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开征环境保护税对我国重污染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就业与收入分配效应等多个视角展开研究 1、“双重红利”假说 对于环境保护税“双重红利”的研究最先兴起于国外,所谓的“双重红利” 是指:一方面,开征环境保护税可以达到减少污染,改善环境的积极作用,称为 “绿色红利”;另一方面,通过这样这一种宏观经济政策,我们能够对资本、劳 动力市场产生影响。环境保护税收入不但能够平滑或抵消现存税制的扭曲效应, 而且还能够有效促进就业、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等非环境目标,称为“蓝色红 利”。 “双重红利”假说最先是由大卫·皮尔斯(1991年)正式提出的。皮尔斯在 进行碳税硏究时认为,政府所征收的这部分税收收入应当用来抵减现有的所得税 或者资本税的税收。通过税收在不同税种之间的合理转移,就有可能获得超额的 环境收益。然而,这一观点的萌芽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塔洛克(1967年)在 进行水资源硏究中,曾关注到了环境保护税的用途,并提出应当将政府所开征的 环境保护税收入用来弥补或者替代以财政收入为基本目的而征收的税收,从而平 缓或者降低其他的税收的扭曲作用。同时,开征的环境保护税又能够发挥其本身 的绿色作用,从而实现保护环境,提髙环境质量的目的。 “双重红利”的提出引发了众多学者广泛的深入讨论,并且学术界对环境保 护税的“双重红利”是否真的存在发出了质疑的声音。肖伯(1996年)认为环境 保护税的“双重红利”,甚至于最基本的“绿色红利”并不一定存在,因为环境 保护税的改革可能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乌普曼和赖特(2003年)通过对劳动 力市场的研究,在不同假设下探究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并得出“双重红 利”不存在的结论。因为若一个国家的税负过高,虽然开征环境保护税可以获得 就业红利,但是其“绿色红利”会因此消失。 关于环境保护税“双重红利”的争论,也有很多学者持“双重红利”存在的 观点,但是有可能会以不同的效用强度作用于经济,主要包括“弱式双重红利” 和“强式双重红利”,这一说法最先是由古尔德(1995年)所提出的。他认为“弱 式双重红利”可以减少目前税制中由于扭曲所导致的额外负担;“强式双重红利” 可以起到保护环境和改善税制效率的作用 从国内来看,许多学者对于环境保护税“双重红利”的研究主要包括基于我 国国情的“双重红利”检验与税制体系构建研究,以及对国内外“双重红利”研 究的综述梳理。 王慧(2011年)认为政府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来看待所谓的“双重红利”。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开征环境保护税不能实现环境保护和个人福利的双重改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开征环境保护税对我国重污染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 6 - 就业与收入分配效应等多个视角展开研究。 1、“双重红利”假说 对于环境保护税“双重红利”的研究最先兴起于国外，所谓的“双重红利” 是指：一方面，开征环境保护税可以达到减少污染，改善环境的积极作用，称为 “绿色红利”；另一方面，通过这样这一种宏观经济政策，我们能够对资本、劳 动力市场产生影响。环境保护税收入不但能够平滑或抵消现存税制的扭曲效应， 而且还能够有效促进就业、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等非环境目标，称为“蓝色红 利”。 “双重红利”假说最先是由大卫·皮尔斯（1991 年）正式提出的。皮尔斯在 进行碳税研究时认为，政府所征收的这部分税收收入应当用来抵减现有的所得税 或者资本税的税收。通过税收在不同税种之间的合理转移，就有可能获得超额的 环境收益。然而，这一观点的萌芽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塔洛克（1967 年）在 进行水资源研究中，曾关注到了环境保护税的用途，并提出应当将政府所开征的 环境保护税收入用来弥补或者替代以财政收入为基本目的而征收的税收，从而平 缓或者降低其他的税收的扭曲作用。同时，开征的环境保护税又能够发挥其本身 的绿色作用，从而实现保护环境，提高环境质量的目的。 “双重红利”的提出引发了众多学者广泛的深入讨论，并且学术界对环境保 护税的“双重红利”是否真的存在发出了质疑的声音。肖伯（1996 年）认为环境 保护税的“双重红利”，甚至于最基本的“绿色红利”并不一定存在，因为环境 保护税的改革可能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乌普曼和赖特（2003 年）通过对劳动 力市场的研究，在不同假设下探究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并得出“双重红 利”不存在的结论。因为若一个国家的税负过高，虽然开征环境保护税可以获得 就业红利，但是其“绿色红利”会因此消失。 关于环境保护税“双重红利”的争论，也有很多学者持“双重红利”存在的 观点，但是有可能会以不同的效用强度作用于经济，主要包括“弱式双重红利” 和“强式双重红利”，这一说法最先是由古尔德（1995 年）所提出的。他认为 “弱 式双重红利”可以减少目前税制中由于扭曲所导致的额外负担；“强式双重红利” 可以起到保护环境和改善税制效率的作用。 从国内来看，许多学者对于环境保护税“双重红利”的研究主要包括基于我 国国情的“双重红利”检验与税制体系构建研究，以及对国内外“双重红利”研 究的综述梳理。 王慧（2011 年）认为政府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来看待所谓的“双重红利”。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开征环境保护税不能实现环境保护和个人福利的双重改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开征环境保护税对我国重污染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善。