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形而上学 发布时间:2011-05-26 浏览次数:898 第一章笛卡尔与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奠基 第四节自我的发现与实体学说 如上一节所述,为了清除妨碍我们认识真理的历史成见,为了找到知识的“阿基米德点”,笛卡尔的形而 上学首先假定一切事物都是可疑的。他说,我们可以设想没有天、没有地、没有我们可以感知的物理存 在,我们甚至可以设想我们没有身体,也没有超越天地之上的造物主上帝的存在。但唯独不能设想怀疑着 的“我”不存在,因为我们虽然可以怀疑这,怀疑那,怀疑万事万物的存在,但怀疑本身是不可怀景的。 当我断言“一切都可疑”时,我做出“一切都可疑”这一判断本身是无可置疑的。在确定怀疑本身不可怀 疑之后,笛卡尔进一步认为怀疑乃是一种思想活动,当我说我在怀疑时,我实际上在说我在思想。思想必 定有思想者,怀疑必定有怀疑者,这个怀疑者、思想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我”。这样,我在对一切事 物进行普遍怀疑之后就可以得出一个最终结论,即“有我”或“我存在”。每当我想到这个命题,或说出 这个命题时,这个命题都是真的。因此,“有我”或“我存在”这个命题是绝对确实、绝对自明的 在《谈谈方法》第四部分中,笛卡尔这样写道:“现在,我的目的是寻求真理,我想做法就完全相斥:任 何一种看法,只要我能够想象到有一点可疑之处,就应当把它当成绝对虚假的抛掉,看看这样清洗之后我 心里是不是剩下一点东西完全无可怀疑。……可是我马上就注意到:既然我因此宁愿认为一切都是但的 那么,我那样想的时候,那个在想的我就必然应当是个东西。我发现’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十分确实可
西方哲学史 十七世纪形而上学 发布时间: 2011-05-26 浏览次数: 898 第一章笛卡尔与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奠基 第四节 自我的发现与实体学说 如上一节所述，为了清除妨碍我们认识真理的历史成见，为了找到知识的“阿基米德点”，笛卡尔的形而 上学首先假定一切事物都是可疑的。他说，我们可以设想没有天、没有地、没有我们可以感知的物理存 在，我们甚至可以设想我们没有身体，也没有超越天地之上的造物主上帝的存在。但唯独不能设想怀疑着 的“我”不存在，因为我们虽然可以怀疑这，怀疑那，怀疑万事万物的存在，但怀疑本身是不可怀疑的。 当我断言“一切都可疑”时，我做出“一切都可疑”这一判断本身是无可置疑的。在确定怀疑本身不可怀 疑之后，笛卡尔进一步认为怀疑乃是一种思想活动，当我说我在怀疑时，我实际上在说我在思想。思想必 定有思想者，怀疑必定有怀疑者，这个怀疑者、思想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我”。这样，我在对一切事 物进行普遍怀疑之后就可以得出一个最终结论，即“有我”或“我存在”。每当我想到这个命题，或说出 这个命题时，这个命题都是真的。因此，“有我”或“我存在”这个命题是绝对确实、绝对自明的。 在《谈谈方法》第四部分中，笛卡尔这样写道：“现在，我的目的是寻求真理，我想做法就完全相反：任 何一种看法，只要我能够想象到有一点可疑之处，就应当把它当成绝对虚假的抛掉，看看这样清洗之后我 心里是不是剩下一点东西完全无可怀疑。……可是我马上就注意到：既然我因此宁愿认为一切都是假的， 那么，我那样想的时候，那个在想的我就必然应当是个东西。我发现’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十分确实可
靠,连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所研求 的哲学的第一原理。”[1] 从笛卡尔的论证过程看,“自我”是普遍怀疑的最终结果,是排除一切不确实性的东西之后剩下的唯一确 实的东西,是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立足点。因为笛卡尔正是从“自我”出发推出“上帝”的存在,然 后又从上帝的存在推出物体(物理世界)的存在,最后以“自我”、“上帝”、“物体”这三大概念为支 柱建立起整个形而上学的大厦。对“自我”的发现是笛卡尔对近代哲学的最大贡献,也是他的理性主义精 神的生动体现。从某种程度上讲,近代形而上学是围绕“自我”展开的。尽管不同哲学家对“自我”有不 同规定,比如,有的哲学家指导它规定为实体,有的哲学家把它规定为功能:有的把它视为“小我”,有 的把它上升为“大我”,但是近代哲学所张扬的主体主义精神恰恰是通过“自我”概念的演进而得以生 发、弘扬和体现的。相对于中世纪经院哲学而言,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倡导心灵的自我反思并把一切东西放 在理性的尺度下加以衡量,从而启明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对“自我”的遗忘,并在近代首次明确提出了理性 的原则的至高无尚性。