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宋卷 吸收域外文化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宝库。我们不讳言在近代曾经落 伍的事实，但从两宋文化的历史看，我们有信心有理由说，在未 来的新世纪中，中国人民一定能创造出新的辉煌，能够对世界文 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卷由吴怀祺主编，郑强盛副主编。绪言，第一、二、六、 九、十、十一、十二章，由郑强盛撰写：第三章由杨汉卿、丁素 撰写；第四章出赵冰波撰写；第五章由出杨汉卿撰写；第七、八章 由丁素撰写。赵凤玲参加第九章的撰写工作。吴怀祺通览全卷 后，对全书章节结构作了较大调整，一些章节标题重拟，或重新 撰写或改写了有关章节。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在读博士生、 副教授董文武、陈虎、武军、汪高鑫和硕士生何晓涛、吴海兰几 位同志在二校中做了很多工作
第一童 套克的胜代有文焦上的变克乙 7 第一章 变古的时代与 文化上的变古 第一节变古时代的文化新思潮 一、理学的勃起 宋代文化在仁宗朝庆历年间前后发生了大的变动，这是宋代 政治经济变动在文化上的折光。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北宋，经过80年的发展，宋代社会 达到它的兴盛的阶段，但盛世之下埋藏着深刻的危机。欧阳修深 有感受地说：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 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 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财不足用于上 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将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 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⑧ “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可想到了怎样的地步！面对这样 的局面，朝臣文士思考社会的前途，提出各自改革弊端的对 ①《居士外集》卷9《本论》
雨宋薄 策，不同的观点展开论争。以墨守经义注疏的旧经学，不能适 应时代的需要。理论创新、史学盛衰大总结，成为历史发展的 要求。 庆历年间文化“不变”，又是文化自身发展的结。北宋前 期文化思想基本是沿着原有路数向前运动。文化上有过大总结的 壮举，太宗、真宗朝完成四大部书的编纂，这就是《太平御览》 …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千卷以及《册府元 龟》一千卷。真宗成平二年(999年)首置翰林侍讲学士，邢 首任，奉命与杜镐、孙奭等校订群经义疏。经书义疏完成后，雕 版达十余万版，可谓是右文盛事，但文化上表层辉煌不足表明文 化发展，它只能是标志旧经学终结。这种经疏的整理，一方面为 新的意识形态出现作准备，又一方面，这种繁琐價硬的“硫不破 注”的“死”，有待突破。 事物总是在相互联结相互矛盾中向前发展的，旧的事物中孕 育着新的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新生事物便会破土而出。唐中 期以后，以柳宗元为代表的思想家，从更深理论层次上认识历史、 社会，观察历史前途。北宋前期，有的学者已经不满意疏不破注 的治经路数，有的要求以新的一家之说，发明经义：有的学者在 “通释老书，以经史传致精意，为一家之说。”还有的学者，主张 当作“一以贯之”的达者，反对“治一经或至皓首”，提倡会群经 以论治国之理，等等。凡此，都表明了当时出现一股思潮，不满 意注疏之学，不满意文献的简单的整理汇编，要求突破旧的学术 格局，熔铸出新的学术，孙复说：“专守王弼、韩康伯之说而求于 《大易》，吾未见其能尽于《大易》也。专守《左氏》、《公羊》、 《谷梁》、杜、何、范氏之说而求于《春秋》，吾未见其能尽于《春 秋》也。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诗》，吾未见其能尽于 《诗》也。专守孔氏之说而求于《书》，吾未见其能尽于《书》也。”® ①睢阳子巢·与范犬章书》
韩一童 在文学上，宋初的浮靡学风受到抵制，文坛上的那种“缀风 月弄花草”的西昆体走到了尽头。史学上，在大规模的类编文献 中，要求以史为“龟鉴”的风气盛行起来。真宗朝臣编《御屏 风》、《御览》，意在从过去的经史子集中，摘取嘉言懿行的内容， 作为君上治国的借鉴。 以经学为主下包括史学、文学、教育各个文化领域中发育出 来的新学风、文风，到了仁二宗朝，汇成一股新思潮。 文化新思潮突出体现在经学的变化.上，这就是理学的勃起。 皮锡瑞《经学历史·八》着重从经学上，说明当时文化上的大变 化，他说： 经学自白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 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 也。宋王旦作试官·题为“当仁不让于师”，不取贾边 解师为众之新说，可见宋初笃实之风。乃不久而风气 遂交。《困学纪闻》云“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 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 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二梗。”据王应麟说，是经学 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 经学历史进入到“变古时代”，“变占”二字，很贴切地说明了当 时文化大变动的基本特征。 “变古”文化新思潮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疑古思潮与发明经 旨的结合，从而使儒学经历次更新，理学由此应运而生。宋人 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 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 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 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皮锡端在转这一段话后，又说：“排 《系辞》谓欧阳修，毁《周礼》谓（欧阳）修与苏轼、苏辙，疑 《孟子》谓李觏、司马光，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 之。此皆庆历及庆历稍后人，可见其时风气实然，亦不独咎刘
10 两宋善 敞、王安石矣。”①对旧经学的怀疑和重新解释经籍结合在一起， 并且升华到“理”的高度，提出新学说。二是务实风气与经世学 风盛行。文人墨客在时事纷纭复杂与政局危机十分严重的形势 下，吟风弄月不会有众多的唱和者。文学上的古文运动也是在这 一时期走上高潮。古文运动以复古文为旗号，谈道统、文统，用 心都在提倡作有用之文。三是个性的抒发与人文精神的张扬。这 不仅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即使在经学上也可以察党到其痕 迹。疑古思潮中解经不宁约束的风气很可以说明这一点。“新进 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 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 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 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司马光在《论风俗礼子》 中批评新进后生，不知他对自己的疑《孟子》该怎样评价。从另 一个角度看，这是学术思想活跃的表现。 文化新思潮来势汹涌澎湃，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卷6《士 刘诸儒学案》中以“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八个字概括庆历年间 学术思想大变动的特点，说：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在士建中、刘颜夹辅 泰山（孙复）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 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 瑗)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陈襄） 一辈人也。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张载）之 先。蜀有字文止止：实开范（仲淹）正献公之先。单路 蓝缕，用启山林。 齐鲁闽浙蜀各地学人开启新学术，引发出理学的勃起。宋初有三 先生孙复、胡瑗、石介与范仲淹、欧阳修等，而后是关学张载、 洛学二程之学，皆与庆历诸儒有纠葛渊源。理学很快形成濂、洛、 ①参皮锡瑞：《经学历史·八·经学变古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