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年由旧时私塾的个别教学转变为班级上课，塾师多未知如何应对。五段教授法初行，教学上好象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技巧。当时我国的实施，除“五段”外，也有“四段”、“三段”的（注：俞子夷遗作：《现代我国小学教学法演变一斑一一个回忆简录：二、赫尔巴特五段法》，《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7年第4期，第55-58页。）。当时，如《教育丛书》（罗振玉编，教育世界社印行），1901年刊行初集的第1册，称赫尔巴特（当时译为“海鲁伯尔”、“费尔巴尔图"等）为教育改良家之泰斗”，说他的“教育之法，依统编定，真全体闳深肃括，其各部周匝致密，升教育学于科学之地位，而创立今日之教育学”。初集的第4册为《教授学》专集，详细叙述赫尔巴特学派的教学论，并附有六种学科的“教授案”。《教育丛书》的第3集，为《费尔巴尔图派之教育》，是据中岛端译德加谟(CharlesDeGarmo)1895年出版的《赫尔巴特与赫尔巴特学派(HerbartandtheHerbartians)》转译。当时还没有引进赫尔巴特的完整的作为学科代表作的《普通教育学》。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招生，据《饮定考选入学章程》，须考“教育学大义”。有一份试题是这样的：第一题，“孔子言上智下愚不移，而孟子乃日人皆可以为尧舜。其旨异同，盖举其大义以对”；第二题，“教育学以伦理学、心理学为根据，试阐其理”（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939页。）。可说试题是一中一西、一古一今的。学部成立于1905年。中国教育史上教育行政有国家正式领导机构从此肇始。当年学部为译学馆甲班学员毕业时命的教育学试题，其中一题为：“莱因瓦（按：即莱因）之五教段，能一一举之否。”（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942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在我国已居有官方的“席位”了。二
11 我国当年由旧时私塾的个别教学转变为班级上课，塾师多未知如何应对。五 段教授法初行，教学上好象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技巧。当时我国的实施，除“五段” 外，也有“四段”、“三段”的（注：俞子夷遗作：《现代我国小学教学法演变一斑 ——一个回忆简录：二、赫尔巴特五段法》，《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7 年第 4 期，第 55-58 页。）。 当时，如《教育丛书》（罗振玉编，教育世界社印行），1901 年刊行初集 的第 1 册，称赫尔巴特（当时译为“海鲁伯尔”、“费尔巴尔图”等）为“教育改良 家之泰斗”，说他的“教育之法，依统编定，真全体闳深肃括，其各部周匝致密， 升教育学于科学之地位，而创立今日之教育学”。初集的第 4 册为《教授学》专 集，详细叙述赫尔巴特学派的教学论，并附有六种学科的“教授案”。《教育丛书》 的第 3 集，为《费尔巴尔图派之教育》，是据中岛端译德加谟(Charles De Garmo)1895 年出版的《赫尔巴特与赫尔巴特学派(Herbart and the Herbartians)》 转译。当时还没有引进赫尔巴特的完整的作为学科代表作的《普通教育学》。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招生，据《饮定考选入学章程》，须考“教育学大义”。有 一份试题是这样的：第一题，“孔子言上智下愚不移，而孟子乃曰人皆可以为尧 舜。其旨异同，盖举其大义以对”；第二题，“教育学以伦理学、心理学为根据， 试阐其理”（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 辑上册），第 939 页。）。可说 试题是一中一西、一古一今的。学部成立于 1905 年。中国教育史上教育行政有 国家正式领导机构从此肇始。当年学部为译学馆甲班学员毕业时命的教育学试 题，其中一题为：“莱因瓦（按：即莱因）之五教段，能一一举之否。”（注：《中 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 辑上册），第 942 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赫尔巴特 学派的教育学在我国已居有官方的“席位”了
在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步入我国之际，以近代而言，西方其它教育学说也陆续来华，如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斯宾塞、尼采的教育思想以及拿托普(P.Natorp)的社会教育学等。1892年，由赫尔巴特的再传弟子莱因(W.Rein)的美国学生德加谟、麦克默里兄弟（C.McMurry&F.McMurry）等发起，在美国组成赫尔巴特俱乐部(HerbartClub)”。1895年，仿照耶拿大学成立了“全国赫尔巴特教育科学研究学会(NationalHerbartSocietyfortheScientificStudyofEducation）”，简称全国赫尔巴特学会(National HerbartSociety)"。杜威也是这个学会的理事。他的论文：《与意志有关的兴趣(Interest asRelated toWill)》发表在这个学会《1895年赫尔巴特年鉴增刊二》（1896)上；《文化分期理论的解释(Interpretationof theCulture-EpochTheory)》发表在这个学会《第二本年鉴》（1896)上；《教育学的伦理学原理之基础(EthicalPrinciples UnderlyingEducation)》载于这个学会《第三本年鉴》（1897)上（注：简·杜威著、单中惠编译：《杜威传》（附录二）杜威著作目录，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8-89页。）。