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序言 本版的任务与第二、三版相同：使本书内容适应现时代而完善 其中的概念和理论。关于事实方面的修订，主要任务是改写联合 国一章，一则鉴于联合国近年的衰落：二则由于联合国宪章的修 订，改变了安理会和经社理事会的组成、选举与投票办法。为了完 善概念和理论，在有关帝国主义、国家威望、核战争、联盟等各节 中补充了充实的内容。关于军备控制（与裁减军备有所区别），单 独分出了一节加以叙述。对本书试图进行严格批评的人虽然为数 极少，但我却一如既往，从中获益匪浅。肯尼思·E·博尔丁的 评论（载《冲突问题杂志》1964年3月第8卷第1期）对我尤有教 益。 显然，我对国际政治的论说方法同学术界目前盛行的方法（一 般地说如行为主义、系统分析、策对论、模拟试验、方法论等)是大 相径庭的，所以有时人们问我，为什么不申述我的正确立场，批 驳学术界目前广泛流行的倾向。我无意采取这种做法，因为根据 历史的和我个人的经验，我知道学术争论一股并不能加强理论根 据，而情况也不会有大的改进。一种理论是否能够成立，其决定 因素是，关于那些值得我们认识和理解的事物，是否加深了我们 的认识和理解。判断一种理论的优劣应当根据它产生的结果，而 不是根据它在认识论上的矫饰和方法论上的花样翻新。亨利·布 瓦卡雷曾提到有的学科是“方法颇多，结果极少”，这就正确地指出 了方法翻新与实际成果之间通常存在的颠倒关系。近年来我所读 过的文章和听到的议论，都不能使我放弃我的信念：从理论上理 4
解国际政治，只是在相对狭窄的范围内才有可能。目前人们试图 对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极其合理的解释，其结果很可能像十七世纪 以来的人们所做的尝试一样，是徒劳无益的。这些企图违背了他 们所研究的实际世界的特点，很可能导致教条主义，耶为了使理 论能够自圆其说而曲解现实。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毫不掩 饰地感喟：“每年，如果不是每天，我们都要对一些以一知半解作为 基础的预言押下赌注，以便求得解脱。”在我看来，对此，谁也无法 躲避。 关于我对一般社会科学、特别是对政治科学的哲学思想，请 见拙著《科学的人与强权政治》（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6 年，菲尼克斯版，1965年)，《二十世纪的政治》第1卷：《民主政治 的衰落》（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一、二部分。读 者倘若有意阅读全面地、精辟地阐述我的立场的文章，请阅索 尔·弗里德伦德尔著《国际关系的预测》，收编在《未来：预测的研 究》一书中，贝特朗·德儒弗内尔编，第2卷（日内瓦，德罗茨公 司，1965年)；一般评论，请阅克里斯琴·贝所著《政治与伪政治： 评某些行为主义文章》，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59卷第1期 (1965年3月)，39等页。 本版撰写过程中曾得到杰奎琳·柯利和理查德·夏尔夫的帮 助，谨致谢意。 汉斯·J·摩根索 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5
第三版序言 五年前，修订出版了本书的第二版，嗣后又继续修订而成为现 在的第三版。这种修订对于作者和读者都是有益的。不断地修订 之所以是本书的需要，是要强调其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该基本原 则存在于本书的第一章中，它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坚定的信 念：凡属政治问题，都有一个客观的、普遍而正确的真理；这个真 理是人们的理智所能理解的，它既来源于历史各个阶段不断变化 的现实，又能解释这种现实。政治真理，就它的实际表现和服务的 目的来看，都是它那时代的产物。在十八、十九世纪，多国称霸，权 势大体均衡，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同二十世纪中叶两极之间的 权势，尽管基本原理相同，但看来仍有差异。探讨十八、十九世纪英 国所持的权势均衡的性质，乃是解释显而易见的事情，也就可对人 们根据若干世纪的政治经验已经了解的事情，给予明确的阐述 了。但是要把权势均衡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美国国际政策 的持久不变因素来讨论，则要揭示一个真理，对于这个真理，几乎 无人怀疑其存在；但大多数人却认为它纯粹是异端，是一种县花一 现早已过时的邪说。 从第二版脱稿以来，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根据这些变化来检 验本书在国际政治方面提出的理论，我感到有必要在无损于假设、 原则和理论结构的情况下，对某些重点，分别略略充实一些内容。 关于权力，人们先是估计过低，简直完全加以漠视，如今却又把 权力和物质力量，尤其是一种军事性质的物质力量相提并论。针对 对权力这东西的基本因素的误解，我比以前更加强调了权力的非 6
物质方面，特别强调了富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的权力；并且详 细探讨了政治意识形态问题。鉴于联盟在当代世界政治中造成的 问题，我增加了一节，阐述了联盟的理论，并且扩大了对力量对 比问题的讨论范围。在国际法一章中，我删去了某些技术性的细 节；但增加了核裁军和欧洲共同体等内容。根据最近的事态发 展，关于和平转变一章的内容有所增加，而联合国一章则彻底加 以改写。 关于本书提出的国际政治理论是恰当，我特别进行了仔细 的检验，这是为了对目前公众热烈讨论的某些普遍性问题的理解， 诸如：鉴于以具有彻底摧毁力的核战争作为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 的全面暴力行动看来已过时；核力量的均衡；全面核战争与有限战 争之间的关系；建立由若干国家组成的超国家组织机构的必要与 趋势；原殖民地区新兴的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过时等等。本书 第一版已曾指出，在上述这些似乎新的现象和问题中，只有全面暴 力行动的过时论才是真正前所未有的问题。其他问题无非是国标 政治的始终不变的原则，在新的政治环境或技术条件下的表现而 已。 当我写第二版序言时，我曾感叹作者要为“本人从未持有的概 念而遭受批评”，但我感到宽慰的是孟德斯鸠也有同样的遭遇。如 今，我仍被人这样批评。尽管本书1948年第一版的一个主要内容认 为民族国家论已经过时，有必要将这些国家都纳入超国家的组织 以内；但是，至今我还听有人说，我是相信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而建立 的国际体系方能永久不衰的。人们仍在责备我竟以成败作为衡量 政治行动优劣的标准。然则，早在1955年，我就以人们现在批评我 时所使用的论点，驳斥了那种政治学概念。当然，人们也还指责我 对伦理问题冷漠以待，尽管本书和我的其他文章曾有大量事实证 明情况恰恰相反。 7
本版是我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逗留时期编写的。马里恩· G·哈茨夫人、琼·奥格登小姐曾给我有力的帮助，在此谨表谢 忱。 承蒙《评论》与《汇合》两杂志允许我引用其发表过的材料，深 表感谢。 汉斯J·摩根索 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颠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