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的后继者们对理性与情感的可能冲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也全然没有意识到 在解释人的激情时依然采用物理学的方式并不恰当。他们甚至天真地相信:理性原则的贯 彻,将自然而然地让人高尚。比如,莱布尼茨仍然没有放弃理性之光的隐喻,并将“清 楚、明白”这一同样与光的隐喻相关的真理标准悄悄保留下来。当他断言“如果给予充分 的认识,就肯定始终存在一种先天的可能性的认识”[xii时,我们不仅预先嗅到了康德的 气息,而且会问这种先天可能性的认识的根源在哪里?1714年,他专门写了《以理性为基 础的自然与神恩的原则》[xii,进一步扩展了理性概念的适用范围,并认为崇高的理性 既可以认识事物的内在必然性,又可以让我们与上帝相通,并因此领受上帝的惠爱,从而 达到至善与至福。 虽然从笛卡儿到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受到18世纪一些启蒙思想家的嘲笑,但这些启蒙思 想家仍然自称是理性精神的传人。他们也打着理性的幌子强调人的感性生活,并为人的情 感、意志与欲望作辩护。一方面,分析、经验与想象都在百科全书派那里被赋予同等重要 的地位:另一方面,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被看作理性自觉的必然结果。除重新阐释“自 然”概念并从理性之光引出各种各样的科学观念外,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卢梭和伏尔泰,甚 至早就批判了科学与道德的分离,并认为这便是理性时代的困境。正如法国学者德拉奴瓦 指出的那样,伏尔泰“将一些地球人与外星客相对照。外星客对地球人的科技成果惊叹 但也为地球人的政治和道德缺陷懊丧” Lxiv]。这是在提醒人们,要防止科学没有道德定向 的可怕社会后果。卢梭的观点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富有激情地写道:“我自谓 我所攻击的不是科学本身,我是要在有德者的面前保卫德行。”“看一看人类是怎样通过 自己的努力脱离了一无所有之境,怎样以自己的理性之光突破了自然蒙蔽着他的阴霾,怎 样超越了自身的局限而神驰于诸天的灵境,怎样像太阳一样以巨人的步伐遨游在广阔无垠 的宇宙里,那真是一幅宏伟壮丽的景象:然而,返观自我以求研究人类并认识人类的性 质,责任与归宿,那就要格外宏伟和格外难能了。”xl 卢梭所说的“理性之光”在18世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词语。实际上,正如“自然之 光”与“理性”可以互换,从而象征着“自然”与“理性”之间的本质关联一样,对“自 然”概念的多种解释与对“理性”的多种解释相互对应并相互影响着。在不同的启蒙思想 家那里,“理性”与“自然”往往被赋予不尽相同的涵义,有些涵义甚至相互矛盾,但有 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欲借理性之名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学说、计划乃至情绪,这本身就 表明了“理性”的威名已经成为所有人都不可小视、不可回避的东西。同时,这里也潜藏
笛卡尔的后继者们对理性与情感的可能冲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也全然没有意识到 在解释人的激情时依然采用物理学的方式并不恰当。他们甚至天真地相信：理性原则的贯 彻，将自然而然地让人高尚。比如，莱布尼茨仍然没有放弃理性之光的隐喻，并将“清 楚、明白”这一同样与光的隐喻相关的真理标准悄悄保留下来。当他断言“如果给予充分 的认识，就肯定始终存在一种先天的可能性的认识”[xii]时，我们不仅预先嗅到了康德的 气息，而且会问这种先天可能性的认识的根源在哪里？1714 年，他专门写了《以理性为基 础的自然与神恩的原则》[xiii]，进一步扩展了理性概念的适用范围，并认为崇高的理性 既可以认识事物的内在必然性，又可以让我们与上帝相通，并因此领受上帝的惠爱，从而 达到至善与至福。 虽然从笛卡儿到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受到 18 世纪一些启蒙思想家的嘲笑，但这些启蒙思 想家仍然自称是理性精神的传人。他们也打着理性的幌子强调人的感性生活，并为人的情 感、意志与欲望作辩护。