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记解”，司马迁在书中也屡称“史记”，那都 泛指古史。 司马迁自序中提到“为太史公书”，似乎《太史 公书》是他所著书的原名。但东汉初的桓谭对此已 有疑问。王国维更详考西汉太史令没有自称“太史 公”的规矩，从而以为“原书本有小题而无大题”。 这一推断，可由两汉间对本书的称谓不确定得到 间接支持。但王国维以为《史记》成为司马迁书的 专称乃魏晋以后事的说法，却受到传世碑铭研究 者的直接否定，后者证实早在东汉后期已有此习 惯。 在司马迁以前，历史记录形式，已有注意历 史事件的时间联系的编年史，同代历史的空间差 异的阃别史，个人或群体的事迹活动的传记史， 并且已有多种形式组合而成的历史记录的雏型， 那就是《世本》。 正是综合了以往历史编纂学的成就，司马迁 开创了历史记录的新形式。它由五类著作组合而 成。 本纪，采用编年史形式，记载古今王权更迭 的系统大事记，又分合记一姓列王的王朝纪，单 记在位君主的帝王纪。在《史记》内凡十二篇。 表，以简明的表格，概括排列历代要人要事， 凡十篇。也分两种，一是事件表，综合介绍秦楚 ·16w
以前各时期的重要政治军事活动：一是人物表， 分别反映汉初以来统治集团重要人物的升迁浮 沉。 书，专叙制度史，凡八篇，分述礼仪、音乐、 兵制、历法、天文、宗教、水利、货币等领域的 所史变异。 世家，原是《世本》所立周代封国诸侯宗谱的 名称，司马迁逸用来记叙自西周至西汉主要的贵 族之家兴衰史，凡三十篇。同样分两种，对秦以 前独立诸侯国的宗族史，以国名篇；对先秦两汉 作为国君辅弼的大费族，则以人名篇。 列传，依次叙述人物事迹以传诸后世的著作 形式，由战国已有的个人传记发展而成。凡七十 篇。司马迁立传的标准在于取类型，对象包括社 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形式有独传，即一 人一传，合传，即二人以上共立一传：类传，描 写同类特殊人物的活动与影响；专传，以记周边 少数民族统治人物的活动为主。 五类著作总共一百三十篇，相互配合，形成 整体。按照司马迁的自述，本纪犹如法令的规条， 作为全书主干，而用表说明时势变化，用书说 明治道变化，写世家可见得君行道受土的重臣变 迁史，叙列传可见因时立功扬名的群英面面观。 司马迁以为，这样的组合形式，可以“原始察终， 。17÷
见盛观衰”，交织成历史的全景。 全书以写人为主，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和七 十列传互为经纬，十表和八书作为补充。这种绵 纂形式，旧称纪传体，固然可以显示它以人物传 记为主的特色，但不如称之为综合性通史，更可 表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初衷。 写作这样一部通史，本是司马谈的遗愿。现 存的《史记》中间，除了保存于自序里的《论六家要 旨》一文明白出于司马谈之手以外，还可能有司马 谈的遗篇。这由司马迁在其父弥留之际流泪保证 “请悉论先人所次旧南弗敢阙”云云、已可窥见消 息。 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司马迁对乃父遗篇都进 行过修改，现存那些带有司马谈痕迹的篇章，正 是修改未尽或者未及修改的反映。 司马迁何时开始写作《史记》，目前也只能存 疑。他自说继任太史令后便“轴史记石室金匮之 书”。石室、金匮都指非有特权不得入内的宫廷藏 书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正式着手编书，大约就 在太初元年（前104）改历的次年，那时他三十二 岁。 18
七、直言招祸 自公元前103年起，司马迁除了克尽天宫职 守，便在从事《史记》写作。岂知草创未就，就遭 横祸，因为替李陵辩护，被汉武帝投入牢狱。那 是天汉二年（前99），他三十七岁。 祸事的起因，仍得从太初改历说起。 太初元年，汉武帝刚过五十岁。在这以前的 三十年里，他连年发动战争，北击匈奴，南征南 越，打通了西域。收服了西南夷，扬威于朝鲜。 四面出击，大抵得胜，使统一帝国的版图空前扩 大，王朝也到达开国百年从没有过的鼎盛局面。 这切，怎么不使汉武帝感到上帝对他特别眷顾 呢？因此、新历完成，汉武帝便不顾天寒地冻，亲 至泰山向天帝报告改历改元事，祝辞说：“天增授 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复始。”（见《史记·封禅书》） 就是说，从此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不幸，就在此际，潜伏的社会危机却加速发 展。除战争需求外，汉武帝日益膨胀的个人著欲， 使他追步秦始皇的后尘，求仙，巡狩，封禅，起 明堂，造行宫。单由元封元年到七年，便两度北 巡南狩，三度登临泰山，扈从骑兵多达十八万，陆 行则“旌旗径干余里”，水行则“舳舻千里”（见《汉 ·191
书·武帝记》。关于汉武帝的求仙与封禅，《史记· 封禅书》记叙颇详，可参看)。如此豪奢，必须 抽调多少农业劳动力，加派多少额外负担，可想 而知。然而改历告成那年，汉武帝立即发动对大 宛的新战争，次年又再次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下 一年又东巡海上，求仙封禅。大宛远征军蒙受巨 大损失不过布得一批“犬马”。北征匈奴的两万骑 兵全军覆没，还引来奴入侵内地杀掠吏民。 “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史 记·封禅书》太史公日)。司马迁跟着汉武帝东西 南北奔波、身历目睹的一切，起他的深思，也 激起他的忧闷。这样的心情，在《史记》中能不表露 吗？ 《史记》自序中详记作者和壶遂的一次对话， 很能说明问题。壶遂是《太初历》的建议者和主持 者之一，颇受汉武帝赏识，有希望擢升丞相（参见 《史记·韩长襦列传》太史公日对壶遂的评论)。 他得知司马迁著史，便说司马迁竞想模仿孔子作 《春秋》，而孔子所以作《春秋》，是因为“上无明 君，下不得任用”，“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 职，万事既具，成各得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 明”？这个谴责是严厉的。尽管司马迁申辩著书只 为履行职守，旨在宣扬天子圣德，不敢自比孔子 作《春秋》云云，但能消除汉武帝及其亲倍大臣的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