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政之事亦甚好。伊记性远胜臣等,不惟皇上深惜,举朝满汉大臣官员俱为 惜之,一闻其殁,俱往吊唁”。后来胤禛因揆叙曾推举贝勒允禩为储君,对 其十分嫉恨,责其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之奸臣,故其时撰修的《清圣祖 实录》,不载上述君臣评议。 《清实录》 《清实录》为又一研究清史的基本资料。清代历朝实录,均由皇帝设立 实录馆,指派军国重臣,一般是大学士领衔,主持编写上一代或上几代皇帝 实录。例如,《清世宗实录》是其子弘历谕派大学士鄂尔泰等臣主持编修的, 监修总裁为大学士、三等伯鄂尔泰,四位总栽是大学士、三等伯张廷玉、大 学士福敏、徐本、协办大学士三泰,五位副总裁是尚书任兰枝、班第、纳延 泰、左都御史杭奕禄、侍郎张廷琢,纂修有刘纶、嵇璜、蔡新等四十余人, 另有满文蒙古翻译、收掌、誊录一百七十余人。 《清实录》数量很大,从太祖至德宗的十二朝实录,共计四千三百六十 三卷,比《明实录》多一千四百余卷,其中以《清高宗实录》最多,达一千 五百卷 《清实录》虽然由于政治原因,在一些问题上,作了一些修改,其史料 价值受到一些影响,但总的来说,仍是清史的基本资料之一,具有其他任何 种类资料未有的价值,这就是内容丰富,包罗万象,通贯始终,全貌清晰 清代各朝实录,记事项目虽然多寡不一,但其主要内容和类别,却是大 体相同。《清高宗实录》的“修纂凡例”载其应录的事情项目共有两百多项,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对外关系、自然现象等等各方面的內容, 无所不包。比如:登极、传位等典礼;天、地、社、稷、堂子、山陵等祭祀; 帝后诞辰忌辰;册立皇后、太子;封妃、皇子、王妃、公主;巡视河之海塘 谒陵、行围、巡幸;有关文教、武功、民生之诏敕、谕、旨;宗室、异姓王 公侯伯子男爵位的袭替封授升降;外藩王贝勒贝子公封授袭替;九卿布按总 兵及其以上文武官员除授;地方军政要员陛见;军政大计;大臣病卒、老疾 乞休;文武官制及其修改;开拓疆土、设立边镇;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 数量;开垦军屯、丈量地亩、圈拨土地、编审人丁;蠲除赋税;漕运、盐法 关榷;乡试、会议、御试;命将岀征、调兵筹饷、指示方略、奏捷献俘纳降: 出征官将赏罚;文武大臣犯罪及处置;官民犯法惩治;河工、水利、建筑城 垣宫殿;等等。 虽然军国要务多有专门记录,如《平定朔漠方略》等专记某一大的战争 之事,但其主要史料皆可从实录中找到,而且放在当时全国总的政治、经济、 军事背景之中,更有利于读者对这一战争的全面了解。 例如,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的一征金川,实录详细载录了川陕总督张广 泗、经略讷亲、经略傅恒历次奏报军情及皇帝弘历的系列指示,提供了此役
议政之事亦甚好。伊记性远胜臣等，不惟皇上深惜，举朝满汉大臣官员俱为 惜之，一闻其殁，俱往吊唁”。后来胤禛因揆叙曾推举贝勒允禩为储君，对 其十分嫉恨，责其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之奸臣，故其时撰修的《清圣祖 实录》，不载上述君臣评议。 《清实录》 《清实录》为又一研究清史的基本资料。清代历朝实录，均由皇帝设立 实录馆，指派军国重臣，一般是大学士领衔，主持编写上一代或上几代皇帝 实录。例如，《清世宗实录》是其子弘历谕派大学士鄂尔泰等臣主持编修的， 监修总裁为大学士、三等伯鄂尔泰，四位总裁是大学士、三等伯张廷玉、大 学士福敏、徐本、协办大学士三泰，五位副总裁是尚书任兰枝、班第、纳延 泰、左都御史杭奕禄、侍郎张廷琢，纂修有刘纶、嵇璜、蔡新等四十余人， 另有满文蒙古翻译、收掌、誊录一百七十余人。 《清实录》数量很大，从太祖至德宗的十二朝实录，共计四千三百六十 三卷，比《明实录》多一千四百余卷，其中以《清高宗实录》最多，达一千 五百卷。 《清实录》虽然由于政治原因，在一些问题上，作了一些修改，其史料 价值受到一些影响，但总的来说，仍是清史的基本资料之一，具有其他任何 种类资料未有的价值，这就是内容丰富，包罗万象，通贯始终，全貌清晰。 