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中国学术史 夜、山的向阳面和背阳面以及南北方位等都赋予阳与阴的称谓。西 周初年的《诗·大雅·公刘》巾“既景酒冈，相其阴阳”已将阴和阳合 成反义并列的词汇，而且使用了引申义，但仍然仅特指山的两面，即 只有具体的含义。而伯阳父所说的“阳伏”、“阴迫”中的阴、阳，已不 再是现实的具体事物，而是抽象的拟托，这完成了上：古阴阳概念从具 体实指向抽象意义进展的关键一步，这给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影响 是深远而巨大的，《易》学中的阴爻、阳爻名称及阴阳交感观念，是在伯 阳父说法基础上的进…步发展，后来，“阴阳”成为古代各个学派应用 最广泛的范畴之一，以论证或阐释各种相对立、相对应的现象。 伯阳父还提出“天地之气”的概念，“气”本是古人从自然中观察 得到的具体现象，但“天地之气”则已经是具有抽象意义的东西，再 与阴阳观念联系而说成阴阳二气，那么“气”既可以是存于天地的精 神力量（如“正气”、“邪气”），也可以是最原初的物质形态，就是说 “气”与“阴阳二气”的概念具有很大的涵括意义与思维发挥的空间， 使之成为古代学术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哲理性范畴，不同学者以各白 的阐释作出丰富多彩的学术建树。不仅学术思想界，举凡天文、地 理、生理、医学、音乐、宗教，迷信等等领域也都广泛使用“阴阳二气” 来说明现象、论述见解，这-一类思维模式的形成，可溯源自伯阳父对 有关概念的表述。 史伯姓伯，周幽王时官任太史，故称史伯。有人认为他就是伯阳 父，但缺乏有力证据。太史是西周的史官，负责记录史事、掌管历法、 法规、国家文书以及卜筮一类事务。史伯身任此官，当其备较高的知 识水平，《国语·郑语》记载他与郑桓公对话时谈到了周朝衰落的问 题，时间比伯阳父的议论稍晚几年： 《泰哲》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周）王弃高明昭显， 而好谗蕙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 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 同神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
第一章中国传统学术源头的先秦时期29 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 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 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炫极。故王者居九赅之田，收经 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 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则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 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 也而与割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这段议论表现出周密的逻辑思维，论述了“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的道理，提出“和”与“同”这一对哲理性概念，将中国古代学术思 想推进了一一大北。对白然界与社会生活中“同”的否定，从理论上批 判了绝对的同一，“同则不继”是说假如只有同一的事物，缺少其他 事物的配合，就不能生长与发展，自然界不会是清一色的“同”，社会 生活也不可能“同”，这是个规律。因为周工的“去和而取同”，造成 周朝的调敝、衰落。“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意思是如果仅仅把相同 的东西不断叠加，达到极端就会灭亡，人们必须按“和实生物”的规 律办事。“以他平他谓之和”，这里的“平”字是相互制约、相互配合 的意思，即经过不同事物的配合与制约才会有总体上的发展进步。 很明显，这里的“和”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同”则是非现实的、不 合规律的强求一致，“和”与“同”的处事态度是对立的，即在客观上， “和”是多元、多样的统一，在主观行为上“和”与“同”对立。可觅史 伯的“和同论”已经具有较丰富的内容与深刻的思想。 在论证“和实生物“之时，史伯举出“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 成百物”的依据，有的著述认为这第一次将五行作为最基本的物质， 其实不然。他在举证时是将其作为现成的常识来引述的，而没有予 以解释说明，此前一定草就形成了五行是构成万物最基木材料的观 念，如上文所述。称史伯首次提出这一哲理性见解，毋宁说在现存史 料中是他第一次记录了这个已形成的学术见解。至于将“和实生 物”、“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的理论称之为中国第一个完整
30中国学术史 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我们认为仍缺乏足够的依据，史伯的论述并 没有涉及世界的来源问题，没有涉及物质与精神孰为第一性的问题， 他可能接受五行搭配构成百物的观念，把五行视作基本的原物质， 但原初物从何而来？则是他未思考、未论述的。史伯其人有极浓厚 的天命论历史观念，上述引文已有“天夺之明”的天命论说法，而紧 随其下的大段言论完全是上天安排西周必然衰亡的历史神话，认为 “天之命此久矣，其有何可为乎！”①这岂能与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合 于一身？中国上古的天命论与唯心生义世界观，主要表现为上天、神 明控制着人世、预定了未来，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是迟至三国时期 《三五历记》一书才叙述的，而盘古也只是廓清已存在的混沌的天 地。