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观的一面镜子，探讨美国政治学的客观性及其对民主承担的 义务。美国政治学家对国外专制政权不加批评的历史记录，已 经对政治学与民主之间的所谓联结关系提出了疑问。国外政权 从朋友到敌人的转变与政治学家对这些政权的看法之间的一致 关系，证明了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社会科学总是为某特定的观 点而述。 然而，一耳我们注意到美国的战争与政治学家对美国白身 形象描述的改变是一致的，认识到这些战争对政治学与美国政 府之间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属于一致模式，那么这一典型的美国 学科特征也就见怪不怪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政治学家为 回应内战后提出的挑战而采用的理论：美国的德国（廿耳曼）身 份理论和国家主权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给那些受不关心政治 的开明专家控制的美国幻想以沉重打击。冷战破坏了“民主” 与社会经济学理想之间的关系，呼应了多元化(pluralistic)、程 序式(procedural)的美国民主观点。冷战也增加了政府对专业 政治学家的需求，政治学家对此非常乐意效劳，尽管他们从自己 的理论中去掉了国家机器成分。越南战争拉开了学科与政府的 距离，但是，这种疏远关系恐怕会因反恐战争的升级（如果不是 从冷战开始的话)而划上句号。 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学 政治学家如何给带有国家和历史观点印记而又不承认那种 观，点的思想体贴上标签呢？什么样的国内社会科学术语能描述 那种无需自我检验并月视为永桓和普遍皆准的人性化思想呢？ 政治学家也许把这种思想称作意识形态。遗撼的是，他们几乎 从未反省他们己思想中的意识形态属性（然而实际上，缺乏 ·19·
反省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痕迹)。就像一门有目的的科学一 样，美国的政治学是一种具有历史和国家根系的意识形态。 我使用的是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按思想家如卡 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的理解，它的知识根植于特定的补 会和历史环境中。它的传播者被错误地（如果真诚地）认为是 普进的，的我并不是说，美国的政治兰成了带有“主义”(sm)的 意识形态一一种导向清晰规范月标的周定、慑硬和严密的思 想体系。确实，把意识形态概念定义为“主义”本身就是美国的 国际对手的户物。它在冷战的高期得到普及，当时美国知识 分子把意识形态的僵硬和热情归因于极权政体而在美国本土却 宜称“意识形态终结”，的美国的政治学不是-一个固定的“主义”， 而是经常改头换面：不是僵硬和一以贯之，而是随着争论和分歧 摇摆。但是，在反反复复的变幻中暗藏着一个永恒的潜流： 美国。 美国的福祉是该学科的主要价值所在，而且政治学表上 的客观概念掩盖了对美国的规范梦想。当政治学家争论抽象的 概念—特别是涉及民主概念时-一他们实际上是争论美国的 身份以及这一身份应该是什么。而身份或日白我认识(self-um- derstanding)其实是空洞的，除非将它放在与“他人”(Oher)的 关系中去比较。只有通过与“他们”(Them)比较异同，“关国” 才能凸现意义。”因此，美国政治学家不断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比 较美国与国外政权制度的方式，来确定美国的身份。然“美 国”是政治学永久关心的主题，但是，“美国”身份也不断受到质 疑，且容易变化。因为身份是一个理性概念，因此，对“美国”的 想象与修正(revision)必须包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与修正。美 国形象和世界形象的彼此构建，具有三个周定的意识形态图景 第一，对美国形象的看法，政治学家中可能存在“抵制派”(opo- ·20·
sitional),认为美国的制度结构上不健全，并寻求大刀阔斧的改 造。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很阿能认为美国至少比一些海外国 家低下，他们可能希望按国外某一革命模范形象彻底改造美国。 第二个可能的意识形态图景是“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在 这一观点看来，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健全的，不需要学习或借鉴国 外制度。民族主义有两种形式。就其低调形式而言，它等同于 “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即美国的制度是优秀而独一无.二 的，因此不能传授给其他人。从其“必胜性”(riumphal)形式 看，民族主义意味着，美国如果变得更像世界，美国会一无所获， 而世界如果变得更像美国，世界会收获颇丰。第三，在“抵制 派”和“民主主义者”之间，还存在一种“妥协主义”(accommoda~ tionis1)观点。然而，民族主义和抵制派的意识形态分别表现为 保守和激进，而妥协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则以改革主义者面口 出现。从妥协主义观点看，美国的政治制度在结构上是健全的， 但受重大缺陷所困扰。妥协主义改革者也许会从国外寻找解决 办法，矫正他们在美国发现的缺陷。