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基本周期相除所得总日数，便不成整数，丽 要使回归年、朔望月和干支六周期等相会合， 最少需要三统，即4615年。纪与计算干支周期有 关。一纪等于20都，等于19×487个干支六十周 期，等于1520年，与一统的年效近似。三纪称一 大备，又称一元或首，共4560年、接近三统的 年数。÷ 这样、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所用术语，便可 索解了。所谓大数，意为成数。所谓五百载大变、 三大变一纪、三纪而人备，不正是分别约举一会、 一统和三统的成数吗？ 于是，“为国若必贵三玉”，也可了然。所谓 三五，即指三个五百年，也就是一纪或一统的成 数。 为什么治国（或得国）一定要尊崇这三个大变 周期呢？“会”的名称便提供了启示。当时占星家 已经热悉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则、不仅知道五星公 转的顺逆速度各不相同。且知道五星或分别或 全体在天空上同一点定期相逢。他们尤其注意三 颗外行星的会合周期，认为这预示着人间将有新 的圣王兴起，而木、土、火三星每隔516.33年会 合一次；金、火二颗内行星由于公转周期短，在 这年也可能走到同一点附近，形成所谓“五星毕 聚”、就是所谓“会”。《孟子》已有“五百年必有王 31+
者兴”的话头，司马迁复述司马谈遗言，强调天历 既改，便应有“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之 作，理由也是“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 后至于今五百岁”（按孔子卒于前479年，至太初元 年即前104年，只有375年。司马迁说已有五百岁， 显然为了主观要而有意忽略不足五百岁的事 实)。可见，五百年必有大变的神秘念头，在战国 素汉间连孟轲和司马迁父子那样的学问大家头脑 里也萦绕不绝、只能从占是术与天文学同步发展 得到合理解释。 为什么又强调“三五”凋期呢？原来，“五星毕 聚”，进入会合点的次序有先后。占星家们密切注 意谁在领头。在他们看来，五星各表一“德”，显 示着不同的天意，因此相会时某星带头·便是告 诉新得天命的圣王刑何种方式天下或治天下。 司马迁详述过“五星皆从附聚于一舍”时其下之国 致天下的方式、说是筝先的若为岁星（木星）表征 以义致天下，若为火、土、金、水中某星，则分 别表征以礼、重（威重）、兵、法致天下（参看《史 记·天官书》)。五百岁既然是三外行星的会合指 期、那末在占星术看来，木土火三星在一纪内应 该分别领头一次，因而在此周期内新主之德，也 应有义、重、礼三者更迭。太初改历，据说正 “五是如连珠”，又易服色，以黄为贵，可知 ·32*
时：星家测得率先相聚的是土星，而统治方式这 该强调“重”，即天子应享有高度权势才能平治天 下。 至于小变周期，显然指上星“二十八岁周天” 的成数（不久刘歆就已推算出土星的恤星周期为 29.79年，更接近真值)，这符舍太初改历时确汉 朝以上德王的理论。似为什么“百年中变”呢？司马 迁只好拿百年之中“五尾无出而不反逆行”来解 释。但行犁都出现反逆行现象，并非以百年为周 期，因面这种理由站不往脚。相反，“百年”的界 定、却令人想起汉高祖即位时，不是有“行星聚于 东井”的说法么(《史记·天官书》。按《汉：·高帝 纪》系于汉年冬子月。自北魏至清代不断行学者 对此表示怀凝。（这一争议，参见陈遵妫：《中国天 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812一815) 以上说明，司马迁考察“天运”，基点是自然 界在变，这个变服从数的支配，掌握这个数便可 对天运知往十来。于是月然有规律而规律是可知 的，就被他说出来了。这不同于萤仲舒的“天不变” 论是显然的。 同样显然的，是司马迁还没有摆脱占星术的 信仰，还受孔子定数论和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因 此，他力图证明天在变，但又力图证明这个变林 现着先定的宇由和谐图景，而他所描绘的这个图 ·33·
景，不是别的，正是地上的秩序在天上的投影。 在他的天体结构图里，西汉王朝的政权结构和等 级差别，统统有对应的裴现，甚至没有忘记给天 帝安排后官、仓库和马厩(《史记·天月书》行详细 描绘，可参看)。由此出发讨论天变，必然承认变 有合丁常轨和脱出常轨二种。而脱出常轨的变， 就意味着天人合一的和谐图景受到破坏，预兆着 人间将有异事发生，自然需要顺应或禳解。这样 一来，他不知不觉又问到了占星术.又回到了董 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也就不奇怪了。 “目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 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 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襪，正 下无之。夫常星之变希见，三光之占亟用。日 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 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 感动。为天数者，必道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 变。察其精粗，则天备矣。”(《记·天官》 太史公日。这里所说的三五，指三光：月星〕之占 和对待天变的种态度，与前面所说三五不同。) 你看，寻找自然变化规律的努力，最终还是 同巩固封建君主专制秩序的意向联结在一起，不 正说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又成功又不成明的两 面吗？ *34+
一一○、“通古今之变” 相形之下，当司马迁把月光由天上转向人间， 追求“通古今之变”，则要成功得多。那原因，固 然由于历史不断变异的事实俱在·但也由于司马 迁大难不死，反而有机会深刻观省社会的黑暗面， 因此对历生的看法，去其天真、增其怀凝，察其 幽微，考其成说，力求找到支配变异的秘密。这 一来、他的信仰与他的研究，必然发生冲突。司 马迁的伟大，正在于他具有史学家的应有品格， 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只写出他相信是事实 的东西，而不顾经义或时论是否认为悖谬。 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司马迁写当代史问题（施 丁《司马迁写当代史》，《历史研究》1979年7期)。 但如果把“当代”界定为司马迁所见世，那末他最 注意的其实是“近代”。 自从陆贾批评刘邦“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 上治之”那时超，茶亡汉兴的历史，使令西汉人困 惑。盖公、贾谊、晁错、董仲舒，都探讨过。但 他们的答案，无不着眼于当前“治道”的实用需要， 人各异说。留给司马迁的是更大凝问。 假定承认一统是犬地常经、古今通义，那末 从虞夏商周到秦始皇的统一，为什么都那么难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