同时,笛卡尔的“自我”概念也蕴涵着它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当他把“自我”视 为完全不同于物质的纯精神实体时,他也通过强调心灵与肉体的绝对异质性而突显了主体与对象的二元分 裂,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就隐含在那种思维模式中。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对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核心 观点进行阐述。 “我思故我在”新探*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也是西方哲学中争论最多的命题之一。这一命题蕴含着近代哲 学的开端,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现象学运动的发展。从表面上看,“我思故我在”似乎是个推论,因为 笛卡尔在“我思”( Cogito)和“我在”(Sum)之间用了“所以”(ergo)一词。而且,在有些地方,笛 卡尔也常常喜欢用推理形式来谈论“我存在”。例如,在《致 Colvius的信》中,他说,“从一个人在怀 疑这一事实推出这个人存在,这本质上是十分简单十分明白的事情。”[2]在《谈谈方法》中,笛卡尔也 说:“从我在想着怀疑他物的真理性这一事实可以非常清楚、非常确实地推出’我存在’。”[3]于是, 许多人据此断定,笛卡尔的“我在”是从“我思”中推论出来的,即认为,“我思故我在”是一个推论。 “我思故我在”真是一个推论吗·还是让我们来看看笛卡尔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对诘难的第二个 答复》中,笛卡尔明确指出: “当我们发觉我们是在思维着的东西时,这是一个第一概念,这个概念并不是从任何三段论式推论出来 的。当有人说:我思维,所以我存在时,他从他的思维得出他的存在这个结论并不是从什么三段论式得出 来的,而是作为一个自明的事情:是用精神的一种单纯的灵感看出它来的。从以下的事实看,事情是很明
靠，连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所研求 的哲学的第一原理。”[1] 从笛卡尔的论证过程看，“自我”是普遍怀疑的最终结果，是排除一切不确实性的东西之后剩下的唯一确 实的东西，是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立足点。因为笛卡尔正是从“自我”出发推出“上帝”的存在，然 后又从上帝的存在推出物体（物理世界）的存在，最后以“自我”、“上帝”、“物体”这三大概念为支 柱建立起整个形而上学的大厦。对“自我”的发现是笛卡尔对近代哲学的最大贡献，也是他的理性主义精 神的生动体现。从某种程度上讲，近代形而上学是围绕“自我”展开的。尽管不同哲学家对“自我”有不 同规定，比如，有的哲学家指导它规定为实体，有的哲学家把它规定为功能；有的把它视为“小我”，有 的把它上升为“大我”，但是近代哲学所张扬的主体主义精神恰恰是通过“自我”概念的演进而得以生 发、弘扬和体现的。相对于中世纪经院哲学而言，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倡导心灵的自我反思并把一切东西放 在理性的尺度下加以衡量，从而启明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对“自我”的遗忘，并在近代首次明确提出了理性 的原则的至高无尚性。同时，笛卡尔的“自我”概念也蕴涵着它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当他把“自我”视 为完全不同于物质的纯精神实体时，他也通过强调心灵与肉体的绝对异质性而突显了主体与对象的二元分 裂，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就隐含在那种思维模式中。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对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核心 观点进行阐述。 一、“我思故我在”新探*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也是西方哲学中争论最多的命题之一。这一命题蕴含着近代哲 学的开端，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现象学运动的发展。从表面上看，“我思故我在”似乎是个推论，因为 笛卡尔在“我思”（Cogito）和“我在”（Sum）之间用了“所以”（ergo）一词。