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传统促使他们不存偏见地研究纳粹的行政改革，并考虑 应用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活劫一表明了长期受仰慕 的官僚机构如何非常合理地推行恐怖的政治计划一一最终对这 一观，点提出了质疑：行政带有政治性，使政治学家（已经太迟 地)意识到马克斯·韦伯对官僚机构的悲观看法。纳粹“教训” 解释了为什么此次战争之后公共行政很快陷入了长期的身份危 机，也表明为何它丧失了先前在美国政治学界所拥有的地位。” 美国的下一次大冲突—冷战一给政治学留下的烙印， 将在第三和第四章讨论。美国与苏联的冲突使政治学抛开了与 衬会主义相联系的理想和观念，尽管这一联系是单薄的。20世 纪50年代早期，业内的领导者自觉地认定政治学是一种“行为 科学”(behavioral science),因为在一些政客和基金会成员的头 脑里，“社会”科学与社会主义含混不清（不同于业内流行的观 点，新标签与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概念毫无关系)。8“社会控 制”这一术语（及其幻想）的消失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尽管年 事已高的查尔斯·梅里亚姆坚决维护“有计划的社会一定是民 主社会”的观点，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那种浓烈的反共产 主义气氛下，任何带有“计划”二字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太苏联 化，不被政治学概念词典所收纳。 20世纪30年代非常流行的先进“民主”概念也遭受了同样 的命运。在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期间，政治学家以相同比 重的经济与政治术语、理想与选举程序给民主下定义。默尔· 芬索德1934年说过：“民主关心根除贫穷…和减少失业一样 关心普选权。”查尔斯·梅里亚姆则部分根据理想如“人类的完 美性”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利润的公平分配来定义民主。 然而，19世纪50年代，政治学家得出结论认为，信赖人类 的“完美性”与“极权主义”政体属同一病症，他们放弃了民主中 、14…
的大量幻想，因为这种民主倾向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研究中所倡导的程序定义(procedural definitions)。 这十年中，戴维·化鲁门(David Truman)和罗伯特·达尔(Rob- ert Dahl)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把美国民主政府解读为由民主社 会與论协调一致的多元化社会过程。那种把美国看成由技术政 治精英从技术上控制团体间冲突并引导社会朝目标挺进的强大 国家的幻想，已让位于这种思潮：美国的政治不再需要不关心政 治的、思想开明的行政官员来拯救。就如特伦斯·鲍尔(Ter ence Ball)所说，正当被罗斯福新政一20世纪30年代梅里亚 姆和许多政治学家为此奋斗过一一寄予厚望的国家变成具体现 实之际，国家被美国政治学的概念清单淡忘了。只有冷战的背 景能解释这种悖论。9 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学表明了另一种悖论。就在国家机 器一一设计者、行政官员、政治技术专家一被政治学讨论所忽 视之时，著名的政洽学家们狂热地把其专门技术随心所欲地用 于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部」。政治学与国家的交织程度前所未 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家参加了威尔逊政府的宣传 运动，此时政治学与国家安全部门开始了短暂的亲密接触，并在 二战期间迅速发展为一种持久关系。20世纪40年代早期，政 治学家成群结队地涌人华盛顿迅速膨胀的联邦政府里任职。其 中一些人加人了情报和心理战争部门，这是对他们的学术生涯 和整个政治学专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像战略事务办公室 (Office of Strate罗e Services)、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 formation)以及国会书馆哈罗德·拉斯韦尔宣传分析部，扮演 一种非正式的研究生院角色，美国许多出类拔萃的思想家云集 于此，指导年轻才子的研究方法。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从与哈罗 德·拉斯韦尔的接触中受益的学者听起来就像战后社会科学的 ·15·
