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八、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序 论 韦伯(Max Weber))在今天西方的社会科学界和史学界中显然是处 于中心的位置。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中有人向康德立异，也有 人利他同调，但决没有人能够完全不理会他的学说。今天韦伯的情 况便和康德十分相似。研究现代东亚社会和历史变迁的人则特别注重 韦伯的《中国宗教》(he Religion of China)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 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以下简称《新教伦理》) 两部著作。后一部书虽纯以西方的历史为对象，但其结论仍对东亚史 的研究有反照的作用。韦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的解释涵蕴着一 种理论的力量，可以从反面说明东亚一尤其是中国—一何以没有发 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 但是近二三十年来，主要由于东亚地区（包括日本，中国台湾、香港 地区，韩国，新加坡)经济成长的特殊经验，不少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开 始注意到儒家伦理的积极功用。他们觉得韦伯对于儒家思想所持的否 定看法也许有修正的必要。因此儒家一一或者更广义地说，中国文化 一一是否曾对东亚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已引起海 内外中国学术界的注意了。[2]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史 学界所共同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从欧、美、日本到中国，我们都可以 在历史论著和学报中找得到有关这一问题的大量的专题研究。但是对 于这个共同关注的问题，史学界寻求答案的方式显然可以分为两个主 要流派：第一派从理论上断定资本主义必然会在中国史上出现，并且实 际上已经萌芽。不过由于为种种特殊因素所阻，未能充分成长而已 第二派则并不预断资本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而是从事实
396十与中国文化 出发，探讨传统中国为什么产生不出西方式的现代资本主义。第一派 所持的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历史五阶段论是适 用于一切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中国当然不可能成为例外。五十年代 以来中国大陆上.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无数村论都是这一历史观 点的产物。第二派的史学家并不完全根据韦伯的理论，却都直接或间 接地受了韦伯的一些影响。因此我们不妨说他们代表“韦伯式的” (Weberian)观，点。在西方和H本研究这个问题的史学家大致都可归之 于这一派。 在更进一步地分析这两派的异同之前，我们有必要略略交代一·下 韦伯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新教伦理》这篇专论是否如柏森思 (Talcott Parons)所说，乃为驳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作3]？这是一个 颇有争论的问题。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德国史学界，加尔文教派与 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本是一个时论得非常热烈的题目。韦伯的研究正 是闻风而起并有特殊突破的一个范例]。不仅如此，恩格斯在一八九 二年为他的《杜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一书英文版所写的导论中，也明 白地指出，加尔文的信条是适合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的一种最大胆的主 张。其“选民前定论”(redestination)的意义便在于说明：在竞争的商业 世界中，一个人的成功或失数往往不系于他的活动和聪明，而系于他所 无法控制的外在情况。5] 这样看来，韦伯《新教伦理》一书似不能理解为专驳马克思主义的 史观而作。但是往深一层看，这篇专题研究又确是和唯物史观针锋相 对的。韦伯基本上是反对唯物史观的。就与本文有关的部分而言，我 们可以举出以下几个论点：第一，韦伯不同意任何历史单因说，因此他 也不能同情经济决定论。第二，他不取社会进化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观正是杜会进化论的一种最严格的表现方式。韦伯并不相信历史上 有什么必然的发展阶段，当然更不能接受唯物史现的五阶段论了。第 三，唯物史观基本上以上层的政治、文化结构是由下层的经济基础所决 定的。韦伯则坚持同样的下层基础可以有不同的上层建筑。不但如 此，他显然认定文化因素一一如思想一也可以推动经济形态的改变。 这正是《新教伦理》一书的主旨所在。上引恩格斯关于加尔文信条的论 断仍以“选民前定论”是资本主义竞争的一种“表现”(expression),这和 韦伯以“前定论"有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之功是大有距离的。无论马克思 主义者后来怎样企图赋予思想以主动的功能，他们都绝不可能承认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