一方面，分析、经验与想象都在百科全书派那里被赋予同等重要 的地位；另一方面，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被看作理性自觉的必然结果。除重新阐释“自 然”概念并从理性之光引出各种各样的科学观念外，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卢梭和伏尔泰，甚 至早就批判了科学与道德的分离，并认为这便是理性时代的困境。正如法国学者德拉奴瓦 指出的那样，伏尔泰“将一些地球人与外星客相对照。外星客对地球人的科技成果惊叹， 但也为地球人的政治和道德缺陷懊丧”[xiv]。这是在提醒人们，要防止科学没有道德定向 的可怕社会后果。卢梭的观点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富有激情地写道：“我自谓 我所攻击的不是科学本身，我是要在有德者的面前保卫德行。”“看一看人类是怎样通过 自己的努力脱离了一无所有之境，怎样以自己的理性之光突破了自然蒙蔽着他的阴霾，怎 样超越了自身的局限而神驰于诸天的灵境，怎样像太阳一样以巨人的步伐遨游在广阔无垠 的宇宙里，那真是一幅宏伟壮丽的景象；然而，返观自我以求研究人类并认识人类的性 质，责任与归宿，那就要格外宏伟和格外难能了。”[xv] 卢梭所说的“理性之光”在 18 世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词语。实际上，正如“自然之 光”与“理性”可以互换，从而象征着“自然”与“理性”之间的本质关联一样，对“自 然”概念的多种解释与对“理性”的多种解释相互对应并相互影响着。在不同的启蒙思想 家那里，“理性”与“自然”往往被赋予不尽相同的涵义，有些涵义甚至相互矛盾，但有 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欲借理性之名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学说、计划乃至情绪，这本身就 表明了“理性”的威名已经成为所有人都不可小视、不可回避的东西。同时，这里也潜藏
着滥用理性、滥用启蒙的危险。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启蒙运动是怎样表现出自身的两面性 (二)、理性的裂变与启蒙的张力 “启蒙”的概念史表明,理性缺位的启蒙不叫启蒙。然而,问题在于,如何看待理性?如 何界定理性?如何看待理性与启蒙的关系?“理性”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它经历了 多次裂变。从无所不包的宇宙理性到神的理性与人的理性的分离,从与直观相并列的逻辑 推理能力到人文价值的提供者、评判者与守护者,从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划分到工具理 性和价值理性的判定,乃至20世纪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理性概念(如交往理性、辩证理 性),“理性”涵义的演变无不表明“理性”已被划分为互不相干的条条块块了。到了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不但被视为一种认识能力和认识工具,而且被视为一种生活 态度和精神气质。正如美国学者赖尔(P.H.Rel1)和威尔逊(E.J. Wilson)所言 启蒙运动时期理性概念的诸多含义,与启蒙学者的其他一些常用概念密切相关,这些概念 包括理性主义、演绎法、几何学方法、归纳法、经验主义、自然法、科学方法、批判分 类、常识。几乎每一门启蒙学科都出现了关于理性概念及其含义的讨论,尤其是认识论、 心理学、数学、宗教和科学。共济会、巴伐利亚光明派等启蒙团体把理性提升到了近乎神 圣的地位。自然神论及其相关的物理神学等宗教表达形式则把理性概念作为信仰的支柱, 《圣经》评注运用理性来挑战《圣经》权威。最后,虔敬主义、卫斯理宗、贵格会等新的 宗教教派以理性的名义奋起捍卫宗教。在所有这些现象和思想领域中,含义千变万化的理 性始终起到了核心的作用,人们借此可以深入了解各种错综复杂的启蒙思想。Ivi 但是,理性在不断分裂的同时,并没有找到一个令其自身得以内在地统一起来的纽带。于 是,理性统一的问题到了启蒙运动之后,变成了如何统一理性的问题。黑格尔主义就是在 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实际上,理性的裂变产生的张力也是启蒙自身的张力。这一点决定了 启蒙可能被引向不同的方向 按照德国著名哲学家J. Mittelstrass的划分,西方经历了两次启蒙,一次发生在古希 腊,一次发生在近代:“第二次启蒙把自身理解为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显然终结了过去并 且成为未来的崭新开端。它由此作为历史的个体与其它时代(比如,古希腊或中世纪)迥
