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知诵习，而民间亦教本励行，即移孝作忠之道，胥由于此。”① “逆命利君谓之忠”，人们世世代代都这么思考着，然而到了外 敌入侵，狼烟遍地的年代，满腹经纶的秀才举子们又在想些什 么呢？ 第二节· 激进知识分子的出现 、 “甲午”刺激 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溃败，刺激了近代科举知识分子， 使他们高举数亡图存的旗积，登上了政治舞台。 知识分子的觉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里程碑。鸦片战争 后半个世纪中，中国屡道侵略，知识分子从群体上看依然缺乏 政治觉醒意识，可是为什么甲午战争却把他们推上了历史舞 台？首先，这是由于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空前的民族灾难。 在这场战争中民众饱受战乱之苦，甚至清政府的中下层官吏， 也直接受到影响。形势吃紧之时，“各省京官纷纷出京，儿乎十 室九空，流散情形，不堪目睹⑨。战后赔款之巨，割地之苣， 史无前例，热血之士，无不认为丧权辱国。在中国人的传统观 念中，中国是礼义上邦，日本则不过东瀛小夷。而现在堂堂 礼义上邦竞不得不向东游小夷屈辱求和，它无疑当头棒喝， 强烈地激起了知识分子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唐才常说：“会 东事起，水陆诸军，遗败不可收拾，警报日夕数至。朝野上下， 甓慎失图。于是乡曲之儒，谈虎色变，亦稍稍生热力、萌动机 ①《学故汇鐮》内编，卷35。 @刘光第《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浓堂手札》第43函，《刘州第第》第255成。 “11 . ·23
矣。”①其次，经过鸿片战争之后半个世纪的中外交往，以及西 方文化的逐步传播，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下层知识分子，也 改变了对外部世界的一无所知，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资 本主义世界的许多信息，从而逐步产生了变革图强的愿望。早 在甲午战争之前十多年，就不断有人指出，日本经过了明治维 新，正在锐意进取，发愤图强，因此，清政府应当急起直追。 郑规应曾指出：“日本初亦受其骏削…厥后其王游历各国面 归，窥见利病之故，乃下令国中，大为振作，讲求商务。”@ 王韬也赞扬日本乃“海东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颅革平 肯因循之弊”®。这一点，在维新派的政治领袖康有为的身上 也表现出来。康有为(1858一1927)，广东南海人、1888年， 他上书清皇帝，他说：“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 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報夷，欧洲大国，腕之不 敢同”；“自改纪庶，日夜谋我，~外购快舰，大小已三十艘，将 剪朝鲜而窥我边。”④他指出，清政府面临着“外夷交迫”，“兵 羽财穷”，“天时人事，危乱将至”的形势，必须改革图存。第 三，正由于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的逐步了解，以及他们对 西方文化的耳濡目染，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开始变化。康有为 回忆，.他于1879年“得《西国近事汇编》、李☐《环游地球新录》 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美丽，道路之整洁， 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狄夷视之”®。 这证明，·近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渐渐摆脱“尊王攘夷”的传 ①《端阳兴算记》，.《唐才常集》第158页， @《盛世危言》，《成戌变法》《一)第81页， ⑧《我园文承外编》（一）第142页。 ④《戊戌变法》《一)第124页◆ ⑤《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15页。 ·12
统恩维方式，开始从中西方二元文化的高度上考虑救国方案。 一个知识分子党醒的新时代总经来到了。 二、·新思想的闪光 科举危机与甲午战争刺激下通现出来的维新派知识分子， 是在民族危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社会精英集团。 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初期基本队伍，形成于万木草堂时期。 康有为于1888年开始投身社会政治活动。该年他上书光绪，要 求“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那时候普通民众无权参与政 治，康有为打破了常规，于是“天下皆以为狂”①。接着他又致 信翁同酥、徐桐等人，“书陈大计而责之”②。这种出格的举 动，后来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890年他参加顺天乡试，本 已内定为第三名，徐桐说：“妒此狂生，不可中。”