而且，在有些地方，笛 卡尔也常常喜欢用推理形式来谈论“我存在”。例如，在《致 Colvius 的信》中，他说，“从一个人在怀 疑这一事实推出这个人存在，这本质上是十分简单十分明白的事情。”[2]在《谈谈方法》中，笛卡尔也 说：“从我在想着怀疑他物的真理性这一事实可以非常清楚、非常确实地推出’我存在’ 。”[3]于是， 许多人据此断定，笛卡尔的“我在”是从“我思”中推论出来的，即认为，“我思故我在”是一个推论。 “我思故我在”真是一个推论吗·还是让我们来看看笛卡尔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对诘难的第二个 答复》中，笛卡尔明确指出： “当我们发觉我们是在思维着的东西时，这是一个第一概念，这个概念并不是从任何三段论式推论出来 的。当有人说：我思维，所以我存在时，他从他的思维得出他的存在这个结论并不是从什么三段论式得出 来的，而是作为一个自明的事情；是用精神的一种单纯的灵感 看出它来的。从以下的事实看，事情是很明
显的,如果他是从一种三段论式推论出来的,他就要事先认识这个大前提:凡是在思维的东西都存在。然 而,相反,这是由于他自己感觉到如果他不存在他就不能思维这件事告诉他的。因为,由个别的认识做成 般的命题,这是我们精神的本性”[4]。 显然,笛卡尔在这段话中已经否认了“我思故我在”需要一个大前提,否认了“我思故我在”是“所有S 都是P,M是S,所以M是P”这种形式的推论。诚如费尔巴哈所说:“’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不是推理, 因为推论要求一个 Terminus medius(中项),即把大前提联结起来的第三者,中间者 但是,在本 质和存在之间没有第三者;它们是通过自身同一的,即直接同一的。”[5] “我思故我在”是否是其他形式的推论呢·从上述引证的那段文字中,可以发现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因为笛卡尔把它看成本来已知的东西,看成心灵简单直觉的结果。笛卡尔认为,“他存在,他思维”这类 命题是通过直觉而不是通过推理提出来的。“我思故我在”作为第一原理“是由直觉提供的”[6]。所谓直 觉,并不是逻辑推理,而是心灵对对象的直接认识,在一瞬间完整地把握一个对象。凡是被直觉把握的东 西都是最简单、最确实的东西,同时也是最清楚明白的东西。它不需要别的东西给它提供证明,因为它提 供的仅仅是关于存在的不证自明的知识,它自身即是自身的证明和依据。笛卡尔指出,获得必然的知识有 两条途径,一是直觉,一是演绎,演绎依赖直觉,直觉并不依赖演绎。一切先天的真理和自明的公理作为 推论的前提都是由直觉发现的。 在《哲学原理》中,笛卡尔甚至认为“我思故我在”表达了一种永恒真理,具有严格的必然性,而有严格 必然性的永恒真理是不能靠推论得出来的。推论本身不能保证真理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正确的推理充其量 不过是保证推论过程不犯错误,而不能保证推论的结果一定正确 说“我思故我在”中有一个前提,实际上否定了它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笛卡尔说,作为首要的最确 实的知识的第一原理必须满足两个基本要求:第一,必然是清楚明白的无可怀疑的真理;第二,必是没 有前提的,它不依赖其他知识,其他知识则完全依赖它,以至于我们可以离开其他知识单独理解这个原 理,而离开了这个原理我们则无从理解其他知识。这两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既然“我思故我在” 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那么,它必然是没有前提的前提,必须是其他知识赖以产生的基础和根据}。说 “我思故我在”有一个前提,显然不符合作为第一原理的第二个要求。 再者,说“我思故我在”是一个命题,同时又是一个推论,那是自相矛盾的。既是命题,它就不可能同时 也是推论:既是公理,它就不是靠推论得出来的,它必须不证自明,否则就不成其为公理。 “我思故我在”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命题,但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它蕴涵着近代哲学的开端。那么,究 竞如何理解“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呢·“我思”与“我在”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应该了解,这一命题是笛卡尔十余年苦苦思索的结果。1628年,他在写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指导 心灵的规则》时,仅仅提出了“他思想”、“他存在”的命题,而且,把“他存在”放在“他思想”之