着滥用理性、滥用启蒙的危险。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启蒙运动是怎样表现出自身的两面性 的。 （二）、理性的裂变与启蒙的张力 “启蒙”的概念史表明，理性缺位的启蒙不叫启蒙。然而，问题在于，如何看待理性？如 何界定理性？如何看待理性与启蒙的关系？“理性”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它经历了 多次裂变。从无所不包的宇宙理性到神的理性与人的理性的分离，从与直观相并列的逻辑 推理能力到人文价值的提供者、评判者与守护者，从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划分到工具理 性和价值理性的判定，乃至 20 世纪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理性概念（如交往理性、辩证理 性），“理性”涵义的演变无不表明“理性”已被划分为互不相干的条条块块了。到了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不但被视为一种认识能力和认识工具，而且被视为一种生活 态度和精神气质。正如美国学者赖尔（P. H. Rell）和威尔逊（E. J. Wilson）所言： 启蒙运动时期理性概念的诸多含义，与启蒙学者的其他一些常用概念密切相关，这些概念 包括理性主义、演绎法、几何学方法、归纳法、经验主义、自然法、科学方法、批判分 类、常识。几乎每一门启蒙学科都出现了关于理性概念及其含义的讨论，尤其是认识论、 心理学、数学、宗教和科学。共济会、巴伐利亚光明派等启蒙团体把理性提升到了近乎神 圣的地位。自然神论及其相关的物理神学等宗教表达形式则把理性概念作为信仰的支柱， 《圣经》评注运用理性来挑战《圣经》权威。最后，虔敬主义、卫斯理宗、贵格会等新的 宗教教派以理性的名义奋起捍卫宗教。在所有这些现象和思想领域中，含义千变万化的理 性始终起到了核心的作用，人们借此可以深入了解各种错综复杂的启蒙思想。[xvi] 但是，理性在不断分裂的同时，并没有找到一个令其自身得以内在地统一起来的纽带。于 是，理性统一的问题到了启蒙运动之后，变成了如何统一理性的问题。黑格尔主义就是在 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实际上，理性的裂变产生的张力也是启蒙自身的张力。这一点决定了 启蒙可能被引向不同的方向。 按照德国著名哲学家 J. Mittelstrass 的划分，西方经历了两次启蒙，一次发生在古希 腊，一次发生在近代：“第二次启蒙把自身理解为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显然终结了过去并 且成为未来的崭新开端。它由此作为历史的个体与其它时代（比如，古希腊或中世纪）迥
然有别,而其它的时代并不把自身的存在归因于自身的自明性,而是归因于史学家的逐步 完善的理解。”[vi这两次启蒙的共同点在于对理性力量的发现、人的理性与神的理性 的分离以及前者的分化。它既是理性自觉的结果,也是启蒙运动的合乎逻辑的要求。回应 这种要求乃是近代科学和一些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目标和存在条件。对那些试图从自 然律中引出道德律的人来说,它也是产生形形色色的现代伦理问题的重要原因。于是 “启蒙不仅被理解为对已成权威的传统的反动,而且被理解为对思想的日益增长的无纪律 性的批判性抗议”[ xviii Mittelstrass谈到的这两个方面几乎同时并存。理性一开始只是被视为一种从普遍性导出 特殊性的认识能力。随着人被视为理性的动物,随着理性被视为人的本质,理性也被视为 意识的根本和文明的支柱。帕斯卡所说的“几何学精神”和牛顿物理学所揭示的自然秩序 成了理性活动的基本象征。以数学和物理学为样板的自然科学在近代的高歌猛进,既显示 了理性的威力,也滋长了认为理性万能的风气以及以理性能力支配乃至代替其他意识能力 (如情感与意志)的倾向。