®结果名落 孙山。康有为的爱国心受到极大打击，他愤愤不平地写道： “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只愁莽葬乾坤大，无 处沧浪著钓舟”。次年起，在广州万木草堂专心讲学，决意不 问世寧。但这时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慕名而来，其中姣姣者有 康广仁、曾泰、陈千秋、梁启超、徐勤、林主、~麦孟华、韩文 举等。陈千秋和曹泰分别于26岁和24岁早逝。梁启超说，在草 堂中“两君置为都讲，答问析疑，悉当师说。草堂后进，受其 裁成者过半”④。可惜天不假年，康有为有诗哭道：“从古奇才 多短命，丛兰早败惨秋风。” 康有为是万木草堂的精神领袖，他的反科举思想和儒学辨 ①碳有为《三月二十七日国会上放讲会词》，《戊戌变祛》（四）第40& 页。 ②③《康南海自编年语》，《求戌变法》（四）第120页，第123页。 ④《成成变法》（四）第340页， *13·
异方法论对青年知识分子发生了深刻影响。万木草堂的学生对 当时的风气作了这样的回忆：“1891至1894这四年间，学生各 个家庭间，均有相当不安的冲动。康先生只主张废科举，而学 生则力攻八般文，不肯考试。于是有父兄的家庭，大不以为 然，谓不过考还读甚么书，如果要入万木草堂，则学费就不给 了。”①康有为的儒学辨异方法论对青年的吸引力更大。康有 为示草堂诸子的诗公然标明“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 殃，大间道隐礼经在，未济占成易说亡。良史莫如两司马，传 经只有一公羊，群龙无首谁知吉，自有乾元大统长”②。他认 为当前通行的儒家典籍都是伪版，需要进行认真的鉴别，然后 才能准确地理解儒家思想。这一方法论十足成为现行理论界的 异端，梁启超说：“此说一出，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代正 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背须重新检查估 价。”⑧后来梁启超回忆他和康有为初次接触时的印象时说：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 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 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 竞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自是决然舍去旧学， 自退出学海堂而间业请谒南海之门。”④儒学辨异方法论充分 满足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求知欲，唤起了他们对官方意识形态的 怀疑，激发了他们的批判精神。 主张经世致用，受到近代西学知识的启迪，是康有为早期思 想趋向微进的两个重要因素。我们可以把康有为和洪秀全的思 ①梁启肋《“万木草逃”间记》，《文史资料选期》第25辑，第69页， ②《糜南海先生诗然》，《戊戌变法》（四）第339页。 ③《清代学术新论》，《戊戌变法》（一）第铭6页。 ④《三十白述》·《我戌变法》（一）第4页， *14·
想变化作一个比较。洪仁计回忆说，洪秀全1837年在广州龙藏 街遇现一道士，道士对他说：“功名二宇，尔应大受、切勿忧， 忧必病”，“殊此科揭榜不售，心中忧愤…回家果得一病，不 省人事…至四十余日，性灵复元，默然静思，慨然大志”①。 洪秀全从此与科举诀别，投入发动起义的宣传组织工作。洪秀 全走向造反是功名欲望无法满足，在极端怨恨情绪基础上产生 叛逆意识的结果。当然无论古代还是近代，类似洪秀全聚众造 反的知识分子是屈指可数的。撇开社会条件不谈，一般说来， 知识分子的功名意识，受到儒家思想和封建伦理思想的制约， 很难转化为叛逆意识。康有为与洪秀全正好相反，他是由于对 空疏儒家教义和须琐考锯的厌恶，对社会契实的不满而发展到 对科举考试的厌恶。二十一岁的时候是康有为生活道路的重要 转折，他回忆说：当时“以日埋故纸堆中，沿其灵明，渐厌之。 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 面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阴，静坐养 心，…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 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面哭；忽思有亲不事，则何 学为…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②。第二年他 开始对《天下郡国利病书》之类的书籍发生兴趣，并且到过香 港，接触到西方国家历史地理知识，于是“谢绝时文，并不就 试”，“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二十五岁时“大讲西学， 始尽释故见”康有为对科举制度的深恶痛绝和他的儒学辨异方 法论，使他的阜期思想具有相当的战斗意义，从而理所当然地 担当了联结旧思想与新思潮的煤介。 ①《洪仁订白述》，见《太平天国》第二册， ②《康南海自编年满》，《戊戌变法》（四）第114页。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