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1 这是对春秋晚期贵族衰败的一段最具体的报道。其中包括了十八个大 族。“降在皂隶”也许是一种夸张，不是说这些人都已沦为奴隶。故杜 注以“贱官”说之。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应当是下降到“土”的阶层中来 了。 《左传》昭公.十一年（前五○九年）史墨对赵简子说：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日：高岸为谷，深 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杜注：三后，虞、夏、 商。)3 这也是有感于世变而云然，不是泛论。“：三姓之后”当然应该从义去 了解，即包括春秋以来“切亡了国的公族子孙。义《国语》记窦槃答赵 简子“人不能化”之问云： 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令其子孙将耕千齐。宗庙 之牺为畎亩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2 晋之赵氏与范氏、中行氏争权，此时范氏、中行氏失败奔齐，所以窦犨要 说他j的子孙将不免沦为庶人了。 贵族衰贩，“自占以然”。朝代兴替之际常有贵族沦为皂隶，并不限 子某一特殊时代，、但是古代封建阶级制度的根本崩坏则显然发生在春 秋的晚期。我们在前面所征引的几条有关材料竟全集中在公元前六世 纪和五世纪之交，这是十分值得注日的现象。《邦公华钟》之“台宴士庶 子”，楚规射父论祭祀以{：庶连言，晋叔向对公室和贵族衰落的感慨，以 至史墨、窦锥与赵简子的对答，先后都不出五六十年之内（范、中行之乱 结束子公元前四九一年，即鲁哀公五年)，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事实 上，各国内部的剧烈政争止是促使阶级制度崩坏的原因之一。前面所 举赵简子伐郑之事便是起于郑国帮助范、中行氏。誓词“克敌者，{：州 十万，庶人工商遂”云云，虽然利用了原有的阶级制度的形式，但是却恰 恰破坏了封建阶级的固定性，为士、庶人的上升敞开了门户，而另一方 面，政争中失败的贵族如范、中行氏则沦降为士、庶，甚至皂隶了，3引 贵族下降为士不仅可从一般的历史趋势椎知，而且还有具体的例 案可考。孔了弟子中颜网和曾点、曾参父子的家世最便于说明这一点
2土与中国文化 颜回是最著名的贫士，但是从他的远祖郑武公（字伯颜）为鲁附庸改称 颜氏以后，十四世皆仕鲁为卿大夫。至颜回的祖父则已降为“邑宰”，可 能已是“士”了。34) 《说苑·建本》篇说“曾子（参）艺瓜，而误斩其根。曾皙（点）怒，援大 杖击之”35。《立节》篇又说“曾子衣弊衣以耕36]。曾氏父子显然都 是庶人。然《世本》却说曾皙是都太子巫子孙。明儒陈士元遂据此谓曾 氏“四世皆贤，不仕子鲁，以取部故”3小。则曾氏正是史墨所谓“三后之 姓，于今为庶”的一个绝好例证。至于孔子本人从“三后之姓”（般）沦为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士，那更是尽人皆知的了。 庶人的上升对传统的“士”阶层所造成的激荡更为严重。到了春秋 末叶，士庶的界限已经很摊截然划分了8」。上引赵简子“庶人工商遂” 及《邾公华钟》的“台宴士庶子”之文都说明春秋晚期庶人已有正式的上 升之途。但庶人之上升并不尽由于战功，至少下逮春秋、战国之交，庶 人以学术仕进者已多其例。《吕氏春秋·尊师》篇说： 子张，鲁之都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千木， 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 学于子墨子；索虏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需滑黎。此六人者，刑戮 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入，以终 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3 此六例证是否完全可靠是另一问题，但它们所显露的时代通性则 1 不容置疑。《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中章、胥己任，而中牟之民弃田 面而随文学者邑之半。”[0据《吕氏春秋·知度》篇，这是赵襄子（前四七 四-一一前四二五年)时代的事，正值春秋战国之交[4。“民弃田圃而随 文学者邑之半”当然有很大的夸张，但却不是毫无根据的话。《月氏春 秋·博志》篇说： 宁越，中牟之郡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日：何为而可以 免此苦也？其友日：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日： 请以十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 而周威公事之。（高诱注：减公，西周君也；师之者以宁越为师 也。「42)
一、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13 钱宾四师“宁越考”推断周威公立为四周君在威烈王：十二年（前四·四 年)，其时越约三十岁（即生于前四四五年），并说：“游什渐得势，故宁 越亦苦耕稼而从学问。其事虽微，足征世变。”[43]又《吕氏春秋·不广》 篇高诱注，说宁越是“赵之中牟人「4。兹姑定宁越弃稼向学在十五岁 左右，即约当公元前四三○年，其时上旺赵襄子之卒不过五六年。这样 看来则宁越及其友人正是闻中章、胥已之风而起者，韩非的话可谓“信 而有征”了， 春秋、战国之际农人可以上升为士，尚可证之于《管子》和《国语》， 《管子·小匡》篇在“农之子常为农”之下说道： 朴野而不慝（注：农人之子朴质而野，不为奸慝），其秀才之能 为士者则足赖也（注：农人之子有秀异之材，可以为士者，即所谓生 而知之，不习而成者也。故其贤足可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 则名贤。是以圣王敏畏戚农（注：以农民能致粟，又秀材生焉、故 圣王敬畏农而戚近之)。45] 这里显然是说农民之秀出者可以升为士，而H此所谓：，已不是武 士，而是“仕则多贤”的文士了。 现在我们要追问，这种变迁究竟是不是发牛在公元前七世纪上叶 的齐相公时代？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检证一下所谓十：、农、工、阁 的“四民”说。顾炎武《日知录》中有《十何事》-·条恰可作为讨论的起 点、顾氏说： 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原注：《穀梁》成公元 年传亦云)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 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五曰百工，饬化八材， 计亦无多人尔。