来自宗教和信仰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人士不愿让自然科学独享 理性知识的名声,他们不仅纷纷仿效自然科学的做法,重新检讨自己的概念和方法,而且 试图移植自然科学的基本原则。19世纪出现的实证主义思潮就是启蒙时期形成的这种思维 方式的自然结果。在此用不着谈论近代科学,因为近代科学作为理性一试身手的舞台已是 众所周知的事实。启蒙思想家对理性的坚定信念也正是在近代科学成就的鼓舞下确立起来 的。我们在此仅谈两个最易被忽视的方面:一是在近代法国文学中一度存在过彰显理性精 神的倾向,二是法语与拉丁语的竞争是借理性之名而展开的。这是审视启蒙运动不可忽视 而恰恰被我们忽视的因素 关于第一点,我只想指出,近代法国文学中还存在一种对抗浪漫主义的因素,它也是启蒙 运动的因素,即以理性为旗号反叛传统,或在文学描述中突出理性、而将情感因素降到从 属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在文风上以简洁代替拖沓,以严谨代替松散,在对人物性格的刻 画和情节安排上体现理性至上的要求。大家熟知的波瓦洛、高乃依和拉辛就是这方面的突 出代表。 关于第二点,我要指出的是,语言既是启蒙运动的工具,又是它要改革的对象。一方面 为摆脱教会的统治,法国王室借口拉丁文不够严谨而渐渐改用法文作为行政与司法语言 与此同时,拉丁文到18世纪末已不再作为官方语言。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和司法制度的 完善要求法语本身更精确、更有逻辑性。卢梭十分正确地指岀:“随着需要的増加,事事 的复杂,知识的传播,语言的特性亦在变化,它更精确,更少激情,更观念化,而不是情
然有别，而其它的时代并不把自身的存在归因于自身的自明性，而是归因于史学家的逐步 完善的理解。”[xvii]这两次启蒙的共同点在于对理性力量的发现、人的理性与神的理性 的分离以及前者的分化。它既是理性自觉的结果，也是启蒙运动的合乎逻辑的要求。回应 这种要求乃是近代科学和一些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目标和存在条件。对那些试图从自 然律中引出道德律的人来说，它也是产生形形色色的现代伦理问题的重要原因。于是， “启蒙不仅被理解为对已成权威的传统的反动，而且被理解为对思想的日益增长的无纪律 性的批判性抗议”[xviii]。 Mittelstrass 谈到的这两个方面几乎同时并存。理性一开始只是被视为一种从普遍性导出 特殊性的认识能力。随着人被视为理性的动物，随着理性被视为人的本质，理性也被视为 意识的根本和文明的支柱。帕斯卡所说的“几何学精神”和牛顿物理学所揭示的自然秩序 成了理性活动的基本象征。以数学和物理学为样板的自然科学在近代的高歌猛进，既显示 了理性的威力，也滋长了认为理性万能的风气以及以理性能力支配乃至代替其他意识能力 （如情感与意志）的倾向。来自宗教和信仰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人士不愿让自然科学独享 理性知识的名声，他们不仅纷纷仿效自然科学的做法，重新检讨自己的概念和方法，而且 试图移植自然科学的基本原则。19 世纪出现的实证主义思潮就是启蒙时期形成的这种思维 方式的自然结果。在此用不着谈论近代科学，因为近代科学作为理性一试身手的舞台已是 众所周知的事实。启蒙思想家对理性的坚定信念也正是在近代科学成就的鼓舞下确立起来 的。我们在此仅谈两个最易被忽视的方面：一是在近代法国文学中一度存在过彰显理性精 神的倾向，二是法语与拉丁语的竞争是借理性之名而展开的。这是审视启蒙运动不可忽视 而恰恰被我们忽视的因素。 关于第一点，我只想指出，近代法国文学中还存在一种对抗浪漫主义的因素，它也是启蒙 运动的因素，即以理性为旗号反叛传统，或在文学描述中突出理性、而将情感因素降到从 属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在文风上以简洁代替拖沓，以严谨代替松散，在对人物性格的刻 画和情节安排上体现理性至上的要求。大家熟知的波瓦洛、高乃依和拉辛就是这方面的突 出代表。 关于第二点，我要指出的是，语言既是启蒙运动的工具，又是它要改革的对象。一方面， 为摆脱教会的统治，法国王室借口拉丁文不够严谨而渐渐改用法文作为行政与司法语言， 与此同时，拉丁文到 18 世纪末已不再作为官方语言。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和司法制度的 完善要求法语本身更精确、更有逻辑性。卢梭十分正确地指出：“随着需要的增加，事事 的复杂，知识的传播，语言的特性亦在变化，它更精确，更少激情，更观念化，而不是情