清代各朝实录，记事项目虽然多寡不一，但其主要内容和类别，却是大 体相同。《清高宗实录》的“修纂凡例”载其应录的事情项目共有两百多项，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对外关系、自然现象等等各方面的内容， 无所不包。比如：登极、传位等典礼；天、地、社、稷、堂子、山陵等祭祀； 帝后诞辰忌辰；册立皇后、太子；封妃、皇子、王妃、公主；巡视河之海塘； 谒陵、行围、巡幸；有关文教、武功、民生之诏敕、谕、旨；宗室、异姓王 公侯伯子男爵位的袭替封授升降；外藩王贝勒贝子公封授袭替；九卿布按总 兵及其以上文武官员除授；地方军政要员陛见；军政大计；大臣病卒、老疾 乞休；文武官制及其修改；开拓疆土、设立边镇；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 数量；开垦军屯、丈量地亩、圈拨土地、编审人丁；蠲除赋税；漕运、盐法、 关榷；乡试、会议、御试；命将出征、调兵筹饷、指示方略、奏捷献俘纳降； 出征官将赏罚；文武大臣犯罪及处置；官民犯法惩治；河工、水利、建筑城 垣宫殿；等等。 虽然军国要务多有专门记录，如《平定朔漠方略》等专记某一大的战争 之事，但其主要史料皆可从实录中找到，而且放在当时全国总的政治、经济、 军事背景之中，更有利于读者对这一战争的全面了解。 例如，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的一征金川，实录详细载录了川陕总督张广 泗、经略讷亲、经略傅恒历次奏报军情及皇帝弘历的系列指示，提供了此役
的全面情况。张广泗连连失利,致“士无斗志 一遇贼徒,辄鸟兽散 将领皆所不顾”。有一次,金川兵数十人呐喊迎战,进攻之清兵“三千余众 拥挤奔回,多有伤损”,“自相蹂躏”。皇帝本来要捣穴擒渠,彻底踏平金 川,绝不许允降了结,但他经过一年多的用兵,逐渐知道金川“坚碉林立 险峻逾常”,“人心坚固,至死不移”,“万无可望成功之理”,且耗银 巨量,“势将难继,今各省拨协钱粮,已动及留备,而部库所存,通计仅二 千七百余万”,万难继续下去,故从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二至二月初十这四十 天里,连续下了近二十道命令停征和撤军回师的上谕。《实录》还载录了好 些兵马钱粮数字材料,尤其是此战所用军费总数,其他文献皆未提到,实录 却摘录了“钦差户部尚书舒赫德”的一份奏折:“川省旧管新收,共军需银 七十七万二千九百余两,部拨及外省协济银八百七十九万一千一百余两,现 存一百五十万三千余两,军兴以来,用司库及府厅州县酌留存贮银五十七万 千余两 又如,乾隆四十三年发现甘肃“捐监冒赈”大案,通省官员伙同贪污“捐 监粮银”,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王亶望等官诛戮发戍。 此案的全过程,只有《实录》记载最为详细、系统、全面,如:开捐之情 贪污之法,王亶望等官不收本色粮米,只收折色银两,然后捏称干旱赈济, “开销监粮六百余万石”及常平仓粮一百三十余万石;共约侵吞帑银一千万 两;全省大小官员通同作弊,被查处治罪的总督、布政使、知府、知州、同 知、通判、知县、署知县、县丞有一百余员,斩五十六人,发遣四十六人 各官贪婪侵吞之银两数目及个别官员家产,王亶望资财多达三百余万两,侵 吞二万两以上的官员有经方等二十一人,哈密通判经方一人赃款便多达十五 万余两;乾隆帝首先发现此案并陆续指授方略,得以彻查此案。乾隆四十七 年十月二十七日,他下达长谕,讲述全案经过,训示内外大小官员应以此为 鉴、廉洁守法:“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至 乾隆三十九年,该省奏请开例,彼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 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词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至今 引以为过。