1901年（注：下列注(27)的三书均为1902年，误，应为1901年（见S.Jaszczak(ed.)EncyclopediaofAssociations,31sted.P.1014,1996）。），这个学会又改名为"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学会(National SocietyfortheScientificStudyofEducation)”，在这里，它脱掉了“赫尔巴特”的帽子”。1910年再改为"全国教育研究学会(National Societyforthe Studyof Education,NSSE)(注:F.Eby&C.F.Arrowood,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1934,19thprinting.p.787,1946;W.F.Connell,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World,P.611980；滕大春：《美国教育史》，人教社1994年版，第614-615页。）。20世纪初，原来那些赫尔巴特学派的中坚，象德加谟、麦克默里兄弟等等，逐2
12 在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步入我国之际，以近代而言，西方其它教育学说也 陆续来华，如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斯宾塞、尼采的教育思想， 以及拿托普(P.Natorp)的社会教育学等。 1892 年，由赫尔巴特的再传弟子莱因(W.Rein)的美国学生德加谟、麦克默里 兄弟(C.McMurry & F.McMurry)等发起，在美国组成“赫尔巴特俱乐部(Herbart Club)”。1895 年，仿照耶拿大学成立了“全国赫尔巴特教育科学研究学会 (NationalHerbart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ducation)”， 简称“全国赫尔巴 特学会(National Herbart Society)”。杜威也是这个学会的理事。他的论文：《与意 志有关的兴趣(Interest as Related to Will)》发表在这个学会《1895 年赫尔巴特年 鉴增刊二》(1896)上；《文化分期理论的解释(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e-Epoch Theory)》发表在这个学会《第二本年鉴》(1896)上；《教育学的伦理学原理之基 础(Ethical Principles Underlying Education)》载于这个学会《第三本年鉴》(1897) 上（注：简·杜威著、单中惠编译：《杜威传》〔附录二〕杜威著作目录，安徽 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8-89 页。）。1901 年（注：下列注(27)的三书均为 1902 年，误，应为 1901 年〔见 S.Jaszczak(ed.)Encyclopedia of Associations,31st ed.P.1014,1996〕。），这个学会又改名为“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学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Education)”，在这里，它脱掉了“赫尔巴特”的“帽子”。1910 年再改为“全国教育研究学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NSSE)” （注：F.Eby & C.F.Arrowood,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1934,19th printing,p.787,1946;W.F.Connell,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P.61,1980；滕大春：《美国教育史》，人教社 1994 年版，第 614-615 页。）。 20 世纪初，原来那些赫尔巴特学派的中坚，象德加谟、麦克默里兄弟等等，逐
步地离开赫尔巴特学派，逐步地成为坚定的杜威学派了（注：W.F.Connell,AHistoryofEducationintheTwentiethCenturyWorld,P.69,1980.参见康内尔著、张法琨、方能达、李乐天等译：《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人教社1990年版，第139-140页；康纳尔著，孟湘砥、胡若愚主译，周定之、张文庭校：《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就国际范围来说，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影响将近半个世纪，它的全盛时期也许是在1880年左右至1910年左右；20世纪开始不久，就逐渐地倾向于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从国际范围说，实验主义教育学大致也影响了近半个世纪。它们有其各自出现的时代，真是“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我国以翻译日本的教育学为主、以自己编著为辅的局面并没有维持过久。至1915年左右，无论是“翻译”还是“自己编著”，都进入低谷。这意味着这一阶段己近尾声。第二阶段(1919-1949)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在我国传播了。例如1912年，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以及他1915年在巴拿马举行的万国教育会议"上提出的《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1918年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省小学会议欢迎会”上的演说《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还有1919年杜威来华前，在北京青年会的演说《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都谈到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我国的一些报刊上也有介绍，例如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于1917年就发表过《台威氏之教育哲学》、《台威氏明日之学校》（按：台威即杜威）等文3