他们可能不会照搬国外的 整个模式，但会选择性地借鉴这些模式的某些特质，弥补美国的 可能缺憾。 概括地说，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观看，美国几乎没有什么需 要问世界学习的地方；从抵制派的观点看，美国必须从根本上吸 取世界的经验。而对妥协主义而言，美国应该学习世界，只要这 种学习是适度的，并具有选择性。8 抵制派的意识形态很少能调和政治学中已有的共识，更不 用说主导这一学科。诚然，从来没有哪位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能 被冠以“知识分子取向的激进者”之名（至少在他们赖以成名的 著作中所表现的取向未表明这一点)。抵制派的意识形态边缘 化倾向有一个惟一的例外出现在20世纪30和60年代。在大 ·21…
萧条期间，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大学里赢得了大量追随者，迎合 了年轻政治学者的想象，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有许多朋友在 西班牙内战中与林肯·布里格兹(Lincoln Brigades)并肩作战。 他在1938年完成的论文对美国的“富豪阶级”大加挞伐。920世 纪30年代，罗伯特·达尔、戴维·伊斯顿、西摩·马丁·李普塞 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赫伯特·哲蒙(Herbert Simon)、伊锡 尔·德素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和_二战后成名的其他 学者，都与各种社：会主义有瓜葛或有过短暂的曖昧关系。"同 样，当今政治学界一些很知名的高级学者在他们20世纪60年 代的研究生时代也支持过澈进的政治。在这两个时期，大多数 是研究生或年轻的教员被激进的左翼冲击波一扫耐空，而且这 一冲击波大起大落。 历史上.，政治学讲义一直在民族主义和妥协主义立场之间 来回摇摆或分製。在大萧条期间，该学科很极端地摆向妥协主 义。虽然有些政治学家对激进主义暗送秋波，们该学科的主要 獭向还是接受“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气息一一这一气息把美国 诊断为重病在身而不是病入膏肓，它开的药方是让改革者而不 是革命者的万能药来医治病症。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学家指望 包括纳粹德国和苏联在内的国外政体成为美国行政效率和社会 规刻的典范。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该学科摆向保守的民族主 义。就低调表现形式而言，民族主义在罗伯特·达尔的名著 《民主理论的前言》的结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指出，虽然美 国的政治制度“不是为了输送给其他人”，但它是一个“在不平 静和极端的人们管理一个巨大、多样和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中 维持社会和平的相对有效体制”。就其必胜性表现形式而言， 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体现在西摩·利普塞特的表述中：美国式 ·22
的民主“是运作良好的杜会本身”，而“解释20世纪中期西方民 主的实施情况有助于亚洲和非洲的政治斗争”。这种必胜性表 现的民族主义在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悉尼·维巴(Sidney Veba)大获成功的著作《公民文化》中也清晰可见，该书毫不掩 饰地歌颂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的政治天才，而把其他的政体排 在发展梯级上的较低位置。！ 在其他时期，政治学的说教则同时阐述了民族主义和妥协 主义两种观点。例如，20世纪90年代政治学的大量内容是围 绕“民主化”和“民主和平”来布道的，明显把美国放在了批界典 范的位置。2而与此同时，政治学的讲义又对美国公民精神的衰 落表示忧虑。此种担扰反映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 的成功之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中，该书是对《公民文化》的继 承。在本书和随后的著作中，帕特南把意大利北部描述为值得 美国人学习的公民结合模式。因此，帕特南摆出一副妥协主义 架势，与《公民文化》一书中充满必胜信念的民族主义形成鲜明 对比。8 这种意识形态二元性有时反映在政治学家对个别国外政体 的理解上。例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意大利研究专家亨 利·R.斯潘塞(Henry R.Spencer)认为，墨索里尼的独裁是合 理的。他的理由是，盎格鲁一撒克逊民主太先进，不适合落后的 意大利（这是一种民族主义姿态）。同时，我们已经看到，也有 其他学者把法西斯意大利看成是可以潜移到美国的技术试验场 (这是一种妥协主义姿态)。“这两种意识形态特性甚至在单个 学者的学术中同时具备，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伍德 罗·威尔逊事例一样。在威尔逊的眼里，美国既出类拔萃又有 瑕疵，既是世界的模范又需稍加改造。 我关于美国政治学中美国与它的敌人相互构建形象的观点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