因此，西周末年社会意识所关注的焦点没有所谓的“创世”问 题，史伯的论述也就不具备否定上帝造物的意义。 那么，史伯的上述议论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提出真正具备哲学思想性的范畴“和”与“同”，建立具有 严密逻辑性的“和同论”学说。史伯的议论是从政治问题开始的，西 周初年在政治上已经提出“德”、“殷鉴”等等抽象概念利理性的思 维，但还都是在社会、历史的范周内作出的概括，史伯则从政治问题 引申到最普遍的哲理上予以论述，“和”与“同”的范畴是对自然、社 会以及人们思想意图的抽象概括，“和同论”探寻的是自然、社会以 及思想认识的统一的规律，而后再以普遍规律说明具体的社会政治 问题，表明中国古代的理性思维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学术思想发 展的一个飞跃。 第二，实际上表达了对自然与社会的多元化、多样性的认识。从 史伯的议论可以看出，物有土、金、木、水、火，更由此而成百物，其他则 “五味”、“六律”、“七体”等等乃至“千品”、“万方”、“亿事”、“兆物”直 至于“姟极”即无穷，事物原本就是“和”而不“同”，不是由单一原初物 分化以形成万物，而是多种原初物相“和”而形成万物，是多元而非一 ①《国语》卷一六《郑语》，上海古箱出版社1989年版，下同
第一章中国传统学术源头的先秦时期31 元，多元相“和”的结果是世界的多样性，自然界如此，社会生活也如 此。这种认识来自对事物的直接观察，同时也是西周末年王室衰微， 诸侯国并兴而形成多极化政治势力在思想上的投影，史伯这次谈话最 后使提出晋、齐、秦等国将要强盛，请郑桓公做好应变准备。多元化的 世界观尽管具有严密逻辑性的叙述，但立足点仍是直观的、朴素的，它 不像将世界说成有惟一本原的那种认识能把论述导致精致与神秘，也 不如将事物分析为两极那样具备明显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 第三，在对不同事物之间关系的考察上建立了“和”的认识模 式，思想影响极其深远。在西周初年的《易经》中，即已具备丰富的 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念，其中吉与凶、损与益、谦与豫、君子与小人等 对立面之问有明显的矛盾斗争性。然而史伯“和同论”以事物的多 心化认识替代了矛盾对立的两极性分析，随之强调事物之间的配 合、融和及协调。显然不应完全否认“以他平他谓之和”带有辩证 法的因素，但“和同论”的理论基决定其走向蹒和、折中的认识路 线，这一思想影响古代学术发展的各个方面，不仅使对世界多元性 认识始终占据学术的一席之地，而旦渗入对事物矛盾两极性分析的 认识模式之中，形成一种将矛盾对立面也视为相“和”大系的思想， 在后来儒家学派的倡导下，“和”的观念作为观察、处理自然与社会 关系的：导标尺，天地、天人、阴阳之间等等都看成以和谐、配合为 主导，遂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一个极具特色的重要倾向。因 此，“和同论”的出现，实为我国上古学术思想发展的一大转机。 原始五行说、阴阳二气观念、和同论思想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中， 开辟了新的范畴与思维模式的源头，揭开思想抽象性与逻辑严密性 的新的一页，留下了继续进行学术探讨的广阔空间，预示了西周末年 以后中国学术将要出现空前发展局面的历史趋势。 五、天人之辩的新思潮 西周初年，统治者在总结“殷鉴”中已然在不否定天命的前提下 强调人事的作用，将绝对天命迷信的意识打开一道天人之辩的窗口
32中国学术史 西周末年，周王的权势下滑，社会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 者的腐败、统治秩序的亲乱，动摇了统治者提倡的信仰。随着生产的 发展，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思维能力的进步，关于天人之辩的思考 便冲破以往的藩篱，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股骂天 思潮，这在西周至春秋之际出现的《诗经》各诗中有较多反映。例如 《小雅·雨无正》“浩浩吴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 疾威，弗虑弗图”，即斥骂上天没什么恩德，降下饥荒而杀伐四国之 人，上天是残暴的、没有理性的。《大雅·云汉》“天降丧乱，饥馑荐 臻”，《大雅·板》“天之方虐”，《小雅·节南山出》“吴天不惠，降此大 戾”，《大雅·荡》“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等等， 都是骂天、骂上帝残忍、昏聩，做了不少害人之事。对皇天上帝的信 仰一般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上天有无穷的威力和不可触犯的威严； 二是上天安排人间的一切，主持正义、惩恶奖善。骂天思潮无疑是这 两方面信仰都发生崩溃的结果。中国古代，天命的迷信与祖先崇拜 是结合于一起的，骂天的同时也有骂及祖先的：“先祖匪人，胡宁忍 予？”（先祖难道不是人，怎么忍心使我遭此劫难？）“群公先正，则不 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①这些对天帝、对祖先神的怨骂，多是遭 受灾难时的情感宣泄，在社会意识中无疑起到冲击神天信仰的作用， 促进了对天人之辩的理性思考。 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对天人之辩理性思考的重要成果之一，是 出现了天人相分的思想，即认为人间之事与上天并不相干。“下民 之孽，匪降自天，膊沓背憎，职竟由人”②，意思是下民的灾难，不是从 天而降，当面奉承、背后怀恨等坏事都是人干出来的。这里已经不再 怨天、骂天，但却更进一步摈弃了对天命的信仰。发展到春秋时期， 子产“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著名论断，即是天人相分思想 ①见《诗经·小雅·四月》、《诗经·大雅·云汉》。 ②《诗经·小雅·上月之交》。按：此诗作于西周末年。 ③载《左传》昭公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