因此,政府在实施环境保护税改革的过程中,不应当偏离环保的目标,要防 范将该部分税收收入定位为财政收入的角色。俞杰(2013年)基于环境保护税的 “双重红利”理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政府在制定环境保护税政策时,不 能单一考虑公平、效率、环境和财政收入之间的替代关系,必须适时合理的选择 实施途径。我国环境保护税税制设计在长时间内应以融入型环境税为主,并待时 机成熟后开征独立型环境税。同时,我们在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时,应当在结构 性减税的指引下,保持均衡的宏观税负水平并关注税制设计效率。梁伟和张慧颖 等(2013年)为检验所谓的“双重红利”是否存在,以山东省的宏观经济数据为 基础,并利用CGE模型对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进行了检验。通过对模拟假 设的五种情景进行分析,他们认为环境保护税要实现“双重红利”,关键在于环 境保护税对其他扭曲性税种的替代。如果政府通过设计合理的环境保护税制度, 其“双重红利”是可以实现的。刘建徽、周志波和刘晔等(2015年)通过比较西 方国家的环境保护税制度和实施情况,总结岀了环境保护税改革的问题。他们认 为“双重红利”的存在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然而政府在实施环境保护税时,由于 政策的偏差导致了“双重红利”效应的减弱甚至消失。并且,由于税制设计和税 制支出的不合理,导致了政策改革目标的偏离。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他们提出中 国的环境保护税改革首先应当做好顶层设计,并且以“财政中性”为原则,制定 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并推进相关配套改革,以更好地实现“双重红利”。 2、“就业效应”研究 从国外研究来看,卡拉罗(1996年)认为开征环境保护税不但能改善环境而 且还可以增加社会就业,获得“就业双重红利”。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 之后,很多学者对环境保护税的“就业红利”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环境保护 税的实践中,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就业红利”可能会减弱, 甚至消失。博芬贝格(1994年)最早对就业红利的存在产生质疑。他提出开征环 境保护税后,税收所产生的多重效应之间相互影响,可能会导致“就业红利”的 消失,这取决于收入循环效应和交叉税收效应的相对大小。若收入循环效应大于 交叉税收效应,那么就可以形成“就业红利”;相反,如果收入循环效应小于交 叉税收效应,“就业红利”就不会形成 然而,对于环境保护税的“就业红利”是否存在一直都处于不断争论之中, 不过我们从历年的研究文献中可以观察到,“就业红利”争论的缘起大多是所考 虑的前提因素不同。20世纪90年代后期,斯特兰德(1998年)考虑了存在工人 议价力量和企业自由进出的环境下,虽然开征没有补贴的污染税会导致失业增加, 但若将该部分税收收入用于补贴工人或者投资时,就可以获得双重红利。与此同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开征环境保护税对我国重污染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 7 - 善。因此，政府在实施环境保护税改革的过程中，不应当偏离环保的目标，要防 范将该部分税收收入定位为财政收入的角色。俞杰（2013 年）基于环境保护税的 “双重红利”理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政府在制定环境保护税政策时，不 能单一考虑公平、效率、环境和财政收入之间的替代关系，必须适时合理的选择 实施途径。我国环境保护税税制设计在长时间内应以融入型环境税为主，并待时 机成熟后开征独立型环境税。同时，我们在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时，应当在结构 性减税的指引下，保持均衡的宏观税负水平并关注税制设计效率。梁伟和张慧颖 等（2013 年）为检验所谓的“双重红利”是否存在，以山东省的宏观经济数据为 基础，并利用 CGE 模型对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进行了检验。通过对模拟假 设的五种情景进行分析，他们认为环境保护税要实现“双重红利”，关键在于环 境保护税对其他扭曲性税种的替代。如果政府通过设计合理的环境保护税制度， 其“双重红利”是可以实现的。刘建徽、周志波和刘晔等（2015 年）通过比较西 方国家的环境保护税制度和实施情况，总结出了环境保护税改革的问题。他们认 为“双重红利”的存在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然而政府在实施环境保护税时，由于 政策的偏差导致了“双重红利”效应的减弱甚至消失。并且，由于税制设计和税 制支出的不合理，导致了政策改革目标的偏离。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他们提出中 国的环境保护税改革首先应当做好顶层设计，并且以“财政中性”为原则，制定 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并推进相关配套改革，以更好地实现“双重红利”。 2、“就业效应”研究 从国外研究来看，卡拉罗（1996 年）认为开征环境保护税不但能改善环境而 且还可以增加社会就业，获得“就业双重红利”。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之后，很多学者对环境保护税的“就业红利”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环境保护 税的实践中，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就业红利”可能会减弱， 甚至消失。博芬贝格（1994 年）最早对就业红利的存在产生质疑。他提出开征环 境保护税后，税收所产生的多重效应之间相互影响，可能会导致“就业红利”的 消失，这取决于收入循环效应和交叉税收效应的相对大小。