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宪，不过是儒家伦理本位原则下对现行社会制度的修 补，是西方民主与中国知识分子初恋时期的变异。 四、日本模式 维新派知识分子身上的旧传统，并不影响他们作出超越前 人的贡献。 维新派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发展模式一日本模 式，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夷变夷的传统心理。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魏源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六十年代起洋务派官撩把它 付诸实践，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可是从魏 源到祥务派的观念中，都有两个浪本的缺陷：一是以礼义上国自 ,视西方国家为夷，二是只承认西方国家的技，而不承认西 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这两点缺陷根源于中国士大夫的传统文化 优越感。《减环志略》一书的作者徐继金被弹劾一事，最典型地 表现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所导致的偏狭情绪。《凉环志略》于1848 年刊行，作者锻取有关著作叙述各国风土人情、史地治革、社 会变迁。但是，因为“于‘英者利'三字，均未加犬旁，以致为言 客所弹劾”①。维新派知识分子开始摆脱这种偏狭情绪的羁绊， 从康有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新观念的轨迹。康有为 把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进行了比较，为什么日本“君 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具举”，而中国袤轰烈烈地搞了三十 多年祥务，“不睹其变，反以蔽奸”？同样目的的政策措施，为什 么“泰西行之面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蠢”饣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 中外政治体制不同，在于清政权继承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 政”②，皇室、官棕阶层和下层民众分别活动于相互隔绝的生 ①阿，山《六政推行要点》，《阉铂川先生言论类编》卷三（中），第9页。 ②《上清皇帝第一书》，《成戌变法》（二）第28页， .21·
存空间，没有对话和交流，“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高据于民众 之上的政权必然腐败。因为政权在其运作过程中没有监督，便 无法避免官僚阶层的腐化，他们“办事不按实，以粉饰为工， 疾苦不上闻，以摧坤为理”，“虽良法美意，反成巨害”。康有为 所以能得出上述结论，是因为他对日本明治维新有了初步了 解。他回忆说：“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 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讬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 猛，而成效之已著。”①因此，康有为严竣地指出，清政府面临 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是土耳其，它和中国一一样是个火国， “以不更化之故”陷于不国；一是日本，“蓑尔之岛，土地人民不 能当中国之十一”，以明治维新面富强。“以土之大，不更化则 削弱如此，以日之小，更化则骤强如彼#②。他指出“日本地势 近我，政裕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 手”，因此，必须“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 为政法”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戊戌前后知识分子讨论 的热点，·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改革思潮触及了人们的理论思 考。如果从儒家思想本位意识来着，那么，维新派知识分子与 祥务派官僚是相通的。但是，维新派主张引进“泰西政教之 学”、“日本明治政法”，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学习西方国 家的政治制度，从而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和实践趋势可能与经学 意识和纲常意识发生分离。 从日本模式的提出，我们着到两个逆反方向的统一。一个方 问是“马关条约”所引发的知识分子群众性救亡运动，坚决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表现为强烈的排斥性，另-个方 ①《进呈日本明治变法考序》，《戊戌变法》（三）第4可。 ③《上游皇帝第四书》，《戊戌变法》（二）第179页。 ③《上清坐帝第五书》，同上，第195页◆ ◆22·