其时王亶望为藩司,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公然私收折色,将通 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盖自此次开捐监粮以 后,甘省上下,勾通一气,竟以朕惠养黎元之政,为若辈肥身利己之图,侵 帑殃民,毫无忌惮……此案陆续正法者,前后共五十六犯,免死发遣者共四 十六犯。似此通省捏灾冒赈,藐法营私,案情重大……经此番惩创之后,(內 外大小臣工)务须各凛冰渊,共矢小廉大法之诚 若无此实录的记载,这一清代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通省官员伙同贪污大案 的详细情形,以及乾隆帝之善破疑案严惩墨员,便难以知晓了。 《清高宗实录》卷335,页20、21 《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18、19、20、21
的全面情况。张广泗连连失利，致“士无斗志”，“一遇贼徒，辄鸟兽散， 将领皆所不顾”。有一次，金川兵数十人呐喊迎战，进攻之清兵“三千余众 拥挤奔回，多有伤损”，“自相蹂躏”。皇帝本来要捣穴擒渠，彻底踏平金 川，绝不许允降了结，但他经过一年多的用兵，逐渐知道金川“坚碉林立”， “险峻逾常”，“人心坚固，至死不移”，“万无可望成功之理”，且耗银 巨量，“势将难继，今各省拨协钱粮，已动及留备，而部库所存，通计仅二 千七百余万”，万难继续下去，故从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二至二月初十这四十 天里，连续下了近二十道命令停征和撤军回师的上谕。《实录》还载录了好 些兵马钱粮数字材料，尤其是此战所用军费总数，其他文献皆未提到，实录 却摘录了“钦差户部尚书舒赫德”的一份奏折：“川省旧管新收，共军需银 七十七万二千九百余两，部拨及外省协济银八百七十九万一千一百余两，现 存一百五十万三千余两，军兴以来，用司库及府厅州县酌留存贮银五十七万 一千余两。”① 又如，乾隆四十三年发现甘肃“捐监冒赈”大案，通省官员伙同贪污“捐 监粮银”，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王亶望等官诛戮发戍。 此案的全过程，只有《实录》记载最为详细、系统、全面，如：开捐之情； 贪污之法，王亶望等官不收本色粮米，只收折色银两，然后捏称干旱赈济， “开销监粮六百余万石”及常平仓粮一百三十余万石；共约侵吞帑银一千万 两；全省大小官员通同作弊，被查处治罪的总督、布政使、知府、知州、同 知、通判、知县、署知县、县丞有一百余员，斩五十六人，发遣四十六人； 各官贪婪侵吞之银两数目及个别官员家产，王亶望资财多达三百余万两，侵 吞二万两以上的官员有经方等二十一人，哈密通判经方一人赃款便多达十五 万余两；乾隆帝首先发现此案并陆续指授方略，得以彻查此案。乾隆四十七 年十月二十七日，他下达长谕，讲述全案经过，训示内外大小官员应以此为 鉴、廉洁守法：“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至 乾隆三十九年，该省奏请开例，彼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 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词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至今 引以为过。其时王亶望为藩司，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公然私收折色，将通 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盖自此次开捐监粮以 后，甘省上下，勾通一气，竟以朕惠养黎元之政，为若辈肥身利己之图，侵 帑殃民，毫无忌惮……此案陆续正法者，前后共五十六犯，免死发遣者共四 十六犯。似此通省捏灾冒赈，藐法营私，案情重大……经此番惩创之后，（内 外大小臣工）务须各凛冰渊，共矢小廉大法之诚。”① 若无此实录的记载，这一清代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通省官员伙同贪污大案 的详细情形，以及乾隆帝之善破疑案严惩墨员，便难以知晓了。 ① 《清高宗实录》卷 335，页 20、21。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167，页 18、19、20、21