若收入循环效应大于 交叉税收效应，那么就可以形成“就业红利”；相反，如果收入循环效应小于交 叉税收效应，“就业红利”就不会形成。 然而，对于环境保护税的“就业红利”是否存在一直都处于不断争论之中， 不过我们从历年的研究文献中可以观察到，“就业红利”争论的缘起大多是所考 虑的前提因素不同。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斯特兰德（1998 年）考虑了存在工人 议价力量和企业自由进出的环境下，虽然开征没有补贴的污染税会导致失业增加， 但若将该部分税收收入用于补贴工人或者投资时，就可以获得双重红利。与此同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开征环境保护税对我国重污染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时,许多学者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下,对环境保护税的“就业红利”进行 了深入研究。并得出,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红利”形成的可能性 更高的结论。 从国内的研究成果来看,司彦武(2010年)通过建立环境保护税动态均衡分 析的经济理论模型,研究了在次优环境下,开征环境保护税的收入循环效应要小 于税收的相互效应,即征税的劳动供给效应为负。然而,在引入了非同质性假设 后,就更有可能获得“双重红利”。陆旸(201l年)通过建立VAR模型,对我国 就业和产出的增长率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显示,在未来五年内以10元/吨的单 位税额对二氧化碳计税,那么这一政策行为对我国的产出和就业的增长率影响有 限。在这个基础上,他进一步模拟了中国环境保护税的“就业双重红利”问题。 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认为目前中国要想在短期内获得“就业双重红利”较 为困难。 李梦洁和杜威剑等(2014年)基于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探究了中国的环境 规制能否产生“就业红利”。通过建立实证回归模型,比较了环境规制对于就业 的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并得出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的U型关系。结合目前中国 所处阶段,他们认为要实现“双重红利”我国应当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并 分地区的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政策。 3、“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在对环境保护税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上,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更多且更为深 入。弗雷等(2005年)以瑞士作为研究背景,对其环境保护税进行了经济效应分 析,得出开征环境保护税,不仅可以促进本国就业水平、提高就业率,同时也能 够有效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结论。同样,范·希尔登等(2006年)基于南非 的情况,通过环境保护税效应的硏究,得出了其“双重红利”一一改善环境和缩 小贫富差距,从而论证了环境保护税“收入分配效应”的存在。以两个不同国家 作为研究背景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环境保护税“收入 分配”的双重红利效应的存在。然而,也有许多学者通过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的双 重红利效应不成立。拉尔森(2006年)提出对于高收入家庭、人口密度较高和经 济较发达地区的家庭而言,开征环境保护税将对其有利,但是这必定会造成代际 福利分配的不公平。 相比较而言,国内很少有文献专门对环境保护税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研 究,不过在一些有关环境保护税的研究文章中,都有体现出“收入分配”效应的 思想。刘喜丽(2009年)通过研究环境保护税在代际分配效应、劳动者之间的内 部分配、高低收入家庭收入分配的影响,并认为对环境保护税的评价应当考虑到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开征环境保护税对我国重污染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 8 - 时，许多学者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下，对环境保护税的“就业红利”进行 了深入研究。并得出，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红利”形成的可能性 更高的结论。 从国内的研究成果来看，司彦武（2010 年）通过建立环境保护税动态均衡分 析的经济理论模型，研究了在次优环境下，开征环境保护税的收入循环效应要小 于税收的相互效应，即征税的劳动供给效应为负。然而，在引入了非同质性假设 后，就更有可能获得“双重红利”。陆旸（2011 年）通过建立 VAR 模型，对我国 就业和产出的增长率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显示，在未来五年内以 10 元/吨的单 位税额对二氧化碳计税，那么这一政策行为对我国的产出和就业的增长率影响有 限。在这个基础上，他进一步模拟了中国环境保护税的“就业双重红利”问题。 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认为目前中国要想在短期内获得“就业双重红利”较 为困难。 李梦洁和杜威剑等（2014 年）基于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探究了中国的环境 规制能否产生“就业红利”。