感化;它诉诸人的理智,而不再诉诸人的情感。”〔xixl孔狄亚克同样强调语言的精确化、 标准化和规范化对于学术研究和思想事业的重要性。他说:“一种语言就是一种分析的方 ,而词即是思想的负荷者,思想艺术的第一工具就是和数学一样的,每个词都有明确的 界说和分类的准确语言。”Ix由此,大量的专科词典和语法专著应运而生。它们是18世 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出版的《百科全书》得以产生的基础。有趣的是,词典一类的工具书常 被看作弘扬理性精神的手段。阿尔诺和朗斯洛编的法语语法书《普通的基于理性推理的语 法》( La grammaire generale et raisonne)已被公认为法语史上的里程碑。达朗贝和 狄德罗编的《百科全书》的副标题,则是“有关科学、艺术和工艺的基于理性推理的 百科辞典”( Encyclope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e des 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etiers)。启蒙运动推动了法国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世俗化,推动了法国 的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的繁荣,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法语的变革与推广。后一点既表现 为语言禁忌的消失、语言特权的废除和大量新术语的出现(据Ch. Bruneau的研究,大革 命时期法语中仅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方面的词汇就增加了5000个),又表现为语言 结构的理性化。Ixxi 然而,自笛卡儿以来,理性的指导原则往往被认为并非靠启示或超自然之光提供,而是来 自成熟的理性自身。理性既被视为知识之源、科学之源,又被视为幸福之源、自身完善之 源。前一点帮助近代西方确立了知识论或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后一点帮助西方人确立了 “进步”以及人类具有自我改进的能力的观念。而这两种观念是启蒙运动的基本信念,并 成为鼓动人心、凝聚共识的重要口号。当启蒙思想家们纷纷相信只有理性能力能给人以尊 严时,“理性之光”对他们来说就具有普遍的道德力量,但启蒙运动的困境恰恰也在这 众所周知,人的理性能力在近代西方集中体现为:知识的获取与把握,科学技术的创造与 发明,社会的组织、管理及秩序的建立,工业生产的标准化、精细化和专业化,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谋画与计算,乃至为掠夺财富和进行控制以血与火的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实 施的殖民扩张政策,等等。所有这些方面在启蒙运动中是一体的,并且服务于“进步”与 解放”这一基本目标。“民主”与“自由”在思想家那里是目的,而在政客那里则成了 手段。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不可避免的脱节,常常掩盖着启蒙运动期间西欧各国的海外殖民 活动同时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一事实。那时的殖民战争几乎是在“解放”和“自由”的名 义下,通过议会民主认可而进行的野蛮的集体抢劫。与此同时,启蒙时期的西欧国家内部 在人们的物质欲望被全面煽动起来之后,几乎找不到遏制恶欲张狂的手段,以至出现了麦
感化；它诉诸人的理智，而不再诉诸人的情感。”[xix]孔狄亚克同样强调语言的精确化、 标准化和规范化对于学术研究和思想事业的重要性。他说：“一种语言就是一种分析的方 法，而词即是思想的负荷者，思想艺术的第一工具就是和数学一样的，每个词都有明确的 界说和分类的准确语言。”[xx]由此，大量的专科词典和语法专著应运而生。它们是 18 世 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出版的《百科全书》得以产生的基础。有趣的是，词典一类的工具书常 被看作弘扬理性精神的手段。阿尔诺和朗斯洛编的法语语法书《普通的基于理性推理的语 法》（La Grammaire generale et raisonnee）已被公认为法语史上的里程碑。