向是要求走日本社会发展的道路，给中国民族精神注入新的活 力，表现为强烈的吸收性。排斥方向和吸收源泉都是日本，这 是近代历史上的奇观，它标志着日本西化成功对东方文化圈的 空前荡，标志着中国知拱分子经过漫长觉醒过程，开始滋生 对世界政治文化的认同心理，由这种认同心理产生的同步发展 愿望逐渐与拯救危亡的历史要求相适应，从而把学习西方的主 张提高到必须进行社会总体调控的认识水平。事实上反抗西方 与学习西方的辩证统一，是近代中国民族精神双向调节的关 键。下层民众那些富于原始而愚味形式的血相抗争（例如义和 团)，与先进知识分子发聋振聩的思考与呼号，同样是代表民 族觉醒过程的信息符号，值得理解和纪念。中国文化是以斋家 思想为主导、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在古代文明演进过 程中，汉文化发择了强大的同化功能，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光辉 历史、持久韧性和自我优越感。近代伴随着反抗西方侵略的斗 争，这种自我优越感和坚韧性质，转变为顽强的文化排异性。 它严重阻碍中国现实地面向世界。唯有知识分子主动地推进中 西文化的交流和融汇，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才会从无序性走向有 序性，走向理性精神的辉煌胜利。戊戌维新运动，正是这个有 序性的起点。 第三节 戊戌思潮的兴起和衰落 一、戊戌思潮的兴起 “公车上书”是维新派精英集团登上政治舞台的开端。它发 生于1895年4月，是由于日本逼签“中日和约”引起的，有关“马 关条约”的消息传来之后，“举国廷争，都人惶骇。当时汇集于北 ·23
京的大批举人尤其激昂。先是梁启超、任锡纯、文俊铎、谭绍棠 各联合广东、湖哺举人“上折拒和约”，接着福建、四川、江 西、费州、江苏、湖北、陕甘、广西、直隶、山东、山西、河 南、云南等省举人纷纷行动起来，“察院门外，车马填，冠汪 杂遝，音论谤积者，殆无虚暑”①。在此基础上，康有为以一 昼夜草万言书”，请求“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变 法成天下之治”.这份上书由1300多人签名，送到都察院。但都 察院拒绝接受。尽管如此，它打破了清政权统治下死水一谭的 沉闷局面，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救亡图存的改革方案，使知识分 子在社会的政治天平上，显示了自已的份量。“公车之人散面 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蔽开辟，实起点于斯 举”②。 “公车上书7之后，维新派以办报纸开学会为主要手段，继续 大张旗鼓地制造维新舆论。在整个维新运动期间，他们一共办 了三十多种报纸和七十几个学会，在组织知识分子、扩大维新 思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新派所举办的第一份报纸是《中 外纪闻》，酝酿于1895年5月，8月创刊，编辑是梁启超和麦 孟华。同时经过康、梁奔走游说而组织的第一个学会组织一一 强学会也在北京成立。11月，康有为到上海，在黄遵宪、陈三 立等人的协助下设立了强学会上海分会。次年1月，他们又在 上海创办《强学报》，由徐勤和何树龄负责。由于颜固派的集中 攻击，这两份报纸旋即被迫停刊，《强学报》仅出两期。1896年 夏天，维新派重振旗鼓，于8月份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黄遵 宪、汪康年、梁启超、麦孟华、欧架甲、章太炎都曾先后参与 编辑工作，为《时务报》积极写稿的还有吴沈学、孙同康、张寿 ①《公车上书记序》，《戊戌变法》（二)第154页. ②④檗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成变法》（一）箱290页。 24◆
波、姚锡光、赵向寐、汪大钧、伍廷芳、王国维，它的发行量 最高时达一万七千份，创国内报纸发行数字最高纪录。尤其梁 启超以时务文林著称的议论轰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致僻 壤穷驱，无不知有新会粱氏者”①。北京的开明官吏陈炽、天 津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南京的谭嗣同、湖南巡抚陈宝箴、杭州 知府林启等，都憎给予各种支持。1897年2月，维新派艾在澳 :门创办了《知新报》，康有为、梁启超、何廷光、康广仁、何树 龄、韩文举、徐勒、吴恒炜、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康同 薇等人参与编辑或撰述，是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阵地。以 上《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是以康有为 万木草堂的基本队伍为核心班底的，例如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 弟，康同薇是他的女儿，麦孟华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女婿，梁启 超、徐勤、欧架甲、何树龄、韩文举等人都是康的学生。康有 为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保国保教保种”。康有为指出，中国面 临被瓜分豆剖的危险，“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牌，甘东耽”， 其余还有十儿个列强“磨牙诞舌，思分其余”，因此，“事势馋 馋，不可终日”，“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中，肝寝于火薪之上”， 如果再不急起救亡，必将“肝脑原野，衣冠涂炭”，“神明之种 族，岂可言哉”②。如何才能避免例如印度、安南、朝鲜、上耳 其等国家遭芝的那种厄运呢？根本的出路在自强不息，以智自 强，“学则智，群则强”③。因此，必列发汤光大孔学，“保圣教 之不失”。他号召“我四万万人知身之不保，移其营私之心，以 营一大公，知家之不保，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国”，人人 ①《戊成变法》（四）第7页。 ②《强学会叙》，《戊成变法》（四）第384页， ③®《上萍强半会叙》，问上，第388页。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