通过建立实证回归模型，比较了环境规制对于就业 的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并得出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的 U 型关系。结合目前中国 所处阶段，他们认为要实现“双重红利”我国应当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并 分地区的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政策。 3、 “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在对环境保护税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上，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更多且更为深 入。弗雷等（2005 年）以瑞士作为研究背景，对其环境保护税进行了经济效应分 析，得出开征环境保护税，不仅可以促进本国就业水平、提高就业率，同时也能 够有效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结论。同样，范·希尔登等（2006 年）基于南非 的情况，通过环境保护税效应的研究，得出了其“双重红利”——改善环境和缩 小贫富差距，从而论证了环境保护税“收入分配效应”的存在。以两个不同国家 作为研究背景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环境保护税“收入 分配”的双重红利效应的存在。然而，也有许多学者通过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的双 重红利效应不成立。拉尔森（2006 年）提出对于高收入家庭、人口密度较高和经 济较发达地区的家庭而言，开征环境保护税将对其有利，但是这必定会造成代际 福利分配的不公平。 相比较而言，国内很少有文献专门对环境保护税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研 究，不过在一些有关环境保护税的研究文章中，都有体现出“收入分配”效应的 思想。刘喜丽（2009 年）通过研究环境保护税在代际分配效应、劳动者之间的内 部分配、高低收入家庭收入分配的影响，并认为对环境保护税的评价应当考虑到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开征环境保护税对我国重污染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政府补偿措施的影响以及环境保护税对人们居住环境边际改善的效果。赵丽萍和 孙润艳等(2012年)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在环境保护税负担公平和传统的税收公 平间进行了对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环境保护税在不同地区与收入阶层间的 税负公平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在环境保护税的税制设计上应当要照顾落后地区和 低收入群体的政策建议。王慧(2015年)从分配正义的角度对环境保护税的制定 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环境保护税制度有累退性,会对低收入群体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在进行环境保护税的立法时,政府要制定相关的配套措施,以保证群众对 环境保护税的信心。冋时,可应采取财政转移、税款返还等方式来降低环境保护 税由累退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环境保护税的实证研究 由于环境保护税的实施最先兴起于发达国家,因此国外有关环境保护税的实 证研究大多是以发达国家为背景进行的实证分析。韦伯等(2004年)建立了环境 政策强度与企业生产绩效的ⅤAR模型,以中国的治理环境费用作为环境政策强度 的指标,并基于此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环境政策强度与企业的生产力水 平呈现正向相关的关系。安德烈等(2005年)为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对经济增长 和环境质量的影响,他们结合西班牙的实际情况,建立CE模型进行硏究。研究 结果显示,若环境保护税的能够有效替代工资税时,征税不仅能够起到环保的作 用,还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若考虑引入碳税,环境保护税还能够改善现行的税 收制度效率,对原本具有扭曲性的税种起到平滑和抵消的作用。武田(2007年) 为探究开征碳税对经济増长的影响,他建立了多部门的动态CGE模型,并结合日 本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保护税的绿色效应始终存在。但是 碳税对于不同税种的替代会产生不同经济效应。当用碳税替代劳动税和消费税时, 开征环境保护税不能有效促进经济的増长;但是若将其用于替代资本税时,则能 够有效的改进税收体系的扭曲性,促进经济的增长。摩根斯顿等(2010年)通过 对造纸、钢铁、石油、塑料等行业的环璄规制政策硏究,得岀因环境政策导致企 业的治污费用增加,但是这对企业的效率、就业等影响却不大。 从国内研究成果来看,李红心等(2004年)利用CGE模型,对我国环境保护 税的改革效果进行了模拟,探究了其对财政收入、生产和消费等多方面的影响, 进一步说明了“双重红利”在我国的可实现性。张友国等(2005年)运用一般均 衡分析的方法,假设了三种情形来模拟我国203年的排污费改革。最后的研究 结果显示,排污费改革对我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明显。胡绍雨(2011年) 通过对我国的准环境税收、经济増长和就业情况的数据分析,得出环境保护税的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开征环境保护税对我国重污染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 9 - 政府补偿措施的影响以及环境保护税对人们居住环境边际改善的效果。