13 步地离开赫尔巴特学派，逐步地成为坚定的杜威学派了（注：W.F.Connell,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P.69,1980.参见康内尔著、张法 琨、方能达、李乐天等译：《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人教社 1990 年版，第 139-140 页；康纳尔著，孟湘砥、胡若愚主译，周定之、张文庭校：《二十世纪世界教育 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0 页。）。 就国际范围来说，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影响将近半个世纪，它的全盛时期， 也许是在 1880 年左右至 1910 年左右；20 世纪开始不久，就逐渐地倾向于杜威 的实验主义教育学。从国际范围说，实验主义教育学大致也影响了近半个世纪。 它们有其各自出现的时代，真是“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注：马克思：《政 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113 页。）。 我国以翻译日本的教育学为主、以自己编著为辅的局面并没有维持过久。至 1915 年左右，无论是“翻译”还是“自己编著”，都进入低谷。这意味着这一阶段已 近尾声。 第二阶段(1919-1949) 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早在 20 世纪初期，就开始在我国传播了。例如 1912 年，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以及他 1915 年在巴拿马举行的“万国教 育会议”上提出的《1900 年以来教育之进步》，1918 年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 省小学会议欢迎会”上的演说《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还有 1919 年杜威来华 前，在北京青年会的演说《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都谈到了杜威的教育思 想。我国的一些报刊上也有介绍，例如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于 1917 年就 发表过《台威氏之教育哲学》、《台威氏明日之学校》（按：台威即杜威）等文
章；1918年又发表《今后之学校》的连载，系摘译杜威与伊夫琳·杜威合著的《明日之学校(SchoolofTomorrow)》等。1919年，杜威应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师等五单位之邀访华。他来华前夕，陶行知在3月31日的《时报·教育周刊》上发表了《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胡适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实验主义》（注：《胡适文存》第1集第2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的《实验主义》一文是1919年7月的改定稿”。），并发表在当年4月的《新青年》上；4月，《新教育》第1卷第3期刊出专号“杜威号”，登载《杜威先生传略》、杜威肖像、杜威偕夫人参观上海申报馆照片，胡适的《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杜威的教育哲学》以及上述的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实验主义》，蒋梦麟的《杜威之伦理学》和《杜威之道德教育》（注：《新教育》第1卷第3期，载蒋梦麟的《杜威之伦理学》和《杜威之道德教育》为前、后两篇；前篇署名，后篇未署名。或谓蒋文前篇为《杜威之人生哲学》（见曲识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3～89页），与《新教育》第1卷第3期题目在形式上未符，文字也有所改动。或谓《杜威之道德教育》为胡适的论文，误。），刘经庶（伯明）的《杜威之论理学》，朱进的《教育与社会》，还刊登了《记杜威博士的讲演大要：平民主义、平民主义的教育、平民主义教育的办法》，为杜威来华讲演开道。随着杜威1919年"五四运动"前四天即4月30日抵达上海，1921年7月11日回国，实验主义教育学在我国的传播达到了高峰。1919年5、6月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连载真常的译文：《教育上之民主主义》，系移译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and Education)》第七章《教育中的民主概念(TheDemocratic Conception inEducation)》；《教育潮》6月发表杨贤江转译吉田熊次4