显的，如果他是从一种三段论式推论出来的，他就要事先认识这个大前提：凡是在思维的东西都存在。然 而，相反，这是由于他自己感觉到如果他不存在他就不能思维这件事告诉他的。因为，由个别的认识做成 一般的命题，这是我们精神的本性”[4]。 显然，笛卡尔在这段话中已经否认了“我思故我在”需要一个大前提，否认了“我思故我在”是“所有 S 都是 P,M 是 S，所以 M 是 P”这种形式的推论。诚如费尔巴哈所说：“’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不是推理， 因为推论要求一个 Terminus Medius（中项），即把大前提联结起来的第三者，中间者，……但是，在本 质和存在之间没有第三者；它们是通过自身同一的，即直接同一的。”[5] “我思故我在”是否是其他形式的推论呢·从上述引证的那段文字中，可以发现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因为笛卡尔把它看成本来已知的东西，看成心灵简单直觉的结果。笛卡尔认为，“他存在，他思维”这类 命题是通过直觉而不是通过推理提出来的。“我思故我在”作为第一原理“是由直觉提供的”[6]。所谓直 觉，并不是逻辑推理，而是心灵对对象的直接认识，在一瞬间完整地把握一个对象。凡是被直觉把握的东 西都是最简单、最确实的东西，同时也是最清楚明白的东西。它不需要别的东西给它提供证明，因为它提 供的仅仅是关于存在的不证自明的知识，它自身即是自身的证明和依据。笛卡尔指出，获得必然的知识有 两条途径，一是直觉，一是演绎，演绎依赖直觉，直觉并不依赖演绎。一切先天的真理和自明的公理作为 推论的前提都是由直觉发现的。 在《哲学原理》中，笛卡尔甚至认为“我思故我在”表达了一种永恒真理，具有严格的必然性，而有严格 必然性的永恒真理是不能靠推论得出来的。推论本身不能保证真理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正确的推理充其量 不过是保证推论过程不犯错误，而不能保证推论的结果一定正确。 说“我思故我在”中有一个前提，实际上否定了它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笛卡尔说，作为首要的最确 实的知识的第一原理必须满足两个基本要求：第一，必然是清楚明白的无可怀疑的真理；第二，必须是没 有前提的，它不依赖其他知识，其他知识则完全依赖它，以至于我们可以离开其他知识单独理解这个原 理，而离开了这个原理我们则无从理解其他知识。这两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既然“我思故我在” 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那么，它必然是没有前提的前提，必须是其他知识赖以产生的基础和根据。说 “我思故我在”有一个前提，显然不符合作为第一原理的第二个要求。 再者，说“我思故我在”是一个命题，同时又是一个推论，那是自相矛盾的。既是命题，它就不可能同时 也是推论；既是公理，它就不是靠推论得出来的，它必须不证自明，否则就不成其为公理。 “我思故我在”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命题，但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它蕴涵着近代哲学的开端。那么，究 竟如何理解“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呢·“我思”与“我在”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应该了解，这一命题是笛卡尔十余年苦苦思索的结果。1628 年，他在写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指导 心灵的规则》时，仅仅提出了“他思想”、“他存在”的命题，而且，把“他存在”放在“他思想”之
前,中间未加任何联结词。时隔九年,《谈谈方法》问世时,这两个用第三人称表示的独立命题才改成 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笛卡尔为了突出主体的地位,强调自我的能动性,把“他”改为“我”,把 “我思”放在“我在”之前。 同时,在形成这一命题的过程中,笛卡尔明显受到了奥古斯丁的影响。在《上帝之城》第11卷第26章 里,奥古斯丁提出了“如果我受骗,那么我存在”( Si fallon ergo sum)的命题。从形式上看,这一命 题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 Cogito ergo sum)极为相似。笛卡尔曾用我怀疑、我受騙这类事 实来说明我存在,这在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中同样可以找到。