赵丽萍和 孙润艳等（2012 年）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在环境保护税负担公平和传统的税收公 平间进行了对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环境保护税在不同地区与收入阶层间的 税负公平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在环境保护税的税制设计上应当要照顾落后地区和 低收入群体的政策建议。王慧（2015 年）从分配正义的角度对环境保护税的制定 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环境保护税制度有累退性，会对低收入群体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在进行环境保护税的立法时，政府要制定相关的配套措施，以保证群众对 环境保护税的信心。同时，可应采取财政转移、税款返还等方式来降低环境保护 税由累退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环境保护税的实证研究 由于环境保护税的实施最先兴起于发达国家，因此国外有关环境保护税的实 证研究大多是以发达国家为背景进行的实证分析。韦伯等（2004 年）建立了环境 政策强度与企业生产绩效的 VAR 模型，以中国的治理环境费用作为环境政策强度 的指标，并基于此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环境政策强度与企业的生产力水 平呈现正向相关的关系。安德烈等（2005 年）为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对经济增长 和环境质量的影响，他们结合西班牙的实际情况，建立 CGE 模型进行研究。研究 结果显示，若环境保护税的能够有效替代工资税时，征税不仅能够起到环保的作 用，还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若考虑引入碳税，环境保护税还能够改善现行的税 收制度效率，对原本具有扭曲性的税种起到平滑和抵消的作用。武田（2007 年） 为探究开征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建立了多部门的动态 CGE 模型，并结合日 本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保护税的绿色效应始终存在。但是， 碳税对于不同税种的替代会产生不同经济效应。当用碳税替代劳动税和消费税时， 开征环境保护税不能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若将其用于替代资本税时，则能 够有效的改进税收体系的扭曲性，促进经济的增长。摩根斯顿等（2010 年）通过 对造纸、钢铁、石油、塑料等行业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得出因环境政策导致企 业的治污费用增加，但是这对企业的效率、就业等影响却不大。 从国内研究成果来看，李红心等（2004 年）利用 CGE 模型，对我国环境保护 税的改革效果进行了模拟，探究了其对财政收入、生产和消费等多方面的影响， 进一步说明了“双重红利”在我国的可实现性。张友国等（2005 年）运用一般均 衡分析的方法，假设了三种情形来模拟我国 2003 年的排污费改革。最后的研究 结果显示，排污费改革对我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明显。胡绍雨（2011 年） 通过对我国的准环境税收、经济增长和就业情况的数据分析，得出环境保护税的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开征环境保护税对我国重污染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就业效应在我国并不明显的结论。熊艳(2011年)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 30个省的短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她选取了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 为经济的增长指标,回归结果发现环境政策与地区经济增长的“U”型关系。吕 志华和葛玉萍等(2012年)为探究开征环境保护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十二 个已开征碳税的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其研究结果,在短期和长期内开 征环境保护税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且长期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为了降低 开征环境保护税后的负面冲击,政府应当设计合理的配套政策,以尽量减轻征税 后的负面冲击。 (四)基于“波特假说”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在对环境保护税的探讨中,许多学者也关注到了税收对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 制。比较著名的是由波特(1995年)所提出观点,他认为合适的环境政策不仅能 够获得较好的环境改善,而且会刺激企业的创新,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 效率和盈利能力。同时,企业通过创新,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先发优势”。 这一的观点与之前人们所认为的环境政策对企业的影响截然相反,因此被称为 “波特假说”。对“波特假说”是否存在,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不过,从 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学者支持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影 响,偏向于支持“波特假说”。 从国外研究来看,辛普森(1996年)认为,政府开征环境保护税在短期内会 增加其资金成本,从而削弱其竞争力。由于企业的目标是追逐利益最大化,在短 期内往往不会关注到技术创新的机会。