达朗贝和 狄德罗编的《百科全书》的副标题，则是“有关科学、艺术和工艺的基于理性 推 理 的 百 科 辞 典 ”（Encyclopedie，ou dictionnaire raisonnee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启蒙运动推动了法国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世俗化，推动了法国 的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的繁荣，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法语的变革与推广。后一点既表现 为语言禁忌的消失、语言特权的废除和大量新术语的出现（据 Ch. Bruneau 的研究，大革 命时期法语中仅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方面的词汇就增加了 5000 个），又表现为语言 结构的理性化。[xxi] 然而，自笛卡儿以来，理性的指导原则往往被认为并非靠启示或超自然之光提供，而是来 自成熟的理性自身。理性既被视为知识之源、科学之源，又被视为幸福之源、自身完善之 源。前一点帮助近代西方确立了知识论或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后一点帮助西方人确立了 “进步”以及人类具有自我改进的能力的观念。而这两种观念是启蒙运动的基本信念，并 成为鼓动人心、凝聚共识的重要口号。当启蒙思想家们纷纷相信只有理性能力能给人以尊 严时，“理性之光”对他们来说就具有普遍的道德力量，但启蒙运动的困境恰恰也在这 里。 众所周知，人的理性能力在近代西方集中体现为：知识的获取与把握，科学技术的创造与 发明，社会的组织、管理及秩序的建立，工业生产的标准化、精细化和专业化，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谋画与计算，乃至为掠夺财富和进行控制以血与火的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实 施的殖民扩张政策，等等。所有这些方面在启蒙运动中是一体的，并且服务于“进步”与 “解放”这一基本目标。“民主”与“自由”在思想家那里是目的，而在政客那里则成了 手段。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不可避免的脱节，常常掩盖着启蒙运动期间西欧各国的海外殖民 活动同时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一事实。那时的殖民战争几乎是在“解放”和“自由”的名 义下，通过议会民主认可而进行的野蛮的集体抢劫。与此同时，启蒙时期的西欧国家内部 在人们的物质欲望被全面煽动起来之后，几乎找不到遏制恶欲张狂的手段，以至出现了麦
考莱所描述的那种状况:“人们说,我们这一个时代所产生的滔天罪恶是我们的祖先不能 想象的。现在社会所处的状况甚至还不如完全毁灭更好。”Ixi 我们不用一一列举近代资本主义的原始罪恶,也不用重复指出马克思早就分析过的近代资 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我们只需追问:既然理性具有普遍的道德力量,它为何没有制止那些 罪恶?是它不愿制止那些罪恶还是它根本没有能力制止那些罪恶?如果是它不愿制止,那 就表明理性并不具有道德力量:如果是它根本没有能力制止,那么理性的自信以及启蒙运 动时期四处弥漫的理性的乐观主义情绪就是理性给自身刻意制造的幻觉。科学技术的进步 和物质财富的增长的确是理性能力得以发挥的结果,并且是理性可以计算的结果,但是, 如果它们不能公正地被广大民众所分享,或者只是成为一部分人进一步压迫和宰制另一部 分人的资本和手段,那么,人类就不可能有总体上的进步。财富的增加与道德的堕落并不 必然成正比。但如果财富的增加不能与公正地分配财富并行,如果社会的普遍的道德水平 非但不能相应地得到提高反而持续不断地下降,那就谈不上有实质意义的自由与平等,社 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以道德的源头自居,而又无法 承担道德责任,以至于甚至“恶”也在个人自由的名义下大行其道。与此同时,自以为自 由或向往自由的个人,发现自己正受到市场规则的嘲弄。在启蒙运动中,资本主义已开始 确立最低限度的信用原则,但它并没有区分有义之信与无义之信,更没有以有义之信取代 无义之信。