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第一章王权支配社会 第九种是“贾”。“我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①。 在上述九种方式中，第九种是·个特例，以后再分析。其他八 种方式都不是买卖，这表明当时的土地运动不是通过经济方式进 行的，而是通过政治，军事手段实现的。为什么超经济的方式起了 主要作用，这要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寻找答案。从目前所接触的史 料看，土地运动的范围是有限的，主要在诸侯和卿大夫之间进行。 卿大夫以下等级是否参加进了土地运动的行列，现在还难于断定。 个别史料透露了··点消息，有的家臣有食邑，有的士也有田。如郑 “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②，杜预注，这些 人“皆土也”。即使卿大夫以下某些人加入土地运动的行列，但有 两点可以肯定：第一，卿大夫以下的人不占主要地位。第二，他们 也受政治权力的控制。 既然诸侯和卿大夫是土地运动的主体，那么，这种运动的本身 结构与特性，决定了诸侯和卿大夫们不可能按照经济的原则去操 纵土地，而只能借助于超经济的手段。因为诸侯和卿大夫不仅自 身发迹靠政治，而且他们又都是政治权力的负荷者。关于诸侯无 须多言，卿大夫有必要稍加论述。 卿大夫相对诸侯称之为“私”、“私家”、“私门”。于是，有的学 者认为这些“私门”是一批“不当权的”入，他们占有和兼并的土地 就是“私田”，因此“土地私有权较为完整”，“存在有土地买卖”③。 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且不说秦国，山东各国卿大夫也都是当权 者，均是氏族长、食邑主、食邑内政长三位体式的入物。 卿大夫有与诸侯“公朝”相似的“家朝”和独立的官吏系统。 如齐“崔成、崔彊杀东郭偃、棠无咎于崔氏之朝”；鲁叔孙氏“朝其 ①②《左传·襄公四牛》、《左传·襄公小年》， ③见林剑鸣：《中国封建地于阶级产生的两条途径)
中国的王权主义 24 家众”灯：卿大夫下属有成套的官吏机构，泛称为“大夫”、“属大 夫”、“家大大”、“宰”，“相”、“室老”、“家臣”、“守臣”、“臣”等、表明 具体职掌的有“傅”、“宗人”、“祝”、“史”、“司徒”、“司马”、“工师” “贾正”、“御驺”、“圉人”、“阉天”、“寺人”等等。这些家臣的任免权 和使用权，完全由卿大夫掌管，诸侯不能干预。卿大夫既是诸侯的 片属，又是诸侯之下独立性极强的地方行政长官。 卿大夫还拥有自己直接指挥的军事力量，《左传》记述甚多，称 之为“私徒”、“私属徒”、“私卒”、“私属”；在标明主人的情况下，又 称之为某某之“甲”、“甲士”、“卒”、“徒”、“族”、“乘”、“赋”等等。在 国与国的争战中，卿大夫卒领自己的私卒协助国君作战，因而直接 指挥权操纵在卿大夫手中。在国内，常有卿大夫率领自己的私卒 与国君交手之事，至于卿大夫之间大动干戈，更是不胜枚举。 春秋时期“君”、“公”、“主”并不是诸侯的专称，卿大夫的属下也 以“君”、“公”、“主”称卿大夫。当卿大夫与诸侯矛盾时，家臣、私属 完全听从家主的指挥。齐崔杼命令家臣杀齐庄公时，齐庄公求饶， 崔杼的家臣回答道，我们只听我们主人的命令，除此之外，“不知二 命”②，结果把齐庄公杀了。这类事情，《左传》记载达五六起之多。 卿人夫既然是一级政权的主脑，因此就不好把诸侯与卿大夫 之间的土地争夺笼统地称之为土地私有。因为在这种结构中，土 地的占有从属于政治权力；土地运动主要不是通过经济的方式进 行买卖、交换，而是从属于政治和军事行动。因此，把卿大夫视为 中国历史上第一代与政治相分离的私人封建主是缺乏根据的。 春秋时期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是错综复杂的争战，这种争战 的结果是权力集中化。由于土地所有权是政治的从属物，所以土 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左传·昭公五年)。 ②《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25 第一章王权支配社会 地占有关系也随者政治权力的集中而集中。如果说在春秋以前由 于逐级分封制行在，土地所有权实际表现为多级所有：那么随着战 国时期泱泱大国的形成，十地所有权便集中于诸侯国家之手，从而 在大范围内表现为诸侯上地国有。 到目前为让，确切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上地买卖的只有两条材 料，一条是前面提到的晋国用货“贾”戎狄之土。严格地说，这还不 是土地买卖，而是晋扩充国土的一种特别方式。另一条材料是人 所共知的《史记》所载赵括买田之事，这是真正的土地买卖，但已到 了战国末期。有的人把“中牟之天，弃其田耘，卖宅圃”①作为春 秋末已出现土地私有的论据，这是不准确的。文中已点明田与宅 圃是不同的，宅圃用“卖”，田则用“弃”。《管子》也有类似记载②。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土地主要是政治权力的从属物，只是到了 战国中期以后才有一部分土地可以开始买卖，但还是比较个别的。 内此，土地买卖不能成为封建地主形成的主要途径之-·。 2.