因此,政府应当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鼓 励并支持企业对于环保的创新型投入,产生正向的外部推动力。莫迪等(1996年) 选取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政策强度 与企业的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相关性。在研究中,莫迪发现水污染和大气污染行业 在污染治理和专利间的关系存在相似性。随着环境政策强度和污染治理费用的升 高,治理污染的专利数会滞后性升高,之后治理污染的成本与专利数会逐渐下降 科恩等(2003年),利用美国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专利数量与企业污染 治理成本之间的关系,以从侧面反映出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与环境政策强度的关 系,根据实证分析结果,他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卡门和罗伯 特(2006年)等也用类似的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了企业排污量与环保创新 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技术创新与排污之间呈现负相关。他们认为环境 政策与环保型专利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因此政府通过实施严格的环境政策 就能有效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开征环境保护税对我国重污染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 10 - 就业效应在我国并不明显的结论。熊艳（2011 年）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 30 个省的短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她选取了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 为经济的增长指标，回归结果发现环境政策与地区经济增长的“U”型关系。吕 志华和葛玉萍等（2012 年）为探究开征环境保护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十二 个已开征碳税的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其研究结果，在短期和长期内开 征环境保护税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且长期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为了降低 开征环境保护税后的负面冲击，政府应当设计合理的配套政策，以尽量减轻征税 后的负面冲击。 （四）基于“波特假说”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在对环境保护税的探讨中，许多学者也关注到了税收对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 制。比较著名的是由波特（1995 年）所提出观点，他认为合适的环境政策不仅能 够获得较好的环境改善，而且会刺激企业的创新，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 效率和盈利能力。同时，企业通过创新，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先发优势”。 这一的观点与之前人们所认为的环境政策对企业的影响截然相反，因此被称为 “波特假说”。对“波特假说”是否存在，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不过，从 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学者支持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影 响，偏向于支持“波特假说”。 从国外研究来看，辛普森（1996 年）认为，政府开征环境保护税在短期内会 增加其资金成本，从而削弱其竞争力。由于企业的目标是追逐利益最大化，在短 期内往往不会关注到技术创新的机会。因此，政府应当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鼓 励并支持企业对于环保的创新型投入，产生正向的外部推动力。莫迪等（1996 年） 选取了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政策强度 与企业的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相关性。在研究中，莫迪发现水污染和大气污染行业 在污染治理和专利间的关系存在相似性。随着环境政策强度和污染治理费用的升 高，治理污染的专利数会滞后性升高，之后治理污染的成本与专利数会逐渐下降。 科恩等（2003 年），利用美国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专利数量与企业污染 治理成本之间的关系，以从侧面反映出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与环境政策强度的关 系，根据实证分析结果，他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卡门和罗伯 特（2006 年）等也用类似的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了企业排污量与环保创新 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技术创新与排污之间呈现负相关。他们认为环境 政策与环保型专利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因此政府通过实施严格的环境政策 就能有效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