“只要出钱,一切都可以出卖”,“只要有钱,一切皆可应允”,“只要出 钱,一切皆可兑现”,这就是无义之信的写照。人们告别了无法看见的超然的上帝,但很 快在心中把“金钱”和物欲作为“上帝”,并且,这个新来的上帝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他 的思想与行为。在启蒙运动中,是理性帮他赶走了前面那个超然的上帝,也是理性帮他迎 来了后面那个上帝。因为与理性相伴的那种怀疑与批判精神帮他消除了对一切宗教权威的 迷信。但当理性被视为无所不能时,理性本身也培植了对自身的迷信。因此,我们有理由 像让·鲁瓦一样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任何存在的事物都遵循充分理性的原则,如果世 界在事实上只遵循因果之间的顺承性,如果现实是完全理性的并可解析的,或者至少对我 们自己和以上帝的观点来说是如此,如果恶本身只是表面的而且只是已经完全理性化了的 现实内部的一个异种,那么,人们还有何可为?”[xi 卢梭和康德都敏感地看到作为理性之体现的科学与道德分离的危险,看到知识并不必然包 含道德,知德并不等于行德并且不必然导致行德。启蒙运动曾以理性的怀疑精神为武器, 这种武器本应用于检讨自身才可能有理性的健全。但现实的发展常常出乎思想家的预料 卢梭和康德为解决科学与道德的分离问题提供了今天仍有人信奉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的
考莱所描述的那种状况：“人们说，我们这一个时代所产生的滔天罪恶是我们的祖先不能 想象的。现在社会所处的状况甚至还不如完全毁灭更好。”[xxii] 我们不用一一列举近代资本主义的原始罪恶，也不用重复指出马克思早就分析过的近代资 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我们只需追问：既然理性具有普遍的道德力量，它为何没有制止那些 罪恶？是它不愿制止那些罪恶还是它根本没有能力制止那些罪恶？如果是它不愿制止，那 就表明理性并不具有道德力量；如果是它根本没有能力制止，那么理性的自信以及启蒙运 动时期四处弥漫的理性的乐观主义情绪就是理性给自身刻意制造的幻觉。科学技术的进步 和物质财富的增长的确是理性能力得以发挥的结果，并且是理性可以计算的结果，但是， 如果它们不能公正地被广大民众所分享，或者只是成为一部分人进一步压迫和宰制另一部 分人的资本和手段，那么，人类就不可能有总体上的进步。财富的增加与道德的堕落并不 必然成正比。但如果财富的增加不能与公正地分配财富并行，如果社会的普遍的道德水平 非但不能相应地得到提高反而持续不断地下降，那就谈不上有实质意义的自由与平等，社 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以道德的源头自居，而又无法 承担道德责任，以至于甚至“恶”也在个人自由的名义下大行其道。与此同时，自以为自 由或向往自由的个人，发现自己正受到市场规则的嘲弄。在启蒙运动中，资本主义已开始 确立最低限度的信用原则，但它并没有区分有义之信与无义之信，更没有以有义之信取代 无义之信。“只要出钱，一切都可以出卖”，“只要有钱，一切皆可应允”，“只要出 钱，一切皆可兑现”，这就是无义之信的写照。人们告别了无法看见的超然的上帝，但很 快在心中把“金钱”和物欲作为“上帝”，并且，这个新来的上帝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他 的思想与行为。在启蒙运动中，是理性帮他赶走了前面那个超然的上帝，也是理性帮他迎 来了后面那个上帝。因为与理性相伴的那种怀疑与批判精神帮他消除了对一切宗教权威的 迷信。但当理性被视为无所不能时，理性本身也培植了对自身的迷信。因此，我们有理由 像让·鲁瓦一样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任何存在的事物都遵循充分理性的原则，如果世 界在事实上只遵循因果之间的顺承性，如果现实是完全理性的并可解析的，或者至少对我 们自己和以上帝的观点来说是如此，如果恶本身只是表面的而且只是已经完全理性化了的 现实内部的一个异种，那么，人们还有何可为？”[xxiii] 卢梭和康德都敏感地看到作为理性之体现的科学与道德分离的危险，看到知识并不必然包 含道德，知德并不等于行德并且不必然导致行德。启蒙运动曾以理性的怀疑精神为武器， 这种武器本应用于检讨自身才可能有理性的健全。但现实的发展常常出乎思想家的预料。 卢梭和康德为解决科学与道德的分离问题提供了今天仍有人信奉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