从等级制对社会的控制看封建地主的形成 等级制度无疑需要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但是，等级制度 本身却是由政治直接造就的。等级制度实行的宽度与广度，标志 着政治权力对人身的支配程度。当等级制度不仅决定着人们的杜 会地位，而且也决定着天们的经济地位时，那就意味着人们很少能 在政治之外获得更多的自由。人们从属于政治的成分越大，作为 经济主体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考察一下春秋战国的等级制度， 对子澄清本节讨论的问题当会有所帮助。 春秋是个战乱时代，以周天子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受到了冲击， ①《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②如《小称》载，民恶其上，“捐其地而上
中国的王权主义 26 对于桌个人来说，活动余地可能大了些，但是等级制度本身并没有 因此而走向衰败，当时所有的人仍生活在等级之中。有关论述甚 多：“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庶 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 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 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 事”①：“公食贡，大夫食邑，土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宫，皂隶食 职，官宰食加”：“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 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②。以上记载，有些被称 为“先王之制”，其实春秋时期的等级规定基本上亦复如是，在某些 方面似乎更趋于繁琐。比如卿，有“一命”、“再命”、“三命”之分，命 多者更为尊贵；另外又有“正卿”、“冢卿”、“上卿”、“亚卿”、“次卿”、 “介卿”、“下卿”、“少卿”、“摄脚”之别。在大夫中可分为“上”、 “中”、“下”三等；另外还有“亚大夫”，“七舆大夫”、“五大夫”、“属大 夫”等等。 众所周知，食邑制是春秋时期贵族们分享财产的一项主要制 度。那么，食邑是按照什么原则分配呢？从理论上讲，不同等级占 有食邑的数量是有差别的，月看如下记载：卫公“与免余邑六十。 辞日：唯卿备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禄，乱也。臣弗敢闻。且宁 于唯多邑，故死。臣惧死之速及。’公时与之，受其半以为少师”；齐 晏要有功，齐侯赏他六十邑，不受，辞曰：“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且 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③；晋叔向日：“大国 之卿，旅之四。上大夫，一卒之田”④；郑胜陈，赐子产六邑。子 ①《左传·相公“年》、《左传·昭公七年》 ②《国语·晋语四、周语上) ③《左传·褒公二十七年、：十八年》 ③《国语·野语八》
27 第一雍王权支配社会 产辞H:“月上以下，隆杀以两，礼也。臣之位在四…请辞邑”①。 从春秋实际情况看，并未完全按照上述规定头行，封赏多少食邑， 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受封者也常常凭借实力扩大食邑范围。不过， 在名义上，予夺之权最后是由分封者决定的，正如卫孙林父所说 “臣之禄，君实有之”②。 春秋时期，除了最高的统治若外，其他的人都是政治从属物， 均构不成独立的经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会有不受政治 干预的独立的经济运动和土地买卖。许多赫赫有名的卿大夫，资 财富、食邑众，随着政治上的垮台，不只全部财产被剥夺，本人也常 常降人皂隶之中。如晋国著名的栾、郤、胥、原、狐、绩、庆、伯诸氏， 背“降在皂隶”③。中政治决定经济地位的兴衰，是春秋时期普遍 存在的现象。 战国的等级制度于史有阙，不过从一些片断的记载看，爵制 仍普遍实行于各国。秦有“官爵”和“军爵”④。官爵情况不清楚， 待考：军爵即人所共知的二十等爵。由于全民皆兵，爵又普及于 民如长平之战胜利后，秦“赐民爵各·级”⑤。当然，社会上也还 有人未进人爵制，这些人不是更自由，而是更卑下、低贱，更不自 由。从一些零星材料看，山东诸侯的等级也是相当复杂的。比如 卿，又分“上卿”和“亚卿即”。人夫区分更多，据《荀子》、《目氏春秋》、 《韩非子》、《战国策》、《管子》、《孙膑兵法》等书记载，有“上大夫”、 “中人夫”、“下大夫”、“长大夫”、“国大夫”、“公大夫”、“五大夫”、 “属大夫”、“州大夫”、“都大夫”、“五校大夫”、“偏卒大夫”、“五属大 夫”、“列大夫”、“散大夫”等，这些“大夫”之称，有的指爵，有的指 ①②（左传·襄公二小六年》 ③《左传·昭公三年》 王《商君书·境内》 《史记·白起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