《清实录》的最大缺陷是受政局影响,被皇帝干预,因而在一些涉及最 高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和满明关系等问题上,常常删改失实或过分简略有意含 混,使读者难知其实。《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便曾三次撰修,《清 世祖实录》修了两次,其他小修小改,次数更多,致使一些事件失实。例如, 《清太宗实录》始修于顺治,康熙时再修,雍正帝又命鄂尔泰等主持改定, 乾隆四年完成。这个乾隆初改定的《太宗实录》,比顺治帝钦定修成的《清 太宗实录》,在皇太极继位等问题上,便作了一些修改,姑举一例。 乾隆初修之《清太宗实录》卷一载:皇太极自幼即受努尔哈赤钟爱,“甫 三龄,颖悟过人,七龄以后,太祖委以一切家政,不烦指示,即能赞理,巨 细悉当,及长,益加器重。太祖以上为大贝勒,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共 理机务,多所赞画,统军征讨,辄侍太祖偕行,运筹帷幄,奋武戎行,诛携 及叛,所向奏功,诸贝勒皆不能及,又善抚亿众,体恤将卒,无论疏戚 皆开诚布公以待之,自国中暨藩服,莫不钦仰。上凡遇劲敌,辄亲冒矢石, 而太祖深加爱护,每谕勿前往。时帝业肇兴,大勋将集,圣心默注,人望攸 归。”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岳托、萨哈廉贝勒告其父代善 “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大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 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夙心也,汝等之言,天人允协,其谁不从” 遂与诸贝勒议定立皇太极为君。而顺治《清太宗实录》对此却记为:“三岁 时辄能记忆,至七岁,太祖托以内事,不烦太祖规画,自能料理。”太祖卒 后,姚托、查哈量“告其父大贝勒曰:国不可一日无君,此大事,宜早定, 今皇太极贝勒才德冠世,深得人心,众皆悦服,即可继立大位。大贝勒云: 吾亦思及于此,汝等之意,正合我意。”遂议立皇太极。两相比较,乾隆之 《清太宗实录》确有不少失实之处。另外,由于《清实录》分量太大,在编 写缮录过程中,难免有误书,读时亦需注意。 《东华录》和《清史稿》 蒋良骐编的《东华录》,叙事自天命起,至雍正止,三十二卷。王先谦 编的《东华录》和《东华续录》,起于天命,止于同治,俗称《九朝东华录》, 共六百二十四卷,亦是必读史料。民国初年,由汉军旗人原进士、东三省总 督、遗老赵尔巽,原进土、编修、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柯绍忞相继任馆长,主 持编写的《清史稿》,于1928年出齐,共五百二十九卷。《清史稿》汇集 了大量资料,对一些史事作了初步整理,叙述了一些事件的始末、制度的源 起和演变、人物的梗概,一些传记也写得比较好。但是,作者中不少人还站 在清王朝的立场,故政治观和史观较为反动,竟将太平天国等群众的反抗斗 争,一律书为“盗贼”、“土匪”,不承认辛亥民主革命,对武昌首义记为 革命党谋乱于武昌”,又对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且其书繁简失当,一人 两传,不少史实错误,还有重要疏漏。因此,《清史稿》不是一部好的史料