名人录，包括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海因 茨·尤劳(Heinz Eulau)、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 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莫里斯·贾诺威茨(Morris Janowi~ z),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内森·莱茨(Nathan Leites)、丹尼尔·勒纳(Daniel Lemer)、伊锡尔·德索拉·普尔 (Jthiel de Sola Pool)、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等。他f们 和其他学者的战时作品不但提高了他们的专业研究技能，而且 容易使他们形成这样一种认识：他们在回应由冷战产生的新要 求时处于有利位置，是心理学和意识形态战争专门知识的需要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的学术生涯是~·个相关个案，我将 在第四章加以详细论述。20世纪30年代，阿尔蒙德在梅里亚 姆和拉斯韦尔名下从事研究，并在战争期间一面继续他的非正 式教育，一面研究宣传与公众道德。.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 年代，阿尔蒙德在空军大学(Air University)、国务院、海军研究 部(Office of Naval Research)、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空 军车、白宫心理战胳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of the White House)等政府部门担任过顾问。阿尔蒙德的著作《共产 主义诉求》(The Appeals of Communism)(I954)是在美▣阻遏意 大利和法国共产主义的背景下研究完成的，而且仰尔蒙德使心 理战胳部与他的研究结果同步。此书的部分研究任务交给了民 意测验专家埃尔莫·威尔逊(Elmo Wilson)。二战期间，后者曾 与阿尔蒙德一道任职于战争信息办公室。威尔逊的民意测验机 构与美国新闻总署(U.S.Information Agency)关系密切，也为阿 尔蒙德后来的杰作《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承担过大部 分的本领域学科研究。《公民文化》明显是由“正在形成的国 家”为赢得人心和思想的需要而激发的，阿尔蒙德自觉地把他 的研究视为梅里亚姆对市民教育研究的续篇，这又反过来激起 ·j6
了梅甲亚姆为赢得意大利人民的人心和思想而战。因此，《公 民文化》被认为是政治学学术与外交政策政治彼此支持和融合 轨迹的顶峰， 第四章列出了政治权力与政治学在冷战背景下鱼目混珠的 三种方式。一是，战后公共行政学科地位的下降被公共行政学 者积极参与美国对不发达国家（包括越南）的对外援助项目的 热情所缓解。政治学依恋于政治的另外两个事例是，麻省理工 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由中央情报局资助、建立于麻省理了学院 政治学系的智囊团)的冷战研究事业以及与埃大伦·柯克帕特 里克(Evron Kirkpatrick)相关的故事。柯克帕特里克1954年离 开雨务院情报部门，当上美国政治学会执行主任。在投身于民 主党自由反共派并与美国中央情报部门保持秘密联系的同时， 柯克帕特里克把政治学的身份提高为一门客观科学。 所有这些情况已经清楚地（如果不是完全地）表明了冷战 期间美国政治学与美国外交政策部门之间的亲近关系。政治学 与美国外交政策政治之间的这种亲昵现象，对政治学研究的科 学方法即研究者与研究目标互为分离的前提假设提出了挑战。 第四章还讨论了越南战争给政治学的说教打上的烙印。首 先，越南的经历在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的调解下， 为比较政治学“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方法的兴起播下了 种子。波普金先是为五角大楼发起的反叛乱(counterinsurgen- y)研究项目工作，后来因拒绝配合政府调查五角大楼文件泄露 事件而进了监狱。他反对以拉斯韦尔、阿尔蒙德和阿尔蒙德的 弟子白鲁恂(Lucian Pye)为代表的著述中所提出的心理与文化 方法，并首次推出了重大理性选择，分析第三世界的政治。2 越南战争是造成内在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在20世纪60 年代后期政治学学会中产生了强烈的（倘若是短暂的）民主复 ·7+
苏。另外，越南战争也是对美国政治中盛行的多元论幻想提出 严重挑战的背景。对政治学理论和美国政治学的学生而言，对 多元论的觉醒引发了他们对社会芪主或参与民主等观念的兴 趣。就比较政治而言，逃离多元论促使学者思考那些重视“国 家”(the state)月治的概念，尤其是社团主义(corporatism)*。然 而，20世纪80年代，这些对多元论正统观的挑战消逝了，今大， 美国政府多数大学的教材仍把美国描述为一个多元化民主 国家。 最后，在另一逐步展开的政治学、国家、国家概念间的荒谬 关系中，越南战争在回应“把国家重新纳入理论框架”呼声的同 时，引发了政治学与现实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战争升级和战 后紧缩防御开支所造成的预算压力，对国务院在政治研究方面 的慷慨投资产生了不利影响，减缓了20世纪50和60年代风靡 政治学界的行为（科学）革命的发展势头。越南经历也在政府 和学术机构之间打进了楔子，在美国的大学里产生了一种思潮： 社会科学家与政府情报部]之间的合作被视为缺乏职业道德。 冷战结束以来，反对学术与政治勾结、呼吁规范的呼声已经 消失。正如位与中火情报局有联系的耶鲁大学政治学家 2000年底所指出的，教授们与美国情报部]的合作“现在就在 咫尺”4。为回应2001年9月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 而发动的“反恐”战争，可能再次拉紧美国政治学与美国政府之 间的关系。问题依旧是，在为美国政府利益服务的同时，政治学 能否成为一」客观、公正的科学。 为突重点，我在木书中把美国外交政策作为反映该学科 把整个社会纳人极权国家指挥下的各种组合的理论与实践。一译者注 ·18◆