笛卡尔直言不讳地承认:“我非常高 兴地发现自己与奥古斯丁一致”,因为奥古斯丁也认为,“在我们身上有某种类似三位一体的东西,即, 我们存在,我们知道我们存在,我们爱这个存在和我们所具有的知识。”[7]笛卡尔还承认,他之所以提出 这个命题,并不是为了效仿奥古斯丁以人的智慧来论证神的智慧,而是为了重新确立理性的地位,高扬思 维的能动性,表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揭示我思维与我存在的直接联系。黑格尔认为, Cogito(我思)和 m(我在)之间的ergo(所以)一词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用黑格尔本人的话说:“这里的’所以 不是推论的’所以’;这只是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直接联系。”[81 早在《指导心灵的规则》中,笛卡尔就指出,在自我中思维与存在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只不过在日常 生活中那些缺乏反省的人往往不会意识到这种联系,他们注意的要么是与被产生者之间的联系,要么是外 在的线性因果关系。但是,“我思故我在”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恰恰不能理解为产生者与被产生老之间 的关系。如果说在“我思故我在”里思维产生出存在(我),那实际上是说有一个不存在的产生者。思维 只是一种活动,活动必有主体:思维只是属性,属性必有依托。没有主体,没有依托,思维是不可能存在 的。因此,说没有依托的思维会产生出存在(我),实质上是说不存在的东西会产生存在[9] “我思故我在”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应当理解为双向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我思”是“我在”的原 因,反过来,“我在”也是“我思”的原因。但对笛卡尔所说的后一方面,人们是忽视的。实际上,笛卡 尔至少有两处提到我不存在就不可能思想。例如,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说:“我发现在’我思故我 在’这个命题里并没有别的东西使我确信我说的是真理,而是我非常清楚地见到必须存在才能思 想。”[10]在《哲学原理》中笛卡尔还宣称“不存在就不可能思想”是一个真理[l]。由此可见,笛卡尔并 未把思想看作游离存在的东西,主张思维先于存在。所以,我思维与我存在之间并不存在时间的先后关 系,也不存在逻辑的先后关系,两者在时间上和逻辑上都是同在的 对“我思维”与“我存在”之间的这种同一性,笛卡尔在不少地方都作过论述。在《形而上学沉思集》中 笛卡尔写道:“我思想多久我就存在多久……如果我完全停止思想,我也就完全停止存在”[12]在《真理 的探求》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只有思想具有这样的特性,我不能与我相分离 如果我一时停止了思 想,我同时也可能停止存在。”[13]因此,按照笛卡尔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思维与我存
前，中间未加任何联结词。时隔九年，《谈谈方法》问世时，这两个用第三人称表示的独立命题才改成 “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笛卡尔为了突出主体的地位，强调自我的能动性，把“他”改为“我”，把 “我思”放在“我在”之前。 同时，在形成这一命题的过程中，笛卡尔明显受到了奥古斯丁的影响。在《上帝之城》第 11 卷第 26 章 里，奥古斯丁提出了“如果我受骗，那么我存在”（Si fallor ergo sum）的命题。从形式上看，这一命 题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Cogito ergo sum）极为相似。笛卡尔曾用我怀疑、我受骗这类事 实来说明我存在，这在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中同样可以找到。笛卡尔直言不讳地承认：“我非常高 兴地发现自己与奥古斯丁一致”，因为奥古斯丁也认为，“在我们身上有某种类似三位一体的东西，即， 我们存在，我们知道我们存在，我们爱这个存在和我们所具有的知识。”[7]笛卡尔还承认，他之所以提出 这个命题，并不是为了效仿奥古斯丁以人的智慧来论证神的智慧，而是为了重新确立理性的地位，高扬思 维的能动性，表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揭示我思维与我存在的直接联系。