《清实录》的最大缺陷是受政局影响，被皇帝干预，因而在一些涉及最 高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和满明关系等问题上，常常删改失实或过分简略有意含 混，使读者难知其实。《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便曾三次撰修，《清 世祖实录》修了两次，其他小修小改，次数更多，致使一些事件失实。例如， 《清太宗实录》始修于顺治，康熙时再修，雍正帝又命鄂尔泰等主持改定， 乾隆四年完成。这个乾隆初改定的《太宗实录》，比顺治帝钦定修成的《清 太宗实录》，在皇太极继位等问题上，便作了一些修改，姑举一例。 乾隆初修之《清太宗实录》卷一载：皇太极自幼即受努尔哈赤钟爱，“甫 三龄，颖悟过人，七龄以后，太祖委以一切家政，不烦指示，即能赞理，巨 细悉当，及长，益加器重。太祖以上为大贝勒，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共 理机务，多所赞画，统军征讨，辄侍太祖偕行，运筹帷幄，奋武戎行，诛携 及叛，所向奏功，诸贝勒皆不能及，又善抚亿众，体恤将卒，无论疏戚，一 皆开诚布公以待之，自国中暨藩服，莫不钦仰。上凡遇劲敌，辄亲冒矢石， 而太祖深加爱护，每谕勿前往。时帝业肇兴，大勋将集，圣心默注，人望攸 归。”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岳托、萨哈廉贝勒告其父代善： “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大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 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夙心也，汝等之言，天人允协，其谁不从”， 遂与诸贝勒议定立皇太极为君。而顺治《清太宗实录》对此却记为：“三岁 时辄能记忆，至七岁，太祖托以内事，不烦太祖规画，自能料理。”太祖卒 后，姚托、查哈量“告其父大贝勒曰：国不可一日无君，此大事，宜早定， 今皇太极贝勒才德冠世，深得人心，众皆悦服，即可继立大位。大贝勒云： 吾亦思及于此，汝等之意，正合我意。”遂议立皇太极。两相比较，乾隆之 《清太宗实录》确有不少失实之处。另外，由于《清实录》分量太大，在编 写缮录过程中，难免有误书，读时亦需注意。 《东华录》和《清史稿》 蒋良骐编的《东华录》，叙事自天命起，至雍正止，三十二卷。王先谦 编的《东华录》和《东华续录》，起于天命，止于同治，俗称《九朝东华录》， 共六百二十四卷，亦是必读史料。民国初年，由汉军旗人原进士、东三省总 督、遗老赵尔巽，原进士、编修、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柯绍忞相继任馆长，主 持编写的《清史稿》，于 1928 年出齐，共五百二十九卷。《清史稿》汇集 了大量资料，对一些史事作了初步整理，叙述了一些事件的始末、制度的源 起和演变、人物的梗概，一些传记也写得比较好。但是，作者中不少人还站 在清王朝的立场，故政治观和史观较为反动，竟将太平天国等群众的反抗斗 争，一律书为“盗贼”、“土匪”，不承认辛亥民主革命，对武昌首义记为 “革命党谋乱于武昌”，又对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且其书繁简失当，一人 两传，不少史实错误，还有重要疏漏。因此，《清史稿》不是一部好的史料
书籍,但因其是第一部大部头清代通史著作,也有一些参考价值
书籍，但因其是第一部大部头清代通史著作，也有一些参考价值
第二节政书 政书,是政府各部门规章制度本身的记录,是关于各项政治、经济、军 事、民族、文化政策及其实行情形的著作,较为集中地提供了社会政治、经 济、军事、民族、文化资料。清代的政书比过去任何朝代更多,更发展,史 料相当丰富。政书的体裁,基本上是纪传体中的“志”,但比其更为扩大和 发展。 清代的政书,大体上可以分为通制、铨选、科举、军机处、军政、法律、 财政、礼制和诏令奏议等七类。通制类的政书的特点是“通”和“全”,所 叙述的是全面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制度,而且延续绵延。 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清三通和清会典。 清三通 清三通是指《皇朝文献通考》三百卷、《皇朝通典》一百卷、《皇朝通 志》一百二十六卷,成于乾隆五十一、五十二年(1786、1787)。乾隆帝特 设三通馆,授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嵇璜、吏部尚书刘墉、兵部尚书王杰 (乾隆二十六年状元)、户部尚书曹文埴为总裁,翰林院侍讲学士曹仁虎等 七人为纂修兼总校,翰林院侍讲学士陆伯焜等三十四人为纂修兼校对官,理 藩院主事巴达尔呼等四人为满纂修官。