14 章；1918 年又发表《今后之学校》的连载，系摘译杜威与伊夫琳·杜威合著的《明 日之学校(School of Tomorrow)》等。 1919 年，杜威应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师等五单位之邀访华。 他来华前夕，陶行知在 3 月 31 日的《时报·教育周刊》上发表了《介绍杜威先生 的教育学说》；胡适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实验主义》（注：《胡适文存》第 1 集第 2 卷（亚东图书馆 1921 年版）的《实验主义》一文是 1919 年 7 月的“改定 稿”。），并发表在当年 4 月的《新青年》上；4 月，《新教育》第 1 卷第 3 期 刊出专号“杜威号”，登载《杜威先生传略》、杜威肖像、杜威偕夫人参观上海申 报馆照片，胡适的《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杜威的教育哲学》以及上述的在 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实验主义》，蒋梦麟的《杜威之伦理学》和《杜威之道德教 育》（注：《新教育》第 1 卷第 3 期，载蒋梦麟的《杜威之伦理学》和《杜威之 道德教育》为前、后两篇；前篇署名，后篇未署名。或谓蒋文前篇为《杜威之人 生哲学》（见曲识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83～89 页），与《新教育》第 1 卷第 3 期题目在形式上未符，文字也有所改 动。或谓《杜威之道德教育》为胡适的论文，误。），刘经庶（伯明）的《杜威 之论理学》，朱进的《教育与社会》，还刊登了《记杜威博士的讲演大要：平民 主义、平民主义的教育、平民主义教育的办法》，为杜威来华讲演开道。 随着杜威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四天即 4 月 30 日抵达上海，1921 年 7 月 11 日回国，实验主义教育学在我国的传播达到了高峰。1919 年 5、6 月商务印书馆 的《教育杂志》，连载真常的译文：《教育上之民主主义》，系移译杜威《民主 主义与教育 (Democracy and Education)》第七章 《教育 中的民主 概念(The Democratic Conception in Education)》；《教育潮》6 月发表杨贤江转译吉田熊次
记录的杜威在日本的讲演《理科教授之目的》的译文；6月的《新中国》杂志上，又发表胡适的《杜威论思想》；7月6-9日的《民国日报觉悟》转载了蒋梦麟的《杜威之道德教育》一文；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的《教育丛刊》第1集，刊出了王文培的论文《杜威博士对于实业教育之意见》；陈兼善译的《杜威学校与社会之进步》和夏宇众译的《杜威教育学说之实地试验》。就是温州的“永嘉新学会"1919年第1期的《新学报》，也发表了许文的论文《杜威教育的观念》。1920年10月《中华教育界》发表《杜威的试验学校》和《杜威教育哲学讲演大纲》（作者讲稿）；12月，登载《杜威论工业教育在德谟克拉西的需要》的译文。在杜威离华前夕，胡适作了《杜威先生与中国》的讲演，并发表在7月的《东方杂志》上；当年秋季，胡适在北大还开设了“杜威著作选读"这门课程。杜威走后，1922年10月，《中华教育界》又刊出《杜威之教育学说》和《读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后的几个疑问》。1930年4月，在《教育杂志》上，还发表了杜佐周的《杜威与现代小学教育》；5月，发表了郑宗海（晓沧）的《杜威博士治学的精神及其教育学说的影响》，同年，郑宗海还在《儿童教育》第2卷第6期上发表《杜威博士教育学说的应用》一文。郑宗海的这两篇论文，寓有纪念杜威1929年70诞辰之意。1930年12月，《教育杂志》译载了杜威1928年写的《进步的教育与教育之科学(Progressive Education and the Science ofEduation)》；1935年第25卷第4期上，还发表了章育才译杜威1934年写的《教育的哲学基础(NeedforPhilosophyofEducation)》等等。杜威的重要教育著作，在我国20-40年代陆续翻译出版。如《我的教育学信条(MyPedagogicCrddd)》（1897）（郑晓沧译：《杜威氏之教育主义》，《新教育》1919年，第1卷第2期）；《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1899）（刘衡5
15 记录的杜威在日本的讲演《理科教授之目的》的译文；6 月的《新中国》杂志上， 又发表胡适的《杜威论思想》；7 月 6-9 日的《民国日报·觉悟》转载了蒋梦麟的 《杜威之道德教育》一文；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9 年的《教育丛刊》第 1 集， 刊出了王文培的论文《杜威博士对于实业教育之意见》；陈兼善译的《杜威学校 与社会之进步》和夏宇众译的《杜威教育学说之实地试验》。就是温州的“永嘉 新学会”1919 年第 1 期的《新学报》，也发表了许文锵的论文《杜威教育的观念》。 1920 年 10 月《中华教育界》发表《杜威的试验学校》和《杜威教育哲学讲演大 纲》（作者讲稿）；12 月，登载《杜威论工业教育在德谟克拉西的需要》的译 文。在杜威离华前夕，胡适作了《杜威先生与中国》的讲演，并发表在 7 月的《东 方杂志》上；当年秋季，胡适在北大还开设了“杜威著作选读”这门课程。 杜威走后，1922 年 10 月，《中华教育界》又刊出《杜威之教育学说》和《读 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后的几个疑问》。迨 1930 年 4 月，在《教育杂志》上， 还发表了杜佐周的《杜威与现代小学教育》；5 月，发表了郑宗海（晓沧）的《杜 威博士治学的精神及其教育学说的影响》，同年，郑宗海还在《儿童教育》第 2 卷第 6 期上发表《杜威博士教育学说的应用》一文。郑宗海的这两篇论文，寓有 纪念杜威 1929 年 70 诞辰之意。1930 年 12 月，《教育杂志》译载了杜威 1928 年写的《进步的教育与教育之科学(Progressive Education and the Science of Eduation)》；1935 年第 25 卷第 4 期上，还发表了章育才译杜威 1934 年写的《教 育的哲学基础(Need for Philosophy of Education)》等等。 杜威的重要教育著作，在我国 20-40 年代陆续翻译出版。如《我的教育学信 条(My Pedagogic Crddd)》(1897)（郑晓沧译：《杜威氏之教育主义》，《新教育》 1919 年，第 1 卷第 2 期）；《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1899)（刘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