黑格尔认为，Cogito(我思)和 Sum（我在）之间的 ergo(所以)一词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用黑格尔本人的话说：“这里的’所以’ 不是推论的’所以’；这只是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直接联系。” [8] 早在《指导心灵的规则》中，笛卡尔就指出，在自我中思维与存在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只不过在日常 生活中那些缺乏反省的人往往不会意识到这种联系，他们注意的要么是与被产生者之间的联系，要么是外 在的线性因果关系。但是，“我思故我在”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恰恰不能理解为产生者与被产生者之间 的关系。如果说在“我思故我在”里思维产生出存在（我），那实际上是说有一个不存在的产生者。思维 只是一种活动，活动必有主体；思维只是属性，属性必有依托。没有主体，没有依托，思维是不可能存在 的。因此，说没有依托的思维会产生出存在（我），实质上是说不存在的东西会产生存在[9]。 “我思故我在”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应当理解为双向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我思”是“我在”的原 因，反过来，“我在”也是“我思”的原因。但对笛卡尔所说的后一方面，人们是忽视的。实际上，笛卡 尔至少有两处提到我不存在就不可能思想。例如，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说：“我发现在’我思故我 在’这个命题里并没有别的东西使我确信我说的是真理，而是我非常清楚地见到必须存在才能思 想。”[10]在《哲学原理》中笛卡尔还宣称“不存在就不可能思想”是一个真理[11]。由此可见，笛卡尔并 未把思想看作游离存在的东西，主张思维先于存在。所以，我思维与我存在之间并不存在时间的先后关 系，也不存在逻辑的先后关系，两者在时间上和逻辑上都是同在的。 对“我思维”与“我存在”之间的这种同一性，笛卡尔在不少地方都作过论述。在《形而上学沉思集》中 笛卡尔写道：“我思想多久我就存在多久……如果我完全停止思想，我也就完全停止存在”[12]在《真理 的探求》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只有思想具有这样的特性，我不能与我相分离。……如果我一时停止了思 想，我同时也可能停止存在。”[13]因此，按照笛卡尔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思维与我存
在是直接同一的。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做过详细说明。黑格尔认为,在“我思故我在”里, 作为主体的思维就是思维者,这就是’我’”,“存在只是与纯粹的思维同一,不管内容如何:我就等 于思维。”[14]费尔巴哈也指出,“不可能设想我的思维和存在之间存在着区别;我的思维就是我的存 在,两者是完全同一的。”[15一方面,我必须存在才能思维,我的存在离不开思维。因为我不仅通过思 维发现了我,而且通过这种发现我证实了我在思维。如果说我存在是因为我思维,那么,我思维同样是因 为我存在。因此,我就是活生生的我思过程本身,而不像辛提加( Hintikka)所说的那样,应当把‘我 在”看作“我思”过程的结果[16。另一方面,我思维着我就存在着,我停止了思维我就不再存在。如果 我存在却不思维,我就不成其为我,而与动物无异。我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我是思维的东西,在于我 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因此,我是以思维为本质的东西,思维就是我的生命。笛卡尔说,“我思故我 在”中的“我”是一个思维的实体,这里所说的“思”不仅指理性思考,而且包括感觉、记忆、想豸、意 志、情感等心理活动。正是通过这些心理活动,我获得了我的现实性,我也正是在这种现实性中展开我的 思维。比如,在怀疑中一在笛卡尔看来正好是在思维中一我否定了外部世界以及肉体的实在性,然而这种 否定正好是对自身存在的肯定,是自身存在的确证,因为只要我在怀疑,就说明我是存在的 正因如此,笛卡尔认为,我的非思想性的行为,如“我呼吸”、“我走路”能成为我存在的证据,因为我 是不同于肉体的东西,呼吸、走路都不过是动物也具有的肉体的活动,它们是不确实的,因而不能成为我 存在的标志。“我必须先意识到我在呼吸,这就是说,思维在这里仍然比呼吸更基本,因为我的思维不能 成为我呼吸的内容,而我的呼吸可以成为我思维的内容。“在这种意义上,说’我呼吸,所以我存在’不 过是说’我思维所以我存在’。”[17] 由上看来,我思维与我存在的确是直接同一的:思之在在于在之思,在之思证明了思之在。在并非的逻 辑演绎,而是思之体现;思并非在的某一属性,而是在之本质,在之确证,以致是在之大全或在本身。