“三通”叙事皆起于努尔哈赤,止于 乾隆五十年,个别地方包括了五十一年,内容有些重复。 清三通中,以《文献通考》史料最多,价值最大。三百卷中分为田赋、 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 群祀、宗庙、群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 舆地、四裔等二十六类。《通典》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 州郡、边防九门,其下再分列细目。《通志》分氏族、六书、七音、天文 地理、都邑、礼、乐、谥法、器服、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 图谱、金石、灾祥、昆草虫目二十类。这三部书着重详细介绍了清代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是清史必读史料之一。 清末进士刘锦藻撰有《清续文献通考》四百卷,记事起于乾隆五十一年, 止于宣统三年,材料亦很丰富,很有参考价值。 清会典 会典记载政府各部门的职掌、百官奉行的政令,以及职官、礼仪等制度。 乾隆帝认为:会典是“凡职方、官制、郡县、营戍、屯堡、觐享、贡赋、钱
第二节 政 书 政书，是政府各部门规章制度本身的记录，是关于各项政治、经济、军 事、民族、文化政策及其实行情形的著作，较为集中地提供了社会政治、经 济、军事、民族、文化资料。清代的政书比过去任何朝代更多，更发展，史 料相当丰富。政书的体裁，基本上是纪传体中的“志”，但比其更为扩大和 发展。 清代的政书，大体上可以分为通制、铨选、科举、军机处、军政、法律、 财政、礼制和诏令奏议等七类。通制类的政书的特点是“通”和“全”，所 叙述的是全面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制度，而且延续绵延。 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清三通和清会典。 清三通 清三通是指《皇朝文献通考》三百卷、《皇朝通典》一百卷、《皇朝通 志》一百二十六卷，成于乾隆五十一、五十二年（1786、1787）。乾隆帝特 设三通馆，授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嵇璜、吏部尚书刘墉、兵部尚书王杰 （乾隆二十六年状元）、户部尚书曹文埴为总裁，翰林院侍讲学士曹仁虎等 七人为纂修兼总校，翰林院侍讲学士陆伯焜等三十四人为纂修兼校对官，理 藩院主事巴达尔呼等四人为满纂修官。“三通”叙事皆起于努尔哈赤，止于 乾隆五十年，个别地方包括了五十一年，内容有些重复。 清三通中，以《文献通考》史料最多，价值最大。三百卷中分为田赋、 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 群祀、宗庙、群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 舆地、四裔等二十六类。《通典》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 州郡、边防九门，其下再分列细目。《通志》分氏族、六书、七音、天文、 地理、都邑、礼、乐、谥法、器服、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 图谱、金石、灾祥、昆草虫目二十类。这三部书着重详细介绍了清代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是清史必读史料之一。 清末进士刘锦藻撰有《清续文献通考》四百卷，记事起于乾隆五十一年， 止于宣统三年，材料亦很丰富，很有参考价值。 清会典 会典记载政府各部门的职掌、百官奉行的政令，以及职官、礼仪等制度。 乾隆帝认为：会典是“凡职方、官制、郡县、营戍、屯堡、觐享、贡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