非体力人员家庭的人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显著提高,均超过了11 年。相比之下,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人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则没有显著 的变化。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代际继承的增强。例 如,有研究发现,许多出身于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下乡知识 青年,在20世纪80年代离开农村后均通过教育途径获得了管理和专 业技术工作,缩小了与其父母的差距( Davis,1992)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在改革初期,由于并不存在一个相对自由竞争 的劳动力市场,尽管个体、私营经济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但仍是零星 的、局部的,原有的城市劳动力管理体系在80年代得以延续,大部分人 的工作仍由国家统一安置,个人很难自主选择工作或更换工作。在再 分配经济体制中,工作单位是国家分配社会资源的基本单元,而这些资 源往往是单位职工劳动报酬的基础,因此单位地位才是衡量人们社会 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Lin&Bian,1991)。在上述背景下,家庭所拥有 的强关系能够帮助子女找到分配工作的关键人,从而能够分配到一个 10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atal
延续，这种平等化程度日益增强，并在改革开放前达到顶点（Ｄｅｎｇ＆ Ｔｒｅｉｍａｎ，１９９７；李春玲，２００３ａ；李煜，２００６；郝大海，２００７）。 然而，改革前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原本是想巩固 “去分层化”的结构，但却造成了一个意外结果：这些运动不仅使得人 们摆脱了传统社会的家族伦理的限制，同时也削弱了人们对于政治价 值的信任，进而使得人们向日常生活中撤退，个人生活的价值重新得到 肯定，正因为此，人们开始以更理性的态度看待子女的升学、就业问题 （孙立平，１９９６；郝大海、王卫东，２００９）。等到国家在改革之后放开制 度限制，逐渐取消“去分层化”政策，如恢复“择优录取”的高考制度、允 许下乡青年返城、自由就业等，阶层再生产机制就重新发挥作用，家庭 背景的影响在教育领域与劳动力市场中同时显现。 从教育获得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教育机会不平等显著增强 （Ｄｅｎｇ＆Ｔｒｅｉｍａｎ，１９９７；李春玲，２００３ａ；李煜，２００６；郝大海，２００７），有 学者甚至发现，教育机会不平等在临近改革开放的时期就有所恢复，以 家庭为单位的个体要么努力抗拒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冲击，要么利用这 种冲击所造成的混乱，通过权力因素保护其子女免受国家政策的负面 影响，延续了教育获得模式中的代际影响（刘精明，１９９９；Ｚｈｏｕ＆Ｈｏｕ， １９９９）。图 ６展示了不同家庭背景的群体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的变化。 由图 ６可知，在改革初期的 １０年间，出身于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 一般非体力人员家庭的人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显著提高，均超过了 １１ 年。相比之下，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人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则没有显著 的变化。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代际继承的增强。例 如，有研究发现，许多出身于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下乡知识 青年，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离开农村后均通过教育途径获得了管理和专 业技术工作，缩小了与其父母的差距（Ｄａｖｉｓ，１９９２）。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在改革初期，由于并不存在一个相对自由竞争 的劳动力市场，尽管个体、私营经济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但仍是零星 的、局部的，原有的城市劳动力管理体系在 ８０年代得以延续，大部分人 的工作仍由国家统一安置，个人很难自主选择工作或更换工作。在再 分配经济体制中，工作单位是国家分配社会资源的基本单元，而这些资 源往往是单位职工劳动报酬的基础，因此单位地位才是衡量人们社会 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Ｌｉｎ＆Ｂｉａｎ，１９９１）。在上述背景下，家庭所拥有 的强关系能够帮助子女找到分配工作的关键人，从而能够分配到一个 １０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