就 这样,笛卡尔自以为保证了我思的绝对确实性,从而为哲学找到了一个新的可靠的基地。然而,事实可能 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笛卡尔仅仅通过“思”并未将“我”这个能思之物规定清楚,或者说,‘我 在”的存在意义仍然没有被揭示出来。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在现象 学运动中的命运。 胡塞尔曾经指出:“法国伟大的思想家笛卡尔以他的《沉思录》给现象学以新的推动,这起到了对发展着 的现象学转变成新的先验哲学的作用。因此,人们几乎可以把先验现象学称为新笛卡尔主义。”[18] 现象学之所以被称为新笛卡尔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在改造笛卡尔的“我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也因此成了现象学家批评和争论的焦点。法国现象学的著名代表、知觉现象 学的开创者梅洛·庞蒂试图对笛卡尔的“我思”概念进行重新审查,重建“我思”与“我在”的关系。他 不再把“我思”与“我在”等同起来,主张“我思”源于前反省的意识。基于这种理解,他试图诉诖原始
在是直接同一的。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做过详细说明。黑格尔认为，在“我思故我在”里， “作为主体的思维就是思维者，这就是’我’”，“存在只是与纯粹的思维同一，不管内容如何；我就等 于思维。”[14]费尔巴哈也指出，“不可能设想我的思维和存在之间存在着区别；我的思维就是我的存 在，两者是完全同一的。”[15]一方面，我必须存在才能思维，我的存在离不开思维。因为我不仅通过思 维发现了我，而且通过这种发现我证实了我在思维。如果说我存在是因为我思维，那么，我思维同样是因 为我存在。因此，我就是活生生的我思过程本身，而不像辛提加（Hintikka）所说的那样，应当把“我 在”看作“我思”过程的结果[16]。另一方面，我思维着我就存在着，我停止了思维我就不再存在。如果 我存在却不思维，我就不成其为我，而与动物无异。我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我是思维的东西，在于我 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因此，我是以思维为本质的东西，思维就是我的生命。笛卡尔说，“我思故我 在”中的“我”是一个思维的实体，这里所说的“思”不仅指理性思考，而且包括感觉、记忆、想象、意 志、情感等心理活动。正是通过这些心理活动，我获得了我的现实性，我也正是在这种现实性中展开我的 思维。比如，在怀疑中—在笛卡尔看来正好是在思维中—我否定了外部世界以及肉体的实在性，然而这种 否定正好是对自身存在的肯定，是自身存在的确证，因为只要我在怀疑，就说明我是存在的。 正因如此，笛卡尔认为，我的非思想性的行为，如“我呼吸”、“我走路”能成为我存在的证据，因为我 是不同于肉体的东西，呼吸、走路都不过是动物也具有的肉体的活动，它们是不确实的，因而不能成为我 存在的标志。“我必须先意识到我在呼吸，这就是说，思维在这里仍然比呼吸更基本，因为我的思维不能 成为我呼吸的内容，而我的呼吸可以成为我思维的内容。“在这种意义上，说’我呼吸，所以我存在’不 过是说’我思维所以我存在’ 。”[17] 由上看来，我思维与我存在的确是直接同一的：思之在在于在之思，在之思证明了思之在。在并非思的逻 辑演绎，而是思之体现；思并非在的某一属性，而是在之本质，在之确证，以致是在之大全或在本身。就 这样，笛卡尔自以为保证了我思的绝对确实性，从而为哲学找到了一个新的可靠的基地。然而，事实可能 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笛卡尔仅仅通过“思”并未将“我”这个能思之物规定清楚，或者说，“我 在”的存在意义仍然没有被揭示出来。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在现象 学运动中的命运。 胡塞尔曾经指出：“法国伟大的思想家笛卡尔以他的《沉思录》给现象学以新的推动，这起到了对发展着 的现象学转变成新的先验哲学的作用。因此，人们几乎可以把先验现象学称为新笛卡尔主义。”[18] 现象学之所以被称为新笛卡尔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在改造笛卡尔的“我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也因此成了现象学家批评和争论的焦点。法国现象学的著名代表、知觉现象 学的开创者梅洛·庞蒂试图对笛卡尔的“我思”概念进行重新审查，重建“我思”与“我在”的关系。他 不再把“我思”与“我在”等同起来，主张“我思”源于前反省的意识。基于这种理解，他试图诉诸原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