武王作《酒浩》之书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 稷，奔走事厥考厥长。此谓农也，肇索车牛，远服贾，用孝养父母。 此谓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则谓之 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 哉！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 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 七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鸣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
14士与中国文化 矣！l46 顾氏的观察十分敏锐，他深知在古代的封建制度之下，士都是有职之 人，不得与农、工、商同列为四民，同时“民之秀者”要上升为士，纵非绝 不可能，也是难得的例外。他更明白地指出，士成为四民之首，是战国 游士既兴以后之事。他虽引《管子》和《齐语》之文，但却未必即相信其 为齐桓公与管仲之事。故谓其说始终于《管子》之书而非管仲其人，又 在《桓公遣游士：》一节上明著“《齐语》言”三字，这种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我们不敢说《管子》与《齐语》所记四民之事完全没有历史的根据。 但是我们可以断言，其中纵有春秋初期的事实背景，也已经淹没在战国 时代作者的传述之中了。换句话说，《齐语》和《小匡》篇的作者是通过 阶级制度崩坏以后的现象去了解桓公和管仲的措施的。试看《齐语》载 管子答桓公的话： 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嘘，其事易（注：咙，乱貌。易，变 也)、471 这正是针对“杂处”以后的乱象而发的，《战国策·齐策一》，苏秦说齐宣 王道： 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矣。 1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 蹹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素，挥汗成 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48] 这里所描写的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叶齐国的最大都会。它不折不扣地是 一个“四民杂处”、“其言咙，其事易”的社会。而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 城市也决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发展得起来的，所以齐国的四民混杂大概 可以上推至春秋、战国之际。《齐语》的记述似乎正是有这样一种“杂 处”的社会作为它的背景。《齐语》和《小匡》主张四民各自为乡，主要是 希望士、农、工、商都“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这好像 也是针对着战国的社会而发的，和孟子所谓民无恒产，则无恒心，消息 相通。[49}
一、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15、 四民社会的成立必须以上从最低层的贵族转化为最高级的庶民为 其前提。这一前提是到了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的。《毅梁传》成公元年 条公： 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0) 《毅粱》著帛较晚，自是四民制度成立以后的见解。值得注意的是这里 出现了“土民”这样一个新的名词，把士的社会身分正式地确定在“民” 的范畴之内，这是春秋晚期以来社会变动的结果。由贵族分子不断 地下降为士，特别是庶民阶级大量地上升为士，土阶层扩大了，性质也 起了变化。最重要的是士已不复如顾炎武所说的，“大抵皆有职之人”： 相反地，土已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而进入了一种“王无定 主”的状态51：。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 “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却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着他们。在这种 情形之下，于是便有了所谓“仕”的问题。“仕”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就 业问题，至少对于一部分的士而言，其中还涉及主观的条件和客观的形 势。子夏说：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52 “学而优”是“什”的主观条件。主观条件不具备是不应该“仕”的，所以 孔子使漆彫开仕，漆彫开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听了很高兴3，。 因为漆影开度德量力，学而未优不肯就仕。孔子又赞叹道：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54] 有道、无道则构成“仕”的客观形势。孟子也非常重视“仕”的问题： 周霄问：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日：仕。《传》日：孔子三月无君 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昭仪曰：古之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 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